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节，四川大邑县成立了一个名叫“陈列馆”的地方博物馆。这个陈列馆里陈列着各种象征着封建地主社会的物件，如皮鞭、绳索、打狗棍，还有佃户的契约。然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一个让人羡慕不已的豪宅大院。

这座大院曾经是当地一名富有的地主的宅邸，在他生前是他的象征，而如今，当地政府决定将其改建成为“历史陈列馆”，以便对人民阶级进行教育和反映封建过去的社会现实。

这个陈列馆开放不久，正当人们开始深入了解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时，这名地主的弟弟却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电报，电报的发出者正是中国的伟大领袖周总理。电报传达的信息是，他被要求立刻前往北京就职。

这个地主是谁？他的弟弟又为什么会被周总理调任北京就职呢？

1908年，刚完成私塾教育的13岁少年刘文辉谎报年龄，以一篇宏文成功考入成都陆军小学。这标志着这个四川大邑县本地农家子弟走上了军旅生涯。

1917年，22岁的刘文辉从保定军校毕业，获得炮兵科出身的资格。与此同时，比刘文辉大6岁的堂侄刘湘已经是川军中的旅长。根据亲戚故旧的惯例，刘文辉很快在大哥刘文渊的引荐下，获得刘湘的提拔，开始在川军第八师担任参谋。

少年刘文辉聪明过人，策谋出众，很快在刘湘麾下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到了20年代，刘文辉和刘湘各自统领一个旅，在四川几十个军阀中也只能算是小角色。

1925年，在各路军阀的联合下，曾一度逼退过两刘。没想到经历混战后，刘文辉和刘湘不仅死里逃生，反而成为四川军阀中佼佼者。正当广东军政府北伐之时，两人果断归顺国民政府。

1928年，眼见两刘势力坐大，蒋介石出于分而治之之计，任命年轻的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刘湘为川军裁编委员会委员长。

此举果然将两个本为骨肉亲密的盟友迅速撕裂对立。保定军校出身的刘文辉瞧不起刘湘这种没念过正规军校的人。而刘湘则更看重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不愿意刘文辉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四川之外。

两人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终于1931年爆发激烈冲突。刘湘无端扣押刘文辉军备，两人彻底翻脸。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8月，两人展开长达一年的恶斗。

刘文辉的老部下逐渐被刘湘收买，自己也只能退守雅安。1934年，蒋介石建立西康省，安排刘文辉出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把他隔离在西康一隅。

刘文辉对此心有不甘，但力有未逮，只能暂时忍气吞声。而刘湘终于如愿独霸四川，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川王”。

当时的中国局势动荡，北洋军阀混战后，国民革命在广东兴起，随后国民政府北伐，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北伐之后，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最终爆发了两次中原大战。

这场混战直接导致了蒋介石开始整合各地势力，进一步夺取对军队的掌控权。而四川则成为了重点整顿的对象之一。因为这里有着刘文辉和刘湘两个实力雄厚的军阀集团存在。

刘文辉作为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自诩出身正规军校，有资格统帅正规军队。他向来瞧不起那些地方武装出身的军阀。而刘湘则更加倚重蒋介石这位北伐成功的领袖。

两人立场不同，自然矛盾重重。再加上各自骨子里都有些野心和权力欲望，这导致了两人再也难以并肩作战。内讧一触即发，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

刘湘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获得了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而刘文辉则处处受到限制，难以展开进攻。历经一年血战，刘文辉只能退到西康一隅苟延残喘。

这场内讧直接导致了刘文辉在政治上的转型。他开始认识到，和蒋介石合作可能不是上策。在这之后的岁月里，他开始和一些进步力量接触，思考新的出路。

在刘文辉崛起的同时，他的五哥刘文彩也借机积累了巨大财富。1921年，刘文彩主动招揽刘文辉驻军，提供给弟弟军费来源，换取各种特权保护自己生意。

刘文彩很快累积了烟酒分局长、船捐局长、商会会长等头衔。名义上管理民生经济，实则敛财无度。到了1931年，眼见刘文辉在两刘内斗中败退，刘文彩也敏锐地隐退回乡，不再抛头露面。

回家后，刘文彩用巧取豪夺的财富改建老宅，修建了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的刘文彩庄园。高大的围墙，错综复杂的院落，典雅精美的园林，无不显示出主人的富贵和奢靡。

