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柏罗，原名刘铧锋。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杰出的领导者，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和国家，为党和国家的国防科技工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在钢铁、冶金、电影电视工业、国防科委等多个部门都有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同时，还参与了“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项目——荣获1988年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并获个人荣誉证书。同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柏罗

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刘柏罗之子刘大地。

▲刘柏罗之子刘大地

走进革命队伍

1917年11月，刘柏罗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一个知识家庭。1931年“9·18”事变爆发，14岁的刘柏罗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与欧洲回国人员的接触中，他了解到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心中的革命种子开始萌芽。

1934年8月，刘柏罗和同学一起来到北平，考入张学良专为流亡学生创办的东北中学，就读于高中一年级。1935年，因参加“12·9”爱国学生运动，引起校方不满，毅然选择从已经迁移到河南鸡公山上的东北中学退学，奔赴北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父亲当时是以全校第5的成绩考入东北中学的，学习期间他还鼓励和发展其他同学参加革命活动。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父亲毅然选择从学校退学，奔赴北平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华北民众武装自卫会。”刘柏罗的儿子刘大地说。

1936年初，自卫会的领导被捕，刘柏罗与同学转入了地下工作，并在上海松江秘密参与组织研究时事读书会活动，同时为一些东北军的军官和中国地下党牵线。次年，“7·7”抗战爆发后，刘柏罗在武汉参加秘密学联的革命工作并加入了革命队伍——八路军。

军工伉俪互相解决对方难题

1938年，刘柏罗随八路军在陕北、晋绥抗日根据地参与或主持了自主技术研制建设步枪厂生产线、火炸药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等工程。这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军工局，刘柏罗出任军工局技术员。随着军工局的发展，解放区的军民工业逐步形成了规模。

在军工局期间，刘柏罗主要从事机械设备制造工作，和大量创造性的设计、研究工作，研制多种机器设备和仪器，设计水面爆炸迫击炮弹引信，研制‘落尺式炮弹初速测定仪’，用以测量炮弹发射的初速度，活塞式炮膛压力仪等，完成了小蒸汽发电机设计与制造工作，设计煤气发生器，使用煤气为汽油机提供燃料并发电等。

正是在军工局工作期间，刘柏罗与自己的爱人吴路青相识并相知。

“在工作中，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吴路青。我母亲是1944年延安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化工系首届本科毕业生，在军工局担任化工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解决对方的技术难题，逐渐产生了感情。”在接受采访时，刘大地简要讲述了父母的爱情故事。

▲刘柏罗与吴路青合影

据了解，火药和炸药的研制是保证炮弹准确击中目标的关键，吴路青参与研究生产的火炸药，有效地支持了各种手榴弹、子弹、炮弹等爆炸物品的产品质量，支持了炮弹的精准发射。

“1945年以后，在南方的解放战场上，发生了手榴弹受潮不响的情况，很多人都收到了这个课题，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上面表示谁能研究解决办法就用谁的。母亲跟我父亲分析，原因在于南方的潮湿天气，防水防潮应该是主要解决的问题。手榴弹离不开木把，母亲想到‘油炸木把’的方式，顺利解决了木把的脱水防潮问题，再与其他防潮措施一起，可以让手榴弹在水中浸泡半个月不受影响。”刘大地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对母亲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吴路青

1947年，刘柏罗在晋绥主持建设小高炉工程，夫人吴路青负责炉料配方设计。刘大地笑称：“当时农村迷信，妇女能炼铁是个奇闻。高炉点火时十里八乡的老乡赶来观看，发现母亲真能炼出铁后，打破了迷信，被老百姓夸赞为‘八路军炼铁女神’。”

资料显示，部分高炉使用木炭燃料，用当地的铁矿石和炼铁添加剂。边区矿石、辅料中磷、硫等杂质较多，为减少生铁中的杂质，铁水需要在高炉里多练一段时间，向高炉吹高温助燃风，风温越高越好。刘柏罗设计的热风炉可以将风温提升到650℃，大大地节约了炉内燃料，属于世界当时的先进水平。

为新中国造出第一条新型钢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刘柏罗在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任第一副局长，负责组织、恢复被国民党大肆破坏的钢铁企业（重钢）。正是在此期间，制造了新中国第一条12.5米长的标准重轨，为新中国第一条自主能力铺设的成渝铁路提供了钢轨。同时，还为抗美援朝提供了所需的钢轨。

