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原名莫万，广西南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莫文骅之子莫安临：“父亲的一生，既是典型的军人，普通老共产党员的一生，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极不平凡的一生。”

▲莫安临

母亲力争，莫文骅成家中上洋学堂的第一人

1910年，莫文骅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子村的一个殷实家庭，爷爷莫予双，习武而中武举，任守备职，诰授《武德骑尉》（清制，正五品官阶）。父亲莫廷俊虽为武人之后，却喜诗文，收藏有大量各类书籍，古诗文造诣较深。辛亥革命时曾参加反清斗争，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活动，选为广西自治区参议员。

▲莫文骅

莫安临说：“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爷爷莫廷俊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忧心忡忡，自觉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教导子女崇文习武，自己选择了谨慎求安的处世哲学。”

到开蒙的年纪时，莫廷俊把莫文骅送进了村里的私塾，希望他能够好好念书，尤其是母亲黄婉卿，对莫文骅要求极其严格，盼着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我奶奶黄婉卿，出生在一个靠近广西木马村的贫苦人家，14岁被拐骗卖到了爷爷家。大奶奶死后，嫁给了爷爷当继室。在旧家庭中，买来的丫头，又当继室，自然没有地位。开始生了两个女孩，遭到了家庭和族人的非议，不知流了多少泪，好在后来生了几个男孩，地位才逐渐提高。”莫安临补充说。

▲莫文骅父亲莫廷俊、母亲黄婉卿

莫文骅在私塾读了4年后，新学（洋学堂）已经兴起，母亲极力支持莫文骅去洋学堂读书，闯世界。

“爷爷是守旧思想，谨慎求安，总想把孩子拢在身边，害怕孩子出去闯祸。奶奶不赞同，为此还吵了一架，说生了5个男孩，要出去闯世界，总要闯出一个来，干一番事业，就是去当兵也不怕。这段话让父亲印象颇深。”莫安临回忆说，“在家境衰落的情况下，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这或许是奶奶对改变困境的唯一期盼，也是对社会家庭命运的抗争。”

此前，莫文骅家境还算殷实，家中有田地，并在城里开设了一个卖布的“苏杭铺”。而彼时，家境已经开始衰落，两个叔父早早去世，家中有19口人吃饭，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莫廷俊身上，日子越过越难。

经过母亲的多次抗争，14岁的莫文骅考上了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

立下奋斗目标，让家乡变美好，人们享富足

学校距家约七八里路，中间隔着一条邕江，每天天刚亮，莫文骅匆匆吃完稀饭，拿上父亲事先给准备好的四个铜板去上学。往返摆渡过江用去两个铜板，剩下两个铜板，中午在街摊上吃碗米粉充饥。早出晚归，十分辛苦，但莫文骅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扎扎实实地读了4年，成绩优异。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社会的一些认知，莫文骅没有选择父亲谨慎求安的道路。

1925年，莫文骅从南宁模范高小毕业后。翌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此时，正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莫文骅在省立一中大量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少年先锋》等进步刊物，还读了鲁迅的《呐喊》，甚至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革命思想的熏陶，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青年时代的莫文骅

莫安临说：“当时列强入侵、军阀割据、封建压迫，激起了父亲强烈的反抗意识，年仅16岁，就参加了共青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立下奋斗目标：让家乡变美好，人们享富足。”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以南宁为重点，开始在广西大举“清党”反共，南宁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4月，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包括省立一中在内的多家单位，逮捕了90多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另有10多人被通缉。

莫安临讲述：“5月4日凌晨，在宿舍熟睡的父亲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军警闯进学校照名单开始抓人。于是，父亲被逮捕，关进狱中。在狱中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些进步人士一起，关在一间阴暗、肮脏的监牢里，受尽了折磨，不少人还遭到了酷刑的摧残，甚至献出了生命。”

1928年2月，在对方没有证据，莫文骅又没有暴露共青团员身份的情况下，被无罪释放。出狱后的莫文骅已是体弱多病，只得在家中养病恢复身体。

1929年春，新旧桂系军阀之争，以旧桂系军阀失败而告终。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集团掌握了中央政权，但各派新军阀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同年6月，蒋介石委任广西籍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政局，两人曾深受中共和工农运动的影响，又与新派桂系军阀矛盾重重。所以在掌握广西政权后，选择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动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于是，中共中央派遣了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龚楚（后叛变）等40人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

