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早上9点左右，北京市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院外突然传来警笛声。紧接着，两辆警车快速驶来，伴随着尖锐的刹车声，车子猛地停在了院子门口。

周围的居民还没反应过来，十几名装备齐全的警察迅速从警车中冲出，快步朝院子方向奔去。

此时，路过的行人都停下脚步，附近的居民也聚集过来，大家东张西望，互相打听：“出啥事了？”

老人一脸不满，嘴里不停念叨着：“你们凭什么随便抓人？难道就没有法律管管吗？”

警察严肃地警告道：“规矩点，别吵吵嚷嚷的，进去你就明白了！”

老头被警察带上警车时，周围看热闹的邻居们纷纷凑上前，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一位妇女惊呼道：“哎，这不是李大爷吗？他向来为人厚道，做事规矩！”

"没错，李叔确实是个热心肠的人。"旁边一位年轻妇女也点头赞同道。

一位中年男子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们想得太简单了，警方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抓人？""没错，警察肯定是有确凿的证据才采取行动的。"旁边的几位邻居纷纷点头附和。

“真是人心隔肚皮！”保安老张感慨道。

警方带走的老者名为李家琪，他在这座院子里已经居住了四年。

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热心助人的长者。

李老头在街上遇到邻居，不论年龄大小，总是满脸笑容主动问候。每当有人家办喜事，他不仅积极参与，忙里忙外，还会大方地送上贺礼。邻居家孩子生病或老人身体不适，他也总是热心关怀，耐心询问情况。

俗话说，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就像画虎容易画骨难。李家琪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曾经是让很多人听到名字就害怕的军统特务，代号“7271”，更是让共产党人深恶痛绝的老牌间谍。

他是军统在北平地区的最后一位负责人。

提到军统，大家都不陌生。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这个组织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主要职责是进行情报搜集和特务活动。在功能上，它与德国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用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军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蒋介石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

这个组织在1938年正式成立，最早由戴笠负责管理，后来由毛人凤接手领导。

军统特务遍布各个领域，他们潜伏在政府部门、军事单位、生产企业、教育机构以及海外使领馆，甚至连宗教场所如寺庙和道观也不放过。他们的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角落，无所不在。

军统在鼎盛时期拥有近五万名正式成员，若包括外部协助者，总人数超过十万。这些特工与德国盖世太保相似，主要从事秘密行动，包括非法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任务，常常规避正规法律程序。

军统凭借对国民党的绝对忠诚，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使得他们能够从全国范围内招募到众多文武双全的精英。

李家琪在军统系统内并非顶尖高手，但其对国民党的忠诚程度却无人能及。

这主要源于他的人生历程。

李家琪出生于1927年，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境相当不错。正因为如此，父母对他抱有很大期望，一心盼着他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将来走上仕途，为家族增光添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战争的炮火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平静生活。面对国家危难，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李家琪出身于文化世家，但他毅然放下书本，选择参军，决心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年仅15岁的他在中学读书时，因表现出色被军统相中，随后加入军统在华北地区的地下组织——铁血锄奸团，成为一名年轻的成员。

该组织的核心领导成员包括陈恭澍、王天木和宗周发，他们分别负责军统在天津、北平及保定的分支机构。

这些高手都身负特殊技能，穿着普通衣服，活跃在华北的保定、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城市。

这支队伍的核心任务是对抗日军，重点打击其后勤系统。他们采取多种方式削弱敌方战斗力，包括伏击日军物资运输车辆，摧毁其弹药储备设施，破坏交通要道如公路和铁路干线，袭击运载士兵的列车，同时清除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力的叛徒。这些行动旨在切断日军的补给线，削弱其作战能力，为抗日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军统组织确实采取了一些值得肯定的行动。然而，他们的主要目标并非单纯抗击日本侵略，而是效忠于蒋介石。尽管他们参与了打击汉奸的活动，但另一项核心任务是镇压那些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产党成员、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军统的行动始终围绕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展开，抗日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其真正意图在于巩固国民党的权力地位。

做的正事没几件，倒是一堆烂摊子。

加入军统的年轻人，首先得接受思想改造，目的是让他们失去原有的判断力。只有完成这种彻底的思想转变，他们才有资格成为军统的正式成员。

在正式成为军统成员之前，所有新人都必须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思想培训。在这期间，他们会被反复告知，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头号对手。这种教育旨在强化新成员的意识形态，确保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诚，并明确敌人的身份。通过这种方式，军统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思想统一、立场坚定的特工人员。

