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最重要的教育制度，是所谓的“学在官府”，即当时只有官府所办的官学，没有个人开设的私学。能够进入学校学习的，都是具有国人身份的人。

学校分成大学与小学两种。《大戴礼记·保傅》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即8岁入小学，学习一些有关书写、计算及音乐的基本知识；15岁（束发）入大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各种专门的社会知识，培养的内容可以说是文武兼备。

上述文献记载在《大盂鼎》等金文资料中得到印证。西周时期的大学，称为辟雍。它一般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在中间的高地上建有厅堂式的草屋，叫做明堂。

西周时期的大学，不光是学习之所，同时也是国人举行行礼、奏乐、集会、练武和聚餐的场所。正因为此，西周时期的大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功能。《静簋》记载：“惟六月初吉，王在丰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暨小臣暨夷仆学射。”《麦尊》云：“王格丰京形祀，于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鸿，擒。”其所记载的学宫、辟雍及王在这里所进行的活动，显然能与文献记载的西周王朝的大学相互印证。

西周是我国上古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一是阴阳说，一是五行说，它们是我国古代哲学赖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观念。

阴阳说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阴与阳这两个对立的因素构成的。事物内部阴阳两种因素的关系，决定了事物自身的性质，而这两种因素的互动与消长，则又造成了事物与事物之间性质的相互转化。显然，这是一种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阴阳说在西周时期最后成形的《周易》一书中有充分的反映。

《周易》是我国上古时期最重要的一部卜筮之书，卜筮活动虽是早期宗教生活的一种重要行为，但是在解释卜筮现象的《周易》一书中，却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全书按照阴阳说建构的体系，最能集中地反映出西周时期辩证思想的精髓。

《周易》中的所有卦象，都由两个最基本的卦符组成的，它们就是“一”和“--”。其中，“—”代表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阳”的属性，而“--”则代表事物的“阴”的属性。原始的八卦中，每一卦有三道卦符，一共组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八卦再依次两两相叠，就组成了六十四卦。这时，每个卦象有六道卦符，也就是六爻。

例如，屯卦就是由坎卦与震卦相叠而成的。八卦根据各自所成的阴符与阳符的数量及组合结构的不同，分别表示不同的意象。卜筮的人就拿它们来代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例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又如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等等。

六十四卦则根据所由叠成的八个基本卦象之间的关系再衍生出很多的象征意义。卜筮的人按照一定的程序先后算出六个卦符组成一卦，就可以根据所对应的卦象分别来判断吉凶了。

六十四卦并不是无序的排列，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序列。六十四卦中，《乾》、《坤》二卦居首，《既济》、《未济》二卦居末。乾坤代表天地，以这二卦居首，是对天地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的肯定。因为天与地之间的相互运动，造就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所以将它们列在首位。

《既济》一卦表明从乾坤以来的变化与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完成，所以称作“既济”。但是，世界的变化不可能有最后的尽头，所以《周易》再将《未济》放在《既济》的后面，表明新的一轮变化又从此开始。显然，这种将世界置于一个无穷无尽的变化过程当中的认识，具有很强的辩证意义。

《周易》中还包括了事物的发展是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的思想。例如，乾卦的六个阳爻，从“初九”即卦象最下面的第一个“一”到“上九”，即卦象最上边的第六个“一”，是一个阳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发展到“九五”，是最佳的状态，所以称作“飞龙在天”。但是，进一步发展下去，到“上九”的时候，阳气太过，所以就称作“亢龙有悔”，事物开始向反方向转化。

正因为如此，《周易》一书主张采取“中行”的处世态度及行动方式，即凡事都不要走到极端。

西周晚期，王朝的太史伯阳父曾用阴阳说解释过地震的成因，认为是由于阴气压迫阳气，阴阳二气失调才导致了地震的发生。尽管他的说法并不科学，却证明阴阳说的确是当时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二种基本模式。

五行说的基本观点，是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归纳出五种属性，分别由金、木、水、火、土来代表。五行的行，就是类别的意思，五行就是五类，也可称作五材、五部等等。五行思想在西周初年的重要文献《尚书·洪范》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西周晚期的太史伯阳父也曾论述过有关五行的观念。

《洪范》还对五行各自的性质做了说明，比如说水的性质是“润下”，火的性质是“炎上”，土的性质是可以用于“稼穑”，等等。

西周时期的文献都没有涉及五行相克或是五行相生的关系问题，不过，这五种物质的基本关系中有几种是非常明显的，西周时期的人们对此应该有感性上的基本认识。

随着五行观念的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产生了“和而不同”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国语·郑语》中，西周王朝的太史伯阳针对厉王的“专利”就提出批评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和而不同，后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