负责押送百色起义的第一笔军费，20担大洋

此时，莫文骅主动要求，到李明瑞兼任校长的广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分校）学习，以掌握武装斗争本领。经组织同意，莫文骅考入了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同年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举行反蒋誓师大会，任命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与尚未完成学业的部队一起保卫后方。由于仓促反蒋，加之部下叛变，反蒋很快陷于失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卷土重来。

关键时刻，以邓小平、贺昌领导的广西特委，当机立断，决定把共产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力量撤往左、右江地区。随后，莫文骅被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张云逸任命为中尉副官，随该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到达百色。

▲1929年12月7日百色起义前夕同黄奇彦合影

莫安临介绍：“当时包括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都失败了。这些失败特别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由于它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都市，所以成功的概率很低，一旦起义，国民党大批的军队跑来围剿，很难成功。所以我们党接受了这个教训，在百色发动起义。”

“当时，父亲属于在校留守的后方，突然得知大部队马上要前往去百色后，马上赶到了亭子码头，想要随大部队一起前往。这时，就找到了张云逸，父亲回忆：‘张老当时30多岁，留着小胡子，见了他就问，你是不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我父亲说是，于是就任命我父亲为中尉副官。很快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和另一名军官两人押送20担大洋，每担大洋有500块，从南宁到百色，父亲就压着这20单大洋，步行了三天三夜到达了百色。这一批大洋就是百色起义的第一笔的军费。”莫安临回忆说。

11月初，莫文骅所在的部队更名红7军的番号，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政治部主任陈豪人，龚楚任参谋长，莫文骅任军部参谋。

随着起义时间越来越近，红7军的参谋长龚楚找到了莫文骅，交代了一项重要又秘密的任务，制作红7军的军旗和刻关防印戳。“我父亲就拿着几块大洋秘密地找到了一个裁缝和刻章的人，告诉他，你一定要非常保密地帮我完成这个任务。我先付给你一半的大洋，等你完成了以后，我再全部给你，要坚决保密。结果两天时间，对方就把军旗和关防做出来了，我父亲工作就顺利完成了。”莫安临补充说。

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之时，广西百色起义正式打响，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这一伟大壮举而告终。此次起义后，红军人数发展到近万人，工农赤卫军八千多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英勇负伤落下残疾 信守战友承诺

1930年1月，由军长张云逸介绍，莫文骅成为司令部继张云逸、龚楚、叶季壮之后的第四名党员。后续，莫文骅参加了守卫百色、激战隆安和四把、袭占贵州榕江城等战斗。

在随红7军北上期间，莫文骅先后担任第20师辎重队长、20师58团4连政治指导员。1931年，当部队行至广东乐昌河边时，遭遇强大的抵抗，导致部队遭受重创。关键时刻，莫文骅接手了58团2营6连，出任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双重职责，并被任命为红7军军委候补委员。

新组建的6连，成员多为勤务员、司号员、伙夫以及马夫等非战斗人员。在莫文骅的领导下，6连的战斗力突飞猛进，在第三次反“围剿”最后的方石岭战斗中，全歼韩德勤师一个炮兵营，受到上级的奖励。

1932年1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王明控制下的临时党中央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等冒险主张，莫文骅所率领的6连，随红7军攻打赣州。

赣州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敌人倚仗着坚固的城防工事，死守不出，上级决定炸墙入城。红军集中了红一、三、五军团三个军团的兵力攻城，红七军11个连共1200余人负责攻打北门，由于莫文骅所在的第6连前几次完成任务出色，被确定为攻城先锋连。

“根据当时报名，父亲组了一个30多人的‘敢死队’就往城墙冲。攻打之前，身旁工兵连的王耀南（解放军工程兵的创始人之一，开国少将）就告诉参谋长龚楚说，这个炸药埋的地方不对，而且炸药埋得太多，这样一爆炸会伤到我们自己。龚楚一看时间，说不行，现在已经有二十几支部队同时发起这个命令了，一旦更改，根本无法及时通知他们。没办法，只能够硬着头皮上。果然，炸药一爆炸，倒塌的城墙把敢死队全部埋在底下。敢死队倒下后，先锋连要作为敢死队冲上去，我父亲就带着先锋连的全体战士往上冲，冲到一半，前面的人基本牺牲了，子弹过于密集，我父亲被当场腿部中弹，也滚下了城墙，后来就被战士就给救了回来。赣州最后还是没有攻进去。”莫安临讲述道。

