了解一点清朝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清风明月”这四个字在清朝文坛上的分量。并不是因为这四个字有多高的文学性，也不是因为“清风明月”在诗词中颇高的登场率，而是因为这四个字在清朝一度与“文字狱”扯上关系。
一桩“清风案”，让世人看清了所谓康乾盛世背后，残酷的文字狱。
实际上，“清风明月”是历代文人们最喜爱的话题，我们在不少古诗词中都能看到这四个字的影子。然而有清一朝，行文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引用了这四个字，便会招致杀身之祸，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大帽子。
“反清复明”意味着什么？
只要与这四个字牵扯上关系，轻则身陷囹圄，重则脑袋搬家，连一家老小都要受到株连。
康乾时期盛行的文字狱，一度给有心人提供了构陷敌人的机会，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对方的文字中寻找漏洞，对其进行构陷和污蔑。只要能将文字案坐实，不但会让政敌垮台，连他的家小都会受到株连。更有不少官员，因为一步不慎，迈进了“文字狱”的浑水中无法自拔。
在当时，最有名的一桩“文字狱”冤案就是“古稀案”，因这起案件身陷囹圄的，就是乾隆朝的三品大员尹嘉铨。
尹嘉铨青年中举，官运亨通，先是在山东、甘肃等地担任地方官，后来被调入中央担任大理寺卿，官居三品。在大理寺任职时，尹嘉铨负责稽查觉罗学，说白了就是负责满族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
乾隆时期，尹嘉铨给满族贵族子弟安排的课程是《小学》。《小学》是程朱理学的产物，是一部以封建道德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读物。尹嘉铨自诩当世大儒，他亲自编撰了一部《小学大全》，对《小学》进行了拓展和补充。
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告老还乡，回到家乡河北赋闲。同年四月，西巡的乾隆途经河北保定，尹嘉铨一心想要拍皇上的马屁，可乾隆根本没打算召见他。为了得到觐见的机会，尹嘉铨写了两份奏折，想为故去的父亲谋个谥号，并希望能够从祀。
尹嘉铨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如果乾隆召见了他，不但能让他博得孝子的美名，还能趁着这个机会出一把风头。就这样，尹嘉铨让自己的儿子带着奏折面圣，自己则守在家里等消息。不过，令尹嘉铨万万没想到的是，乾隆读过奏折后，非但没有批准，反倒龙颜大怒，还亲自在奏折上批复“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要知道，乾隆不同于其他皇帝，他最讨厌的并非贪官，而是那些沽名钓誉想博的美名的“清官”。尹嘉铨并没有等到好消息，反而等到了缉拿他的官差。于是，尹嘉铨被捉到刑部连夜审讯，尹府也被抄了个干干净净。在查抄尹府的过程中，总共有三百套藏书、一千五百本散书、五十八卷字画、一包书信及若干书板被查抄。
尹嘉铨是清朝时期极具盛名的道学家，他家中的珍藏远非一般人能比，而且尹嘉铨一生著述的数量也极多。尹嘉铨亲自编撰的书，就超过了八十部，加上他作序或注解的作品，总共能超过九十种。然而，在尹嘉铨被打入刑部后，他留下的这些文字都成了刑部检阅的重点内容。经一番检查后，尹嘉铨的文字中总共被查出一百三十多处“忤逆文字”。
更严重的是，在《名臣言行录》这部尹嘉铨的“大作”中，查出了“古稀老人”四字。要知道，乾隆在七十岁时亲自写了一首御诗，将自己称作“古稀”，还命人打造了一方有“古稀老人”字样的大印。从这以后，再无文人敢用“古稀老人”四字，尹嘉铨的行为无疑犯了乾隆的忌讳。就这样，想要为父亲求个谥号博得美名的尹嘉铨，稀里糊涂地被卷入到“古稀案”中。
尹嘉铨当了一辈子官，虽然没混到位极人臣的地步，但他已贵为大理寺卿。按理说，混到这个地步，能风风光光地退休，告老还乡，总该满足。可惜，这世界上总有些人不甘心功成身退，功利心使他们根本无法满足。在古代的官僚制度中，这种人比比皆是。寒门学子没钱没名的时候，物欲与权欲极其强烈，得到了功名后，物欲与权欲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等到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权欲和物欲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后，便又想着为自己博得身后名。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对名望的渴求达到巅峰。
