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的鲁南大地，战火与硝烟交织的上空，正酝酿着一场关乎抗日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风暴。当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在桃峪会议上掷地有声地提出"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时，与会者或许未曾料到，这个日后被写入军史的战略决策，竟源于一次偶然的基层视察——郯城县长翟新亚嫖妓案，如同一粒火星，点燃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导火索。

1939年3月，罗荣桓率115师主力挺进山东。在一年多时间里，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开辟了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四大根据地，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发展至7万余人。然而，在这些耀眼的数字背后，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在悄然滋生。

1940年9月，罗荣桓在郯城视察时收到群众举报：新任县长翟新亚频繁出入风月场所，甚至染上毒瘾。当罗荣桓当面质问时，翟新亚竟恬不知耻地辩称："这是为了统战需要！"这句话如同惊雷，让罗荣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某些干部正在用"统战"之名，行腐化堕落之实。

据115师政治部档案记载，当时鲁南地区确有部分干部在统战工作中迷失方向。他们与地主士绅称兄道弟，接受宴请馈赠，甚至参与赌博嫖娼。这种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突出，个别县区政府竟出现"白天抗日，晚上享乐"的怪象。

1940年9月16日，桃峪会议在天宝山区召开。这座位于抱犊崮腹地的小山村，见证了115师历史上最严厉的整风运动。罗荣桓在会上历数部队存在的五大问题：腐化堕落、军阀作风、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统战失当。当他讲到翟新亚事件时，会场气氛骤然紧张。

"统战统到大烟馆，这是对革命的背叛！"罗荣桓拍案而起的声音在山谷回荡。他当场宣布将翟新亚停职审查，并成立由政治部主任萧华牵头的调查组。会议期间，罗荣桓收到多封匿名举报信，揭露了天宝山大队大队长廉德山勾结日伪的罪行。这一系列事件，暴露出部队思想建设的严重滞后。

据时任115师卫生部政委的林铎回忆，会议期间罗荣桓彻夜未眠，反复研读《论持久战》，在笔记中写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若不整肃军纪，我们将重蹈历史覆辙。"

翟新亚案引发的连锁反应远超预期。就在罗荣桓部署整风工作时，廉德山率部叛变，将八路军侦察班和地方干部围困在天宝山寨。更令人痛心的是，当115师发起进攻时，叛徒竟胁迫群众投掷石块，导致部队伤亡惨重。

"我们的同志在前线流血，后方却有人在醉生梦死！"罗荣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陈利害。他亲自制定"三步整风法"：首先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组织干部参观日军暴行展览；其次建立"三三制"监督机制，实行官兵互评；最后推行"精兵简政"，裁撤冗余机构。

在整风运动中，罗荣桓创造性地提出"党员十条标准"，将"不贪污腐化"列为首要条件。据115师政治部统计，整风期间共查处违纪干部127人，其中5人被处决。这些举措犹如利刃出鞘，迅速扭转了部队风气。

针对翟新亚所谓的"统战需要"，罗荣桓在整风会议上正本清源："真正的统战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而不是与地主恶霸同流合污！"他亲自起草《统战工作八条准则》，明确规定"三不原则"：不接受超过规定的宴请，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不干涉群众婚姻自由。

为树立正面典型，罗荣桓大力表彰孔昭同部。这位原国民党中将在115师感召下率部起义，其"毁家纾难"的壮举成为统战工作的标杆。1940年11月，孔昭同病逝前留下"协同杀敌"的遗嘱，罗荣桓亲自题写挽联："坚持真理，尽忠报国。"

在罗荣桓的领导下，鲁南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两面政权"工作。通过争取伪乡长、保长，建立"白皮红心"的基层组织，既保证了抗日政令畅通，又避免了不必要的摩擦。这种灵活策略使根据地面积在半年内扩大30%。

桃峪会议后的115师脱胎换骨。据《大众日报》报道，整风运动使部队战斗力提升40%，群众支援前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41年冬，日军5万兵力"扫荡"沂蒙山区，罗荣桓运用"翻边战术"，率部跳出包围圈，在敌占区展开游击战，创造了"留田突围"的经典战例。

更值得称道的是，整风运动催生了"山东抗战文化"。抗大一分校在鲁南6年培养2万余名干部，《战士报》《山东画报》等刊物成为思想阵地。罗荣桓亲自审定的《抗日三字经》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讲纪律，爱百姓，打日寇，保家乡"的口号深入人心。

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翟新亚案已不仅是一起简单的违纪事件，而是一面映照党性的明镜。罗荣桓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将危机转化为转机，使115师成为"党指挥枪"的典范。他的整风实践，为后来的延安整风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