而庄园外的佃农们却在刘文彩的压榨下苦不堪言。刘文彩收取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挥金如土，广积粮食，却不许农民种植粮食，迫使他们种植鸦片。

一次，刘文彩以“清乡司令”的名义在短短几天就强征了20万元“捐款”。光是运走财物，就用去了20多艘船和10多辆汽车。

刘文彩还修建了自己的私人法庭，绑架杀害了大批农会会员和共产党员。他成为人人唾骂的土皇帝，处心积虑地从佃农身上榨取利益。

刘文彩建立起的这座庄园，可谓是奢靡之极。里面有戏楼、花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最中心的是一座仿北京式样的大院落，明显显示出刘文彩想借此彰显家族的权势。

这座庄园可谓集各地建筑精华于一体，精美绝伦。可惜的是，这些华丽背后是建造者如何搜刮佃农的血汗。刘文彩利用各种名目敛财无度，才换来这些奢靡的享受。

佃农的生活因为刘文彩的盘剥每况愈下。刘文彩不但强征粮食，还收取各种“懒税”“锄头税”等莫名其妙的费用，把佃农榨取到了不能维生的程度。

最为讽刺的是，刘文彩还挟持当地政府，让官吏为其打手，一起参与敛财行为。他手握重兵，人脉广泛，让佃农无处诉说苦楚。只能默默承受压迫，以维持温饱。

刘文彩这样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罕见。许多豪强地主都通过各种方式搜刮剩余价值，过着奢靡的生活。他们往往还掌控地方政权，让政府为自己服务。

这正是旧中国深重的社会弊病。穷人被迫卖命做工，却连温饱都难保证。而那些富贵之家则吃香喝辣，挥霍无度。这种强烈的社会矛盾，终将激发出人民的革命情绪。

在建立西康省后，刘文辉表面上服从蒋介石安排，心中却对其日益独裁统治加深了反感。在这期间，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1938年在武汉，刘文辉结识了我党领导人董必武。老资格共产党员董必武耐心向刘文辉介了救国主张，表达了与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合作的意愿。

这次接触启发了刘文辉，他开始思考联合共产党对抗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1941年，在老部下张志和的引荐下，刘文辉秘密会见了周恩来。

周恩来慎重而详细地同刘文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表达了党中央希望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立场。这使刘文辉坚定了在关键时刻公开支持共产党的决心。

在此后数年中，刘文辉准备妥当，逐步与共产党站到了同一立场。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中央委员。为我党建立了西康省的电台，获得了直接的联系。

刘文辉是一个爱国军人，也是一个政治家。他对旧中国的社会现状心知肚明，也明白如果让蒋介石继续独裁下去，中国只会走向死路一条。

他在保定受训多年，深知正规军人应该为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成为一个政党的工具。这与蒋介石把军队政治化完全相左。

因此，当刘文辉逐渐接触到共产党人的主张时，他感到这正是国家出路所在。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为了国家前途，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多次接触中，董必武和周恩来也给予了刘文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共产党人并不因为刘文辉的背景而对他存有成见，这也打动了刘文辉。

最终，在大局利益面前，刘文辉选择服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紧密配合共产党人的行动。这为西南大捷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改变了刘文辉自身的政治命运。

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尾声，刘文辉已经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蒋介石和蔡锷等人完全决裂。1949年10月，我军发动西南战役，攻占重庆，进军成都。

此时蒋介石仍妄想在四川决一死战，命令刘文辉等人统帅部队固守。12月7日，刘文辉与邓锡侯商议，认为这是蒋介石解除自己军权的预兆，于是决定起义。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联名发出通电，正式宣布起义，将部队编入解放军序列。此举加速了西南国军的溃败，直接导致蒋介石下台，也为四川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他主动交出刘文彩庄园的地契，表示拥护土改。

1959年，在地方政府将刘文彩庄园改建为地主庄园陈列馆后，刘文辉担心会受到牵连。周恩来总理出面调他到北京任林业部长，巧妙化解了这场风波，保护了这位起义将领。

此后刘文辉一直在北京生活，直到1976年病逝。尽管他出身地主官僚，但最终选择了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历史是进步的，每个人都要在形势的推动下做出选择。刘文辉作为旧中国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表，其政治态度的转变有其历史必然性。

他从保定军校出身，又曾历练政界，见多识广，思想比较开明。在革命形势成熟时，他作出了明智选择，否则难逃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个人历史终究是服务大历史的。刘文辉的一生，反映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