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按照邓颖超的吩咐，在周总理追悼会结束后，她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召集家属和工作人员开了个会。
图丨邓颖超在此次会议上，邓颖超除了对亲属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外，还特意提到了一直担任她秘书的赵炜，她希望亲属们都能对赵炜多一些尊重和信任。这一举动也让赵炜无比地感动，她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格外的重。周总理临终前，握着赵炜的手，叮嘱道，让她一定替自己照顾好邓大姐。所以，此时的赵炜在心里暗暗发誓：周总理，您跟我说的我就记在心里了，一定不会辜负您，这几十年来，您和邓大姐早已是我的亲人了。我会照顾好邓大姐的，不会让她有一丝一毫的寂寞感。赵炜在邓颖超身边几十年，对她的性格与做事风格十分了解与熟悉。“邓大姐是那种不追求名利与地位的人，尤其是在与周总理共同生活的这几十年里，她常常为了大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赵炜一边回忆一边说。1976年12月，邓颖超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天都忙的不可开交，各种各样的会议，文件全都堆在一起。
图丨邓颖超但她每天都乐在其中，经常都没有时间休息，但她仍能量满满，精力充沛。看到邓颖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赵炜十分心疼，多次提出希望邓大姐可以多休息，但邓颖超的回复永远都是：“马上，等忙完这个工作。”但忙完这个工作，她又会开始下一个工作，有时候忙完了工作，还是会继续看会儿报纸，看会儿书，总之就是不愿意去休息。赵炜常想：以邓大姐这样的资历和经验，解放后这么多年都没有担任国家的高职，这对国家来说是否也算是一种损失呢？后来在一次与邓大姐的交谈中，赵炜了解到，其实早在1975年，党中央曾批示过让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当时周总理并没有答应。
图丨邓颖超与赵炜一家在西花厅资料图原因是他担心邓颖超作为自己的妻子，出席人大副委员长，在各方面关系上，处理起来会非常困难。对此，邓颖超十分理解。回忆到这里，邓颖超说：“做总理的夫人是很难的。但是，我愿意受这点委屈。”自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就多次向赵炜交待过自己的身后事，其中有一些事情可能并不是赵炜的能力所能办到的，她便写成文字。里边详细表述了自己后事的处理注意事项，以及一些要求。其中讲到：骨灰不要保留、遗体解剖后火化、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搞遗体告别等。写完后她又仔细阅读了一次，并在后边补充了两点：1、我和周恩来所住的房舍归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2、对于周恩来的亲属们，不要因为他的关系，而对他们有特殊照顾。
图丨周恩来与邓颖超邓大姐写下这些内容时，赵炜的心里很不好受。但她还是答应了邓颖超的嘱咐：“我死后，那我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她还写下了一封信，里边交代了自己身后事的具体事宜。这封信写要更加详细，小到衣物，大到文件等，全都安排妥当了。她常常跟身边人聊起生死的话题，她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们谁都逃不掉。生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死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她再次跟赵炜聊起这个话题，她说：“我认为，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我是反对在家搞吊唁的，我无儿无女，更不能搞这些，别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
图丨邓颖超与赵炜夫妇说到这，邓颖超笑着跟赵炜说：“赵炜，我死后千万不要搞吊唁，这是你为我做的善事。”对于生死，邓颖超有自己的理解。之前她还为此给中央广播电台写过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是1988年，她在自己最喜欢听得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节目里，听到了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在谈论安乐死。她将整个广播全部听完后，给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邓颖超1988年1月22日邓颖超的这封信也被“午间半小时”播了出去，感动了无数听众。