提起这段往事，莫安临分享了父亲与上级团政委杨英的一段故事：攻打赣州前夜，58团政委杨英在6连临时驻地睡下，并与父亲畅谈革命形势，鼓励父亲要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还与父亲聊到家世，互相嘱托承诺，说如果谁牺牲了，帮忙照顾一下他们的家人。后来父亲受伤，抬着下山的半路上，碰到了另外一个担架，担架上正是杨英，两人在卫生所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各自奔赴新的战场了，没想这次分别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1935年，杨英在其他战斗中英勇牺牲，牺牲时年仅24岁。莫安临还说，“我父亲一直惦记这个事，杨英是湖南人，但是在战争时期，他无法实现当时的承诺。后来，解放军南下解放湖南的时候，父亲特意在杨英的故乡登了报纸，贴了告示，寻找他的家人，但一直没有找到。解放后，他又让秘书到当地政府找，还是没有找到，一直到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着这件事。去年（2023年），经湖南日报的多年跟踪，终于找到了杨英他们的家，算是帮父亲完成了一件遗愿。”

“一双草鞋，两片干姜，四两腊肉”的阶级感情

伤愈后的莫文骅，离开了6连，落下了残疾，兼任上犹、崇义游击队指挥部临时总指挥。1932年9月，莫文骅调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担任遂川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和第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

莫安临表示，红7军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惊人的毅力，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先后转战广西、贵州、湖南、广东、江西五省，行程7000多里，终于与中央红军会合。红7军离开广西河池时，浩浩荡荡7500名官兵，到达江西时仅剩1300余人。红7军与中央红军一道，抗击了第4、5次反“围剿”后，走上了长征之路。

莫安临说：“现在过雪山，穿着登山靴，穿着防寒服，当年红军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夹金山）的时候，穿着破烂的军装和草鞋。我父亲过雪山的时候穿了一双破胶底鞋，底帮已经快掉了，他拿绳子绑着穿，过雪山上到一半的时候，冻得又非常硬，鞋就非常滑，很容易摔倒，他就把这个鞋给扔了，光着脚走。走了一段时间，脚完全僵硬了。就只好扶着雪山上一个石头站立。当时部队过雪山的人急急忙忙谁也顾不上，很多人一站那就冻死了。后来团政治处一名叫严长庆的青年干事跑了过来，问我父亲怎么了？我父亲说，没有鞋了，走不动了，不用管我，你们走。这时，严昌庆把自己的一双备用草鞋扔给了父亲，我父亲就靠这双草鞋渡过了雪山。在这关键的时刻，一双草鞋如同救人一命。”

“在过草地的时候，由于海拔高，草地上又阴、又湿、又冷，还下着阴雨。冻得很多人已经走不动路，十分疲惫。父亲看到完全走不动的雷经天（时任中央军委干部团战士）已经冻得双唇发紫，马上拿出了自己随身的两片干姜，递给雷经天，让他嚼一嚼，可以挺一阵子。父亲广西人，知道姜的一些妙用，所以就晒了一些干姜留在身上。解放后，雷经天到我们家时，还提到说，因为我爸的那两片干姜，才能过了草地。”莫安临还说。

在长征中的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各种粮草几乎全无，军委机关也十分困苦，一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患病，各种给养都没有。“没办法，就向下面部队求助，说若弄到肉或油给生病的首长补补身子就好了。父亲一直惦记在心，但一直也没有弄到。一天，部队供给处给父亲分了四两腊肉，父亲就马上让勤务员把肉分成两份，送给了周副主席和张局长。这件事张老一直记在心里，一直到解放后，父亲在北京见到张老时，张老还主动提起这事，说，莫院长（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现在你请我吃烤鸭也不如在草地上的那二两腊肉。”莫安临补充说。

▲1937年初同张云逸在延安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孙张晓龙在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曾说：“送给爷爷的那二两腊肉，比金子都宝贵。不单是二两腊肉，这体现了我们红军战士官兵之间，官兵一致，深厚的阶级感情，体现了我们忠贞不渝地执行党的命令和指示、坚持到底的决心。长征精神，就包含了这种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

