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中国正站在新旧时代的交汇点，黑暗与光明交织。在这一年，蒋介石发布了一项秘密命令，但“云南王”卢汉凭借其机智和勇气，巧妙地使这项命令失效，从而挽救了九十多人的生命。那么，这段历史背后隐藏着怎样扣人心弦的故事呢？
1949年9月中旬，新中国的诞生已近在咫尺，全国上下充满了对未来新时代的期待。然而，此时的卢汉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焦虑之中。
卢汉在自己的书房中，紧握着蒋介石发来的电报，面色沉重。电报中，蒋介石命令他处理在昆明被捕的九十多名地下共产党成员和进步人士，电报上清晰地写着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这无疑是蒋介石要求卢汉对这些人进行严厉的惩处。
卢汉深知，国民党的失败和新中国的成立已成定局。如果真的执行了这一命令，共产党很可能会将他视为蒋介石的同党。
蒋介石的这一举动，显然是想将卢汉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切断他所有的退路。这份电报及其后续的处理，将成为决定卢汉及其滇军命运的关键时刻。
“我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卢汉自言自语。
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5年10月，卢汉成为了新任的“云南王”。与前几任军阀相比，卢汉的名声和个人魅力可能稍显不足，但他有一个显著的优点——谨慎。
卢汉上任后的几年里，表面上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但实际上却在积极收集各方情报，分析形势。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共产党凭借人民的支持，逐渐占据了上风。卢汉意识到，共产党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他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
卢汉面前有三个选择。第一，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享受余生，但他对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依依不舍。第二，与蒋介石站在一起，但蒋介石的狡猾让他望而却步，他的表亲龙云就是一个警示。第三，向共产党投降，根据他收集的情报，共产党对投降的将领待遇优厚且讲究信义。
卢汉考虑着如何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他的目光转向了云南境内的游击队。他取消了云南的反共政策，秘密地支持游击队，相信中共高层得知后，自然会派人与他接触。
在1949年4月的某个日子，卢汉正忙碌于办公室内处理日常事务。
“主席，有位名为张秉昌的老先生请求会面。”一名警卫前来通报。
卢汉内心感到一阵喜悦，张秉昌曾是国民党第60军的资深将领，后来在长春起义时加入了解放军东北军区。他此次来到云南，很可能是受中共派遣来与卢汉取得联系的。
“请他进来。”卢汉迅速回应。
张秉昌步入办公室，两人进行了简短的问候后，便开始讨论起了重要事务。
在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命运已经注定。中共期望南方的军阀能够起义，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加入新中国，以实现和平统一。张秉昌向卢汉询问他的看法。
卢汉带着忧虑回应：“中共真的愿意接纳我们吗？我过去曾做过许多反对革命的事情，共产党会宽恕我吗？”
张秉昌微笑着回答：“毛主席说过，‘既往不咎’。只要你表现出真诚的悔改，你就不会被视为战犯，而是起义的将领，甚至有机会立功。”
卢汉轻轻点头，心中的疑虑逐渐消散。
数月后，一则新闻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标题为：“云南省前主席龙云与共产党达成合作，期待云南起义。”
卢汉看到这则报道，不禁感到一阵紧张。虽然报道中的名字有误，但龙云是他的表亲，蒋介石看到这则新闻，很可能会对他产生怀疑。
正如他所料，几天后，蒋介石的电报就到了，邀请他参加西南军政会议。卢汉不确定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否真心开会还是设下陷阱，于是以云南局势动荡为由，婉拒了邀请。
蒋介石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大西南基地”。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防线即将失守，西南部省份地形复杂，易于防守，蒋介石打算将这里作为国民党反攻的据点。但除了卢汉，其他各省的军政首脑都已到达重庆，这让蒋介石对卢汉产生了怀疑。
为了迫使卢汉就范，蒋介石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他通知卢汉会议将延长，并再次邀请他参加，同时威胁说如果卢汉不出席，中央将派遣两个军和60架飞机“协助”解决云南的问题。
卢汉无奈，只得前往重庆。出发前，他将云南省的重要事务交给了亲信。
“我去重庆，前途未卜。如果被扣留，你们就打电话给蒋介石。如果电话不通，就挂上红旗，宣布起义，不用管我。”卢汉严肃地说。
1949年9月6日，卢汉带着复杂的心情前往重庆。到达后，蒋介石热情地接待了他。卢汉意识到蒋介石需要他的支持，而且自己与共产党的联系也没有暴露，心中的石头慢慢落地。
会议结束后几天，蒋介石再次邀请卢汉进行谈话。
“未来云南将完全交给你管理，中央将提供一百万银元作为军费。”蒋介石说，“但你必须带上我精心挑选的特工，他们会帮助你对抗共产党。”
卢汉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喜悦，但内心却是五味杂陈。他知道这些特工实际上是来监视他的，一旦他们捕获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并要求他下令处理，他将无法与共产党合作。但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表面上同意。
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特务头子徐远举和一群国民党特工也抵达了昆明。9月9日，国民党特工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搜捕，一夜之间，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捕，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被称为“九九整肃”。
次日，国民党特工手持一份名单前来寻求卢汉的批准。卢汉接过名单，粗略浏览后，感到极度震惊。名单上两百多人被建议执行枪决，其中甚至包括他曾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士。
经过短暂的沉思，卢汉对特工说：“立即执行恐怕会引发民众的大规模反抗，我们还是等待一段时间，找到合适的罪名再进行处理。”
特工认为这个观点合情合理，因为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已经达到了极点，如果直接处理这些人，确实可能引发暴动。
卢汉随即指示他的亲信在云南省内秘密动员民众，要求释放被囚禁的人，同时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表示自己对于处决这么多人感到十分为难，希望能够减少人数。在他的努力争取下，被囚禁的人数从四百多人减少到了九十多人。
蒋介石在确认了九十多人的名单后，再次给卢汉发来电报，电报上依旧是那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这表明蒋介石要求卢汉处理这九十多人，没有商量的余地。
卢汉凝视着电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清楚，一旦将电报交给徐远举，这些人将立刻被处理。但他也不能篡改电报内容，因为徐远举长期为蒋介石工作，任何改动都可能被识破。
卢汉坐在沙发上，闭目沉思对策。这时，他听到外面走廊上管家的喊声：“这是谁挂的字画，都挂反了，有些字画挂反了意思就完全变了。”
这句话突然激发了卢汉的灵感。他立刻坐直身体，拿起笔在电报上画了一个反钩，将八个字的顺序颠倒，变成了“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这样，电报的意思就变成了虽然这些人有罪，但是可以被原谅。
徐远举收到电报后，感到困惑，怀疑蒋介石是否改变了主意。但在反复确认电报上的字未被修改后，他出于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任，没有派人去询问蒋介石。
这九十多人因此暂时被囚禁，没有被处理。蒋介石也担心过多追问会引起卢汉的反感，便没有再追问，这件事就这样被搁置了。
两个月后，代总统李宗仁来到云南视察。李宗仁一向与蒋介石不和，也有意与中共缓和关系。卢汉设宴款待李宗仁。
酒宴过半，卢汉提起了被囚禁的人。李宗仁立刻表示：“蒋委员长已经退位，你何必还听他的。”
卢汉连连点头。第二天，他组织云南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请求释放被囚禁的人，李宗仁爽快地签了字。最终，在卢汉的努力下，所有在“九九整肃”中被捕的进步人士都被成功救出。
卢汉的机智和勇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保存了一份力量，也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