图丨邓颖超后来她还专门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与请求，李鹏在收到信后，又立即写信给江泽民同志，详细报告了邓颖超信中表述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对其进行了赞扬，认为邓颖超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佩与学习的。而这封信件也被办公厅一直妥善保存。之后，邓颖超也反复多次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按照她的遗嘱来办，赵炜也曾无数次表示：“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按照您的原则来办。”听到赵炜的回答，邓颖超每次都会满意的点点头：“我放心，我对你自然放心。”说到“午间半小时”，这是邓颖超当时最爱听的节目，每天都会收听，并时常对节目的话题，与身边人展开讨论。1987年5月的一天，邓颖超照常按时坐在桌收听“午间半小时”，当听到一个名字叫做王华冰的主人公时，她一下子变得十分兴奋。
图丨邓颖超生前用过的床后来才知道，原来邓颖超与王华冰早在之前就认识，两人在一起共事9年之久，两人失去联系后，邓颖超常常想起这位曾经的老战友，还曾四处打听王华冰的情况。邓颖超感慨道：“王华冰是一位十分忠厚老实的党员，后来我们联系少了，也是因为她知道我忙，不想给我添麻烦。但我心里一直都惦记着她。”说到这，邓颖超马上提笔给“午间半小时”写信，她想知道王华冰的通讯地址。但写完这封信，邓颖超一共用了十天的时间，前一部分讲的都是自己与王华冰的故事，希望“午间半小时”的同志可以告诉自己王华冰的通讯住址。后一部分讲的是这期广播中提到的自己与周恩来之间的一件小事。她在信中写道：“顺便告诉你们一件小事。在不久以前，我听到你们播了周恩来同志提倡夫妻‘八互’，我当时听了，觉得不完整，想把事实告诉你们，我又觉得没必要。今天写信，我认为应当将事实告诉你们。......‘八互’提出是经过周恩来同志的生活实践再加我看到许多夫妻关系中出现矛盾与处得好坏的情况（原文如此）,我试提出‘八互’作为参考，从未以正式文字发表过，恩来同志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是默认的，所以不应是他提倡的。我并不是争这点提法，而应将事实经过告诉你们，你们知道就可以了，更不需要更正了。”
图丨邓颖超办公桌上放着《华声报》“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在收到邓颖超的信后，立即将王华冰的材料送到西花厅。邓颖超一字不落的全部阅读完，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她反复读了好几遍。看到王华冰和她的丈夫几次将家里攒下来的一些积蓄，拿出来支持教育事业，邓颖超激动地说：“这是我认识的王华冰，太多年没有见面了，我很想念她。”原本邓颖超是想和王华冰见一面的，但后来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俩人一直没有见面。邓颖超后来也提到，这是她晚年生活中的一件憾事。后来邓颖超又在节目中听到几位中学生自费成立了自主研究天文的“星俱乐部”，对孩子们的活动十分感兴趣。再次写信给“午间半小时”，并委托赵炜将自己积存的1000元钱捐给他们。并三番五次叮嘱赵炜：一定不要写我的名字，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给的。
图丨邓颖超这些孩子们在受到这笔钱后，也写信给“不知名的长辈”，表达了他们真挚的感谢之情，也表明了他们的决心，在最后，他们再次表达了感谢，表示一定会用更大的成绩来回报她，回报国家。信中，孩子们也提到，想来看看她。邓颖超在一字不落的看完孩子们的信后，激动的点点头，她当然也想见见这些孩子们，但暂时他们还无法见面。她称自己会一直关注这群孩子们，会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成功。在邓颖超的晚年生活中，“午间半小时”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其实赵炜知道，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其实有着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压力与苦楚。1988年，一向顽强的邓大姐病倒了，被检查出了轻微的帕金森氏症。其实早在6年前，邓颖超身上就曾出现过帕金森氏病的症状，但病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图丨邓颖超在工作自此之后，邓颖超的身体的确开始大不如从前，出行的时候常常需要身边有个人搀扶。而赵炜在照顾邓颖超的时候，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她暗自在心里给自己定下规矩：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照顾，呵护邓大姐，因为自己答应过周总理，一定会一直陪在邓大姐身边，好好照顾她。只是令赵炜没想到的是，1991年7月，邓大姐因为肺炎引起的高烧，再次住进了医院。经过一个月的抢救，成功脱离危险。但是，正当她兴冲冲的来到邓大姐面前时，发现邓大姐居然不认识自己了，而对于身边的其他同志，却都能叫的上名字来。