莫安临感慨道：长征期间，父亲任红军干部团党总支书记，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一起，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此时，离开江西的8万红军官兵到达陕北时仅剩7000余人，原红7军官兵不足150余人。

获得全国优秀模范夫妻称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瓦窑堡成立了新的红军学校，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5月，党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由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部书记。

1937年4月，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莫文骅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对于抗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的，最进步的——抗大的革命和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和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绝不能成为被国内外革命人民所称赞的学校。”

▲1936年与红大一科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起：莫文骅、刘亚楼、罗瑞卿、朱德、张树才、邓飞、杨立三；后排左起：边章武、张爱萍、谭冠三、林彪、周昆、杜理卿、罗荣桓、苏振华、贺晋年、张达志、谭政、宋裕和

正是这段时期，莫文骅邂逅了相伴自己一生的伴侣。

莫安临回忆说，“我的母亲杨枫，是河南洛阳偃师人，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地主家庭，家里除了有几百亩良田，还有粮铺和布店，所以在当时是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父辈又非常支持他们的子女学习，我的舅舅就是在家庭支持下，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领会到了社会的不公平。于是背叛了这个家庭，又动员我母亲离开家庭到北京上学。就这样我母亲就来到北平上学，后来秘密地加入了类似于共青团的组织，分发一些进步刊物等。”

抗日战争一爆发，我母亲就到延安想要参加红军，要参加抗日，于是就到了抗大，认识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当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学校严格规定，在学习期间不得谈恋爱，哪怕是学校的干部、教员要谈恋爱，都要受到纪律处分，还正式发了文件。就有一个部挺重要的干部，违反了这个规定，要给他处分。我父亲还专门去找毛主席求情，能不能网开一面，下不为例。毛主席很严厉地批评我父亲说，莫文骅你这个人！当时出文件，发文件的是你，现在来求情的又是你，你怎么回事儿？我父亲一听，没办法，只好执行命令，给了干部处分。”莫安临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离开抗大了以后很长时间，他们才结为夫妻。”

▲1995年夏，莫文骅、杨枫夫妇在北戴河

说起母亲，莫安临还提到了“母亲差点被认定为特务”的一个插曲：“当时，母亲在马列学院（后更名中共中央党校）期间，由于出身复杂，几乎被打成特务，原因是审查期间发现她送的文件里，有类似“拖派”（托洛茨基派）的文件，幸亏当时校领导彭真过问了此事。彭真说，杨枫怎么看也不像特务，叫来审查一下吧。一审查彭真笑了，你不是特务，但闹不好国民党、共产党都要抓你。国民党抓你，说你是共产党。共产党抓你，说你是托派。实际上这两个你都不是。”

我母亲跟我父亲多年以来感情都特别好，记得有一年，全国妇联评选全国优秀模范夫妻，军队系统总共有3家，我们家是其中一家。

此外，莫安临还介绍了一段母亲千里寻夫的感人故事。“当时父亲刚到东北野战军（后改称第四野战军），母亲只知道个大概位置，就想从延安去东北找父亲，带着我的哥哥，一个饲养员，一匹骡子就出发了。一路走，一路打听，一次上山路滑，骡子驮着哥哥和行李，就从半山腰掉了下去，我妈心想这下完了，儿子也没了。于是，马上下山找，最终看见我哥在山底下哭着，好在无大碍。最终，母亲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了父亲，成为当时流传的一段佳话。”

塔山阻击战胜利，是大家群策群力的成果

时间回到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迅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了保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在延安留下了1.5万多人的部队，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12月，改称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担负着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八路军第3支队南下准备到湘粤桂开辟抗日敌后根据地时，在莫文骅的再三要求下，参加了3支队，任副政委。

▲莫文骅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

“父亲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期间，毛主席曾多次说：我们在边区靠什么吃饭？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这是、党中央对留守兵团的重托和希望。”莫安临说。

“日本投降后，邓小平曾电报中央，要父亲去冀鲁豫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已同意。但当时通信不畅，父亲并未接到通知，而是应林彪要求赶到东北，加入了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上，父亲在南满军区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军区所属的四纵消灭了蒋军号称能征善战的“千里驹师”，首创在东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师的辉煌战绩。