青少年时期是思想最易受影响的阶段。李家琪加入军统训练营时年仅15岁，心智尚未成熟，如同未经书写的空白纸张。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思想被彻底重塑，对革命力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敌视。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他形成了顽固不化的思维模式，为他日后坚持错误立场奠定了基础。

李家琪年仅18岁时，因其优异表现被选入军统的训练班。

抗战结束后，李家琪被提拔为保密局“沂蒙特别组”的上校副主管。当时，他年仅19岁。

这一时期，军统的核心目标聚焦于对抗共产党势力。其核心职责包括瓦解共产党的秘密网络，同时压制那些反对战争、倡导民主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在国共内战期间，李家琪为蒋介石政权效力，参与镇压行动，对民众造成了严重伤害，其行为性质恶劣，影响深远。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民心尽失。与此同时，国统区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面对这一局势，许多有远见的国民党将领意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与反动本质，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谋划。他们决定脱离国民党，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准备迎接新的未来。

李家琪违背时代趋势，出任军统北平站负责人，变本加厉地搜捕共产党员，残酷镇压国统区内反对专制、抵制内战和反抗饥饿的群众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大量积极推动社会变革的学生和工人遭到逮捕，同时，多个中共地下党小组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根据历史记录，李家琪掌管的军统部门在短短24小时内抓捕了大量人员，其中包括超过20名工人、40余名学生积极分子以及20多位共产党员。这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使得北平的监狱系统不堪重负，当局被迫紧急设立临时拘留场所来容纳这些被捕人员。

李家琪对被捕人员的处理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无需经过司法程序，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法律原则，直接剥夺了他人应有的权利，体现了极度的专断和不公。

李家琪的部下曾逮捕了两名乞丐，他指示对这两人施以严刑，最终将他们屈打成招，诬陷为共产党员。随后，这两人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处决。

在军统控制的北平地区，大量无辜民众遭到杀害，其中共产党成员、民主派人士和进步学生成为主要目标，具体死亡人数难以准确统计。

李家琪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军统（现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新任局长毛人凤的注意，并因此获得了表彰。

李家琪因此被大家称为“李阎王”。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李家琪就栽了。】

1947年，李家琪前往山东进行工作检查，计划顺便将被囚禁在济南监狱的共产党重要人物带走。

鲁中军区第二（沂蒙）军分区在获取相关情报后，迅速组织了一次伏击行动，目标明确，就是要生擒李家琪。为了确保行动成功，我军调集了远超敌方兵力的部队，其中包括大量狙击手和机枪手，以增强火力优势。

这次埋伏行动的结果毫无悬念，李家琪带领的军统特工队伍全军覆没。为了逃命，李家琪伪装成普通农民，躲进了当地一户人家的猪圈里。然而，他的藏身之处还是被发现了，最终被当场抓获。

一开始，李家琪死活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时，有个共产党员，之前从国民党的监狱里成功逃脱，一眼就认出了他。

李家琪的真实身份迅速被揭穿，战士们早已对军统深恶痛绝，得知消息后一致要求将其处死。

经过高层领导的反复劝导，最终他放弃了轻生的念头。领导们费了不少口舌，才说服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他总算放弃了结束生命的想法。领导们苦口婆心地劝说，最终让他放弃了寻短见的念头。经过上级的细致开导，他最终放弃了自杀的打算。

李家琪犯下的罪行极其严重，他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按照他的所作所为，即便处决一百次也不为过。然而，我们党的政策始终秉持宽大原则，对于能够改造的人，尽量给予改造机会；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采取极刑。这一政策体现了党的宽容与理性，旨在通过教育挽救而非单纯惩罚。

沈醉作为军统内部公认的顶级杀手之一，其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在众多特工中，他的恶行尤为突出，几乎无人能及。他参与的多起暗杀行动，手段残忍，影响恶劣，堪称军统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成员之一。其罪行之多、之重，在军统内部也极为罕见，堪称恶名昭彰的代表人物。

1949年，那个长期从事特务活动的军统头目在云南被时任省主席卢汉逮捕。卢汉当时已宣布起义，这名特务最终难逃法律制裁。

他深知自己曾参与迫害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鲜血，因此一直担心共产党会清算他。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处决他，而是将他送到功德林进行思想改造。同样，作为军统中的年轻成员，李家琪也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被送往青海农场接受改造。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共产党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采取了以改造为主、宽大为怀的政策，而非一味追究责任。

与沈醉相比，李家琪的处境明显优越。按理说，李家琪本应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彻底转变思想，以争取获得宽大处理，尽快重获自由，开启全新的人生篇章。