“为了扩大销路，父亲到北京铁道部推销钢轨，却没有查到重钢生产的型号。通过了解才知道，该型号钢轨已经淘汰。回去后，他就组织大家按新型号研究改造，最终造出了新中国所需的新型钢轨。当时，朝鲜战场需要的是老型号钢轨，重钢早期生产的正好也可以用上了。”刘大地解释称。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柏罗担任冶金部钢铁技术司司长。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他鼓励相关单位采用“大风、高温、精料”的延安高炉炼铁经验，但多数人对他的经验之谈心存疑虑。结果，首钢总工程师安朝俊在50吨高炉上进行了试验，成功突破了苏联960℃风温限制，达到1100℃新纪录。随着该项技术推广，当年全国生铁产量取得翻一倍的成绩，使我国高炉冶炼技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两弹一星”背后的功勋人物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的国防协议，撤回专家，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为此，中国核武器研发进入了十分困难时期。

为了不被“卡脖子”，中央于1962年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主任。专门委员会成立之际，周总理点名将刘柏罗从冶金部调到专门委员会任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和国防工办副秘书长，协调“两弹一星”的研发工作。

专门委员会成立后，周总理交给了刘西尧（组长）和刘柏罗（副组长）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研1964年下半年原子弹能不能爆炸。在做了详尽的调研后，刘西尧和刘柏罗等人发现存在大量问题，例如原子弹需要铀矿，但铀矿的提纯、选矿、厂址、建设资金、技术规划等所有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做好以上这些准备工作，没有三五年时间是做不到的。

据刘大地回忆，“当时，很多同志提出要建设完整的核工业体系。这种完整的核工业体系要想建设起来，就正如赫鲁晓夫所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我父亲与筹备组人员了解研究后，得出结论‘要想尽快地造出原子弹，可以用手工的方法，选出试验所需数量的材料’。在落实了所有问题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和解决办法，如解决办法都能逐一落实的话，1964年下半年爆炸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1964年10月16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为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称，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可以说我国的核武器研究之所以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国外用很长时间才能达到高度，这些都跟延安精神分不开，我们是一个大团队，大家一心一意为国家，为民族做事情，不计私利，这个时候就可以集聚最大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效率。是一拨人接着一拨人所实现的。”刘大地补充说。

原子弹已经成功，氢弹自然不能落下。

1967年5月，周总理主持了中央专委第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氢弹投弹模拟试验时，降落伞出现不能正常开伞和破伞的小概率问题。暂未得到解决，只能选择临时加固的方式，好在未发生小概率情况。6月17日上午，新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起爆。

由于正值“文革”时期，这个小概率事件，一拖就是12年。后来，发生了事故，伞没有打开，氢弹摔到了地上。1980年，刘柏罗带着周总理生前的嘱托来到基层解决降落伞问题，在关注到工人包伞的工序后，发现此前包伞图例有误，从而排除了困扰大家12年之久的隐患，了却了周总理生前未了的一桩心思。

电影电视工业的奠基人

1969年，刘柏罗受周总理的委派，兼任电影电视工业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电影电视工业初创。他运用市场经济学说，打破传统行业条块，投资上海金星钢笔厂生产电视机的筹建与发展，拓展到电子部系统以外开展电视机生产、研究，通过开展市场竞争促进行业发展。

我国影视工业建设和科研很快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突出代表产品是彩色电视机和乐凯彩色胶片。

“父亲从一个外行，变成一个较为深入了解的内行。得益于全国各个单位的大力支持。在乐凯彩色胶片的研发过程中，深知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当时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的局面，只能从零开始，逐步攻克了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通过不断试验、改进，逐步提升了乐凯彩色胶片的各项性能指标，使之在色彩饱和度、分辨率、感光性等方面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刘大地说。

▲刘柏罗之子刘大地

那时，刘柏罗经常深入一线，与摄影师和消费者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对彩色胶片的期望和建议。这些宝贵的意见，为乐凯彩色胶片的持续改进和优化提供了重要动力。

在刘柏罗的带领下，乐凯彩色胶片逐渐在市场上崭露头角，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和好评。乐凯彩色胶片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感光材料工业赢得了国际声誉。

1976年，刘柏罗回归部队到了国防科委，任科技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组织领导了三倍超音速风洞试验台的研制工作，提出了柔壁喷管关键技术研制路线，使我国成为世界第5个具有高速飞行器风洞试验能力的国家，为空间技术研究提供了关键试验条件。

1985年1月，刘柏罗离休。在离休之后，出任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其所参与的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项目荣获1988年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1988年7月，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在此后的1992年，荣获兵器工业特殊荣誉奖章、证书。

“每当父母讲起在当年在艰苦困难条件下，艰苦奋斗所取得成就时，都会激励着我。谈到所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时，父亲说过一段话‘所有这些都归功于当事者运用唯物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由低级到高级、循环往复不断的艰苦奋斗和科学思想而成就的业绩’。他经常教育我要广泛读书，积累知识，重在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真理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我都铭记于心。”在采访最后，刘大地动情地谈到了父母对自己的影响。

2004年7月刘柏罗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

撰文：陈威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