▲右起：萧劲光、莫文骅、耿飙在八路军留守兵团

1948年5月，莫文骅调任东北野战军四纵队任党委书记、政委，与司令员吴克华一起主持纵队工作。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为保障主力夺取锦州，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奉命于辽宁省锦州西南塔山地区对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作战。

莫安临介绍说：“塔山阻击战在中外战争史上堪称奇迹的一个战役，塔山是一个平缓的小坡，无险可守，但是它吸引了国共两党最高层的注意。国民党军队如果冲过葫芦岛就能把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合围，就没有生存之路，毛主席也非常关注，希望能够把国民党关在关外，林彪担心攻下锦州后，能不能守住塔山？心存顾虑下派了4纵防守塔山，我父亲是4纵的政委、党委书记，于是就召开了几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第一个是党委常委会，布置总部的决心，与常委各自明确分工任务。第一个开完了以后，接着是党委扩大会，让全纵队的师以上干部来表决心、分任务。接着又召集第4纵队所有团以上干部集中起来讨论作战方案，部队应该怎么部署等，这次会议司令、政委都不发言，等到讨论结束后，再决定兵力如何部署和炮火的准备等预案。会议结束后，又召开了全纵队的党员大会，传达了塔山的重要性，一步不可退。结束后，再次召开了全纵队士兵动员大会。”

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了胜利，4纵等部共歼灭国民党军计6549人。

“当时国民党军队号称在华北战场没有攻不下的山头，没有丢过一挺机枪‘赵子龙师’（95师）也没有越过塔山。我军以比敌少一半的伤亡代价，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塔山阻击战之后，国民党军一蹶不振，几乎再无胜绩。可以说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大家群策群力，集体的一个成果。”莫安临还说。

时常以未能为家乡多做贡献而自责

锦州解放后，中央调第四野战军提前入关，4纵队（后改称41军）作为先遣兵团，昼夜兼程，隐蔽入关。

北平和平解放时，41军担任警备北平的任务。1949年1月31日，作为41军政委的莫文桦，带领121师官兵，先期接管了北平的防务。经过2个多月的警备任务，北平的治安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匪特基本肃清，游兵散勇消失，工商秩序恢复。

不久，41军奉命南下，将防务任务移交华北部队。莫文桦调任13兵团政委，踏上了解放湖南和家乡广西的征程。

“1949年12月，千疮百孔的南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阔别了20年，父亲也返回了家乡。而红七军官兵，20年后仅剩十几人打回了老家。父亲留在广西担任省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南宁市委书记兼市长，辅佐张云逸完成了肃清土匪、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各项工作。父亲一直认为，能够亲手参与解放家乡和建设家乡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莫安临解释说。

莫安临强调：“为了建设家乡，父亲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希望修复广西铁路，获批后提前完成了任务。视察防城港、钦州等地，回来后报告省委，以北部县城换取了广西的出海口。支持军队出资恢复糖厂、电厂、自来水厂的重新开工。出资兴修青秀山水利，完成了南宁的水浇田工程。甚至与工程师雷开商量，完成了钦州到横县的运河初步方案，以贯通钦州与广东的水路运输。”

1954年，莫文骅奉调进京，参与组建了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院长，莫文骅任副院长。

1955年莫文桦被授予中将军衔。1961年莫文骅出任学院院长一职。十几年来，学院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高级政工干部。经历特殊时期后，1975年，65岁的莫文桦出任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直到1982年光荣离休。

▲莫文骅、杨枫夫妇同儿孙们在一起

“父亲时常为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自责。晚年，父亲思乡之情愈演愈烈，多次不听家人劝阻返回家乡。为了回馈家乡，父亲还将几十件多年收藏的唐宋元明清瓷器、砚台、字画等无偿捐献给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南宁市。这些文物有的购自荣宝斋，有的是他亲选于民间收藏。未能完成建设家乡的愿望，是父亲晚年心中最大的遗憾。”莫安临还说。

“父亲的职位并不显赫，但他获得的三个一级勋章和一级红星勋章是党和国家对他几十年奉献的褒奖。获得此殊荣者在广西仅此一人。父亲的一生，既是典型的军人，普通老共产党员的一生，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极不平凡的一生。”莫安临最后说。

2000年5月，90岁高龄的莫文桦在北京逝世。

撰文：陈威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