李家琪顽固不化，坚决拒绝思想改造，誓死效忠蒋介石。在青海劳改农场结识陈之斌后，他原本平静的内心再次躁动不安。

陈之斌在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担任要职，这个部门专门从事情报工作，与一般的特务机构不同，它不涉及绑架或暗杀等行动。第二厅的成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高级军事参谋，属于情报领域的精英。

1958年，这位高级军事参谋奉命潜入大陆，主要任务是获取福建地区驻军的军事情报。

抵达大陆后不久，他即被警方拘捕，随后被送往青海的劳改农场进行改造。

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与军统局在组织架构上分属不同体系，但这两个机构在工作层面存在一定的业务往来。李家琪与陈之斌两位官员曾在特定事务中有过工作接触和合作经历。

李家琪得知陈之斌被捕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

李家琪惊讶地看向陈兄，问道：“你不是已经去台湾了吗？”

“别提了，刚到福建执行任务，一上岸就被逮住了。”陈之斌无奈地叹息道。

李家琪强调，必须保持冷静，坚决守住秘密。他提到，自己在军统使用的别名和代号，始终没有透露给任何人。

陈之斌对他赞许地点了点头，并竖起大拇指表示认可。

李家琪是个顽固不化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对在押战犯进行特赦，那些认罪态度良好、积极接受改造的人早已重获自由。

李家琪直到1975年才重获自由，是最后一批被释放的人员之一。

陈之斌也不例外。

1975年3月，李家琪和他的同伙终于重获自由。此时的李家琪已年近半百，本该安分守己，好好过日子。然而，他骨子里的恶念并未消散，依旧盘算着继续为非作歹。

陈之斌准备动身去荷兰见妹妹时，他对陈之斌说：“你到了香港，记得去红棉酒楼一趟，帮我向李家宝带个问候。”

陈之斌利用这个隐秘联络点再次与军统组织取得联系。与此同时，李家琪重操旧业，被上级指派为北平站负责人，代号7271，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情报，涉及大量中央机密文件。

为让李家琪全心投入工作并组建情报网，同时策反大陆机关人员，台湾方面为其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支持。在那个月工资普遍几十元的80年代，李家琪每月能拿到上万元的活动经费，这笔钱在当时无疑是天文数字。

1980年，李家琪在当时的宣武区，也就是现在的西城区，花了3000块钱买下了大耳胡同39号大院里的两间房。同年，他还娶了一位相貌出众的女子为妻。

成家后，李家琪便全力投入情报搜集工作。他不仅自己行动，还将妻子收养的女儿仇云妹拉入其中。仇云妹当时在农业银行总行监察司任职，李家琪利用这层关系，在短短一年内支付给她1200多元作为情报报酬。

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要知道，那时候像李谷一这样的知名歌唱家，每个月也就能拿到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对比一下，这笔钱的分量就显而易见了。在那个年代，四十多块钱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可这笔钱却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李谷一作为当时有名的歌唱演员，她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么一比较，更凸显出这笔钱的数额之大。

李家琪成为了特务组织的重要联络人，他们假借探亲的名义，频繁从香港派遣人员前来从事非法勾当。为表彰李家琪的突出贡献，特务组织不仅给予他丰厚的金钱奖励，还特意赠送了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和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作为奖赏。

这么做反倒让人看穿了你的底牌。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彩色电视机在中国农村极为罕见，一个乡镇都未必能有一台，相机更是稀缺物品。一个没有工作的老人，怎么可能拥有这些昂贵的家电？

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对李家琪展开了秘密侦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证实了之前的怀疑。据李家琪所在村庄的村民透露，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没有任何兄弟姐妹。

李家琪的妹妹和外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事实已经明朗，李家琪依然在替国民党进行情报收集工作。

一张隐秘的侦查网悄然铺开。李家琪毫无察觉，依然我行我素地进行着各种行动。

1983年1月，军情局特工蔡萍在香港启德机场登机，目的地是北京。然而，她刚抵达就被当场逮捕。

蔡萍直言不讳地承认，她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为李家琪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伺机获取情报。这一系列行动最终导致了李家琪，这位顽固不化的资深间谍，被法律制裁，如同文章开篇所描述的那样。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作出判决，李家琪获无期徒刑，仇云妹则被判处有期徒刑。

香港籍人士蔡萍因参与非法活动，经法院审理后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服刑期满后，蔡萍被依法遣返回香港。

有句话说，明白大势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军统特工沈醉后来醒悟了，改过自新，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可李家琪就不一样了，他非要一条道走到黑，结果碰得鼻青脸肿。现在，他只能在监狱里度过剩下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