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传奇，却鲜有人知这段婚姻背后的辛酸。1931年春寒料峭，身着素服的陆小曼匆匆赶往海宁徐家，为的是给病逝的婆婆送行。然而等待她的，却是公公徐申如冰冷的话语：＂请回吧，徐家不欢迎你。＂同一天，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却以徐家干女儿的身份出现在灵堂。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往，让这个风华绝代的才女，连送别婆婆最后一程的资格都被剥夺？

1926年的金秋十月，北京北海公园内热闹非凡。这一天，徐志摩和陆小曼在这里举办了他们的婚礼。婚礼现场，胡适、梁启超等文化名流齐聚一堂，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这场轰动一时的婚礼，在当时的北京城掀起不小的风波。

新人徐志摩身着西装，陆小曼穿着改良旗袍，在众人的见证下，他们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然而，徐家父母却未能出席这场婚礼。徐申如和妻子早在得知儿子要迎娶陆小曼时，就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在徐家父母眼中，陆小曼虽然出身富商之家，却是一个离过婚的女子。更令他们难以接受的是，陆小曼与徐志摩相恋时，尚未与前夫办理离婚手续。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污点。

徐申如夫妇一直将张幼仪视为理想的儿媳。张幼仪出身书香门第，为人贤淑端庄，深得公婆喜爱。1915年，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杭州举行了传统的婚礼。婚后，张幼仪尽心尽力照顾公婆，更为徐家延续了香火，生下了一双儿女。

徐家老宅里还保留着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张幼仪身着旗袍，端坐在徐申如夫妇身边，神情恭敬。这张照片见证了徐家最和睦的时光，也成为日后徐申如夫妇最为怀念的回忆。

1922年，徐志摩远赴英国留学，在剑桥邂逅了林徽因。这段未果的恋情，让徐志摩萌生了与张幼仪离婚的念头。1923年，徐志摩回国后，执意要与张幼仪离婚。面对儿子的决定，徐申如夫妇曾多次劝阻，但最终未能改变徐志摩的决心。

1924年春天，徐志摩在上海结识了陆小曼。这位活跃在上海滩的交际花，以其才情与美貌迷倒了徐志摩。两人一见钟情，很快陷入热恋。然而这段恋情，却遭到了徐家上下的一致反对。

婚礼举行前夕，徐申如曾派人送信给儿子，信中写道：＂你若执意要娶陆女，就休要再认我这个父亲。＂可徐志摩却回信说：＂儿子对不起父亲，但此事绝无转圜余地。＂自此，父子关系陷入冰点。

1926年的这场婚礼，成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爱情长跑的终点，却也是他们坎坷婚姻的起点。婚后不久，陆小曼依照传统俗礼，随同徐志摩回到海宁老家。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场无声的较量。

婚后的第一个月，陆小曼依照传统，与徐志摩搬入海宁徐家老宅同住。这座建于清末的江南大宅，雕梁画栋，庭院深深，原本是徐家显赫地位的象征，却成了陆小曼最难熬的囚笼。

初到徐家的陆小曼，处处与传统礼教发生冲突。她习惯了上海的开放生活方式，在家中常穿旗袍短裙，抽着来自巴黎的香烟，这些行为在徐家长辈眼中都是大逆不道。更令徐家父母震怒的是，有一次陆小曼当着众人的面，将切好的苹果喂到徐志摩口中。这在当时的江南望族看来，是极不检点的行为。

1926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徐申如夫妇带着几件行李，悄然离开了海宁老宅，直接前往北京投奔张幼仪。这一举动在海宁城内引起轩然大波，坊间传言纷纷，都说是陆小曼将徐家老两口气走的。

同年12月，徐志摩和陆小曼搬到了上海。这座东方巴黎正值鼎盛时期，百乐门、大光明电影院、沉香阁等娱乐场所林立。陆小曼很快就重返了她熟悉的社交圈。她常出入于各大舞厅，与文化名流觥筹交错，重拾了她昔日名媛的风采。

然而，这样的生活方式需要巨额开支。徐志摩虽在震旦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但教师薪水有限。为了维持陆小曼在上海的奢华生活，他不得不在多所学校兼课。除了教书，他还不断为各大报刊撰稿赚取稿费。据《申报》记载，1927年到1928年间，徐志摩在上海的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近百篇。