图丨先后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骨灰的骨灰盒后来医生告诉她，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越是熟悉的人越不认识。这个时候最需要耐心，慢慢的情况就会变好。的确，一段时间后，邓颖超突然喊赵炜的名字，还将她叫到身边。赵炜高兴得差点落泪，但她忍住了，不能在邓大姐面前流泪。1992年1月23日，这天是邓颖超88周岁生日，也是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来了很多人，温家宝总理也来了。这天房间也被布置的十分喜气，她一整天都十分开心，看着身边的人，有的人喊她“邓妈妈”，有的人喊她“邓大姐”，她满脸笑容的跟每一个人聊天。但邓颖超的身体状况还是很不稳定，每次感到难受时，她都会将赵炜叫到身边说：“赵炜，这可能是我们见得最后一面。”每次听到这句话，赵炜都十分难受，她强忍着泪水，安慰邓大姐：“大姐，你说啥呢，好好休息吧，养好精神，很快就会好起来。”
图丨1992年7月18日在天津海河“新海门号”轮船上，举行了隆重肃穆的骨灰安葬仪式1992年7月9日，邓颖超突然感到胸闷，心率加快，她再次将赵炜叫到身边，又一次说了同样的话：“赵炜，这是我同你见的最后一面。”只是，赵炜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与邓大姐见面，竟然真的是她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7月10日早晨起来，邓颖超的病情加重，在询问医生后，为防不测，下午赵炜与几位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跟周总理去世时相比，这个他们更加有条不紊一些，他们整理出需要他们做的事情，还有需要请示报告的，列了整整两大张纸。10日晚上，李鹏与夫人朱琳一起来到病房看望邓颖超，此时的她已经十分虚弱，听到李鹏与夫人来看望自己时，她只是声音微弱且沙哑的吐出两个字：“李鹏.....”这天晚上赵炜一晚上都没有睡，一直在观察邓大姐的情况，但情况一直都没有好转。
图丨起灵一直到凌晨五点钟，护士进来喊邓大姐，邓颖超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没有任何反应。赵炜趴在邓大姐的耳边说了句：“大姐，我是赵炜，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如果您听见了，就点点头，或者睁眼看我一眼。”但邓颖超还是一动不动，没有点头，也没有睁眼。护士看到她的血压和脉搏也都降了下来。此时赵炜明白，邓大姐这次可能是真的走了，永远的离开了她。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走了，走的十分安详。赵炜眼含泪水，轻轻的吻了邓大姐的额头，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
图丨赵炜亲吻邓颖超邓颖超离开后，中央领导同志开始研究她的治丧事宜，并将赵炜叫了过去，听取了她的意见。赵炜按照邓颖超生前的交待，如实向中央领导汇报了邓大姐的遗嘱。中央领导听完邓颖超的遗嘱后，综合各方面考虑，没有完全按照邓大姐的遗嘱办，还是在西花厅设立了灵堂，并接受群众吊唁。邓颖超的遗嘱中提到不搞遗体告别，但中央还是决定在八宝山同遗体告别。最后，赵炜还提出一个问题：很多日本友人希望能够来参加邓大姐的遗体告别，应该怎么办？中央做出决定：在我驻日本使馆设立灵堂，日本友人在那里吊唁，如果有想来北京的日本朋友，由对外友协负责接待。
图丨江泽民、杨尚昆为邓颖超送行赵炜请示完毕后，回到西花厅为邓大姐准备衣服。对此邓大姐也早有安排。她曾拿出周总理去世时，自己为总理送行时穿得一套黑色西装，对赵炜说：“这套衣服你帮我收好，我很喜欢它，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帮我穿上它。”但因为这身衣服实在破旧，上衣袖口，还有胳膊肘那里，衣角，裤子裤腰，膝盖处全部都被磨破了。但因为是邓大姐生前亲自交代的，她们只能按照她的遗愿办。其他人看到后纷纷落下感动的泪水，他们含泪将衣服的破旧处重新缝补了一遍。
图丨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回到西花厅7月17日上去，中央领导同志等都来到北京医院送别邓颖超，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后，8名战士抬着邓颖超的灵柩，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7月18日，赵炜满含泪水地捧起邓大姐的骨灰盒，离开西花厅，准备护送骨灰到天津。突然，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从突然从后边跑了上来，她轻轻的抱着骨灰盒，泪水止不住的流着，哽咽着说：“邓妈妈，您马上就要走了，让我最后再亲您一次吧，我永远爱您！”此情此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忍不住流下眼泪。赵炜感觉自己的身体颤抖的厉害，手也不受自己控制，她赶忙上了车，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多停留了。
图丨赵炜和高振普把邓颖超的骨灰撒入海河将骨灰送到天津，这也是邓大姐生前特地交待的，并多次强调，让赵炜一定要在她去世后，将这一请求向中央反映。邓大姐还交待，一定不要惊动天津领导和人民，但是，当灵车进入天津时，天津的群众早已站成两排，等候在马路两边。赵炜一边遵照邓大姐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向大海，一边跟邓大姐说着心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