尹嘉铨就是这样的人，他之所以面临杀身之祸，完全是因为他无法扼制住“求名”的欲望。尹嘉铨被押赴京城，先后被审讯了十七次。在审讯的过程中，主审官多次羞辱他，将他强娶烈女这件事无限放大，大书特书，公诸于众。受到舆论抨击的尹嘉铨，跪在大堂上把自己的脸都打肿了，一边打一边骂自己是假道学的败类，是欺世盗名的文人。就这样，一个在前半生享誉盛名的学者，到了退休时晚节不保，为了所谓“美名”身陷囹圄，成为一文不值的臭虫。
实际上，尹嘉铨想要求名，倒也不算是心血来潮，着实是他的夫人太不懂事。根据尹嘉铨的供词来看，他之所以不顾晚节，向万岁爷索要名声，完全是他老婆出的主意。在尹嘉铨告老还乡之前，他曾向自己的老婆打包票，说退休时万岁爷一定会赐下顶戴花翎，让他荣归故里。不过，尹嘉铨太高看自己了，乾隆并没有赏他花翎，反倒有点讨厌沽名钓誉的尹嘉铨。
这件事被尹嘉铨的老婆听说后，隔三差五便拿出这件事笑话尹嘉铨，以至于这位退休的三品大员在老婆面前无法抬头。实际上，作为一名朝中大员的夫人，有些荣誉感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些对名誉的要求一定要有个底线，千万不能让丈夫太过难堪，更不能冒着被抄家灭族的风险强求。显然，尹嘉铨的老婆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尹嘉铨才会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向皇帝狮子大开口，索要声名。
结果又如何呢？
尹嘉铨积累了一辈子的清誉毁于一旦。
乾隆四十六年，三堂会审的结果公布，尹嘉铨被判处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充公，尹家超过十六岁的男丁全部处斩，余者充作奴隶。乾隆看过奏折后，为了表示大度，免了尹嘉铨的凌迟，将其改判为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于连坐。
三天之后，乾隆又颁布谕旨：“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皇帝的命令一下达，各地官员立即风风火火地查抄审阅，由于尹嘉铨曾在多地任职，所以这次审阅的范围非常大。
尹嘉铨亲自撰写的书无一例外，全部被焚毁，而尹嘉铨参与作序的书籍，则采用抽毁等方式，将尹嘉铨的文字尽数剔除。最后，总共有七十九种与“古稀案”有关的书籍遭到销毁，其中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随王草择言》、《皇清名臣言行录》、《尹氏家谱》、《思诚轩奏疏》、《二山尺牍》、《就正录》等。
我们知道，在清朝类似的文字狱冤案不胜枚举，这种以文字定罪、杀人、禁书的做法在当时早已经司空见惯。尹嘉铨本人都难逃死罪，他的作品更是在劫难逃。尹嘉铨本人先是遭到批捕，尹府被查抄，其作品遭到审阅，最后尹嘉铨更是难逃一死。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看到尹嘉铨的作品了，所以无法断定他的文字中究竟有多少“大逆不道”的禁忌成分。总而言之，这起因博取美名而引发的文字狱案，充分体现出清朝统治者的独断专行与残暴无端，以及以尹嘉铨为典型的清朝官员沽名钓誉的无耻行径。
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桩“古稀案”虽然比较曲折离奇，是一个退休官员因为怕老婆而引发的，但其中的惕励意味还是不容忽视的，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实际上，人的一辈子就像是加减法运算。
年轻时理应在名利场上奋斗，不停地做加法；在晚年之后，就要考虑做减法了，一直减到身无旁骛，像呱呱坠地一样赤裸裸地离开尘世，一切回到原点。所以到了一定年纪，一定要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呢？
尹嘉铨一案，虽然处于文字狱盛行的特殊背景下，但一切的根源皆在尹嘉铨本人身上，怪不得旁人。正所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到老年，一定要有一种豁达和乐观，千万不能效仿尹嘉铨，功成身退后还不忘浮名，最后为了名誉付出巨大的代价。
参考资料：
【《满清文字狱》、《“人来疯”送了自己的命——清代尹嘉铨案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