1929年的一份账单显示，陆小曼一个月在百乐门的消费就高达数百大洋。同年，徐志摩不得不向好友胡适借款，用以支付陆小曼在巴黎定制的几件旗袍费用。这些开支，远远超出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能力。

徐志摩每天在各个学校之间奔波。清晨在震旦大学上课，中午赶到沪江大学，下午又要赶往光华大学。据他的学生回忆，有时候在课堂上，都能看到老师疲惫的神情。而此时的陆小曼，正在百乐门的舞池中翩翩起舞。

1930年冬天，徐志摩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他不得不变卖了几件心爱的古董，才勉强维持生计。当月，他给好友梁启超的信中提到：＂近来为生计所迫，疲于奔命，已多日未能静心作诗。＂这封信或许透露了他内心的无奈。

面对日渐窘迫的经济状况，徐志摩决定接受北京大学的聘请，准备举家北迁。他希望能在北平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远离上海奢靡的生活方式。然而陆小曼却坚持留在上海，这成了他们婚姻中的又一道裂痕。

1931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徐志摩母亲孙氏的生命。孙氏在北京张幼仪家中病重期间，徐申如曾三次致电徐志摩，但电报均石沉大海。直到孙氏咽下最后一口气，徐志摩都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据当时在北京的张幼仪回忆，孙氏病重期间，常常念叨着要见儿子最后一面。张幼仪派人多方寻找徐志摩的下落，最终在上海一家报社找到了他。然而，当时徐志摩正陪同陆小曼参加一场文人雅集，未能及时赶往北京。

孙氏的葬礼按照海宁徐氏家族的传统举行。灵堂设在徐家老宅的正厅，四周挂满白色的輓联。徐申如遵照妻子生前遗愿，将张幼仪请到灵堂主位，以徐家长媳的身份主持丧事。在海宁当地的风俗中，长媳在婆婆丧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葬礼当天，海宁城内外的乡绅、亲朋络绎不绝前来吊唁。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幕场景：张幼仪身着素服，跪在灵柩前主持祭礼；而作为徐家现任儿媳的陆小曼，却未能踏入灵堂半步。

事实上，在得知婆婆病逝的消息后，陆小曼曾立即动身前往海宁。她在上海南站买了最早的一班火车票，还特地请人在杭州准备了祭品。然而，当她抵达海宁城门外时，却被徐家的管家拦下。管家转达了徐申如的话：＂老爷说了，徐家不欢迎你。＂

这一幕发生在海宁城外的柳树巷，当时正值清晨，街道上已经有不少行人。陆小曼身着素服站在街头的场景，很快传遍了整个海宁城。当地的茶馆里，这件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更令外人议论的是，在孙氏的治丧过程中，徐申如将张幼仪的名字重新列入族谱，并当众宣布收她为义女。这意味着，即便已经离婚，张幼仪仍然是徐家的一份子。而陆小曼，这个徐家名义上的儿媳，却连进入灵堂的资格都没有。

孙氏下葬的那天，海宁下起了蒙蒙细雨。送葬的队伍从徐家老宅出发，经过南关街，最后到达徐氏家族的祖坟地。在这个绵延数里的送葬队伍中，张幼仪作为家属走在前列，而陆小曼只能远远地站在路边，看着送葬的队伍缓缓经过。

这场葬礼成为了徐家与陆小曼彻底决裂的标志性事件。徐申如在葬礼结束后，立即修改了遗嘱，将徐家在海宁的所有产业都过继给了长孙。这份遗嘱中，完全没有提到陆小曼的名字。

孙氏的离世，不仅暴露了徐家内部的矛盾，也成为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姻走向破裂的重要转折点。此后，徐志摩便很少回海宁老家，而是在杭州、上海两地奔波。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自母亲去世，家已不成其为家。＂

1931年11月19日，这个注定被记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日子，徐志摩搭乘从南京飞往北平的飞机失事身亡。事发地点在江苏省徐州市郊区，飞机在浓雾中撞上山峰，机上乘客全部遇难。当时的《申报》在第二天便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

事故发生前的最后一周，徐志摩的行程异常繁忙。11月12日，他在上海震旦大学完成了学期最后一堂课。13日，他前往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年会。18日晚，他还在南京新亚大酒店与老友林徽因、金岳霖一起用餐。饭后，徐志摩向友人提到第二天要赶往北平参加重要会议。

当时的航空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南京至北平的航线是新开通不久的。那架致命的飞机是欧亚航空公司的福克双翼机，由德国飞行员驾驶。据当时的气象记录显示，事发当天徐州地区有大雾，能见度极低。上午10点45分，飞机在徐州上空盘旋寻找机场时，不幸撞上了韩山。

消息传到上海时，陆小曼正在百乐门参加一场慈善演出。演出结束后，她收到了徐志摩助手发来的电报。当晚，她立即动身前往徐州。然而，当她抵达事故现场时，徐志摩的遗体已经被徐申如的代表接走，运往海宁安葬。

徐申如在得知儿子遇难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徐州处理后事。他给当地官府的信中特别强调：任何有关徐志摩后事的安排，都必须经过徐家同意。这实际上剥夺了陆小曼作为遗孀处理丧事的权利。

徐志摩的葬礼在海宁徐家祖坟地举行。按照徐氏家族的传统，丧礼由徐申如亲自主持。张幼仪作为徐家义女，也被允许参加葬礼。而陆小曼却再次被拒之门外。当时的《新闻报》报道了这一细节，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葬礼上，众多文化界名流前来送别。胡适、梁启超、徐悲鸿等人都到场致哀。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幕：徐申如手持香火，跪在儿子的棺椁前；张幼仪带着两个孩子，站在灵柩旁；而陆小曼却只能在远处的山坡上遥望。

徐志摩去世后，他的遗产处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徐申如宣布，徐家所有财产都将由长孙继承。至于徐志摩生前在上海的房产和版税收入，则被徐家以各种理由收回。陆小曼最终一无所获。

1932年春，陆小曼整理徐志摩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叠未发表的诗稿。她将这些诗稿交给了《新月》杂志社，希望出版成集。然而，徐申如得知后，立即致信出版社，声明这些遗稿的版权属于徐家。最终，这些诗稿被锁进了徐家的老宅，直到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1932年春天，失去一切经济来源的陆小曼开始在上海寻找谋生之路。她先是在一家女子中学教授英文，后来又在法租界开设了一间小型画廊。画廊主要经营她自己创作的国画作品，偶尔也代售一些文人墨客的字画。

1933年夏，陆小曼的画廊因经营不善而关闭。这期间，她曾多次向徐家申请徐志摩的遗产，但均被拒绝。据当时的《申报》记载，陆小曼甚至到过海宁徐家老宅，希望能够取回自己的一些私人物品，却被管家挡在门外。

1934年，陆小曼接受了上海越剧团的邀请，开始登台演出。她在《西厢记》中饰演崔莺莺，获得了不少好评。然而，当时的上海滩对艺人的身份仍存偏见，一些原本与她交好的名流开始疏远她。这一年年底，她被迫离开了居住多年的法租界公寓，搬入一处偏僻的里弄房。

1935年至1937年间，陆小曼辗转于各个剧团。她不仅在舞台上表演，还尝试编写剧本。她改编的《红楼梦》在上海大光明剧院连演三个月，创下了当时的票房纪录。然而，这些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

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文艺活动陷入低谷。陆小曼随着越剧团南下，先后在杭州、温州等地演出。1938年冬天，她在温州病倒，靠着当地戏班的接济才得以康复。这段时期，她给北平的林徽因写信，提到自己＂已经习惯了漂泊的生活＂。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陆小曼回到上海。此时的她已经远离了昔日的社交圈。她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同时继续创作国画。她的画作风格独特，多以梅兰竹菊为主题，但很少有人愿意高价购买。

1950年代初，陆小曼的生活更加困窘。她搬入虹口区一间简陋的阁楼，靠给学生补课维生。1952年，她的一些旧友曾发起募捐，为她筹集了一笔钱，但她坚持将这笔钱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1960年，陆小曼因肺病住院。在住院期间，她将自己保存的徐志摩手稿和书信交给了上海图书馆。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徐志摩的重要文献。同年秋天，她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独自离世，享年六十五岁。

当时负责处理后事的邻居回忆，陆小曼的遗物极其简单：几件旧衣服、一些画作、一个装满书信的木箱，以及一把已经断弦的古琴。这把古琴是徐志摩当年送给她的定情信物，她始终未将其变卖。

陆小曼去世后，上海文联为她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人不多，大多是她晚年的学生和邻居。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上海郊外的一处公墓，墓碑上只刻着＂陆小曼之墓＂四个字。直到今天，每年清明时节，仍有人会在她的墓前放一束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