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国《杨俊华·访眉山三苏祠有感》：也无风雨也无晴，坡老豪言举世惊。率草换羊羞李杜，凤池无待亦深情。

王世国/文

“正书”包括篆书、隶书、楷书、行楷，因为规矩端正，易于辨认，承担着书写文字、记录语言的基本用途，因此始终占有正统地位。而与之相对的“草书”，包括章草、行草、小草、大草，变化多端，难以辨识，与书法的基本用途背道而驰，则在艺术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汉代隶书

正书是为官府通行的书体，草书则是民间的俗书，两者犹如黄宾虹所称的“君学”与“民学”，相互对立，相伴而生，各成体系。

先秦时，官府将篆书定为官方通行书体时，民间便开始删繁就简，俗写成草篆；汉代隶书成了官方通行书体，民间则趋便从易，俗写的就是草隶或章草；东汉时，世人更将善写草书的张芝推崇为“草圣”，而且对草书趋之若鹜，练习草书废寝忘食，如痴如醉，招至赵壹写出《非草书》檄文来讨伐草书；

东汉 “草圣”张芝《冠军帖》

魏晋南北朝，官府以楷书为楷则，而民间俗书是行草、今草（包括小草、大草）。唐朝，皇帝李世民独尊羲之，推为“书圣”；而私下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却为酒仙张旭的狂草叫好，称之为“草圣”。

唐 “草圣”张旭大草《古诗四帖》

可见，世人喜欢草书而不爱规矩端正的正书。这是因为草书写起来容易和便捷，或者因为草书可以不守规矩，自由书写吗？恰恰相反，草书书写和辨认其实很难，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用草书写来往往只有毫厘之差，就像明代韩道亨《草诀百韵歌》中说那样：“长短分之去，七红即是袁。”

明代 韩道亨小草《草诀百韵歌》

快速书写的草书很讲究法度，书写时稍不留意，点画写不到位，便会写错字，“草书出了格，神仙认不得。”精于草书的孙过庭在《书谱》中提醒人们：“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尤可记文。”这就是草书与正书的重要区别。

孙过庭小草《书谱》

所以，草书不易，甚至很难，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蹈。它要求书写者必须精熟，即通过无数次的反复临习，熟练掌握每个字的草法，使之烂熟于心。因此，东汉张芝练习草书，临池习书，池水尽墨；唐代怀素练习草书，盘板皆穿，退笔成塚。孙过庭说：“草贵流而畅”。草书行笔和节奏如大河奔流，迅速快疾，连绵不绝，否则便缺乏气势和精神。

唐 怀素大草《自叙帖》

这样快速流畅地书写时，还要做到“点画分明”，准确到位，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达到“随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自由境界，那就非精熟不可。当年王羲之自我评价与张芝在草书上的优劣高下时，自知在精熟上不敌张芝，感叹道：“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东晋 王羲之小草《十七帖》

既然如此难写，那么为何草书仍然会受到世人的热烈追求呢？这是因为草书充分体现了 “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马克思语），体现了书法是创造具有神采的生命形象，这个美的和艺术的本质；它使书法家的情感和个性得以痛快淋漓地抒发和表达，并且把书法家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推向极致，从而产生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而这一切都是正书很难实现的。所以，草书才是书法家需要攻占的艺术高地。

明 祝允明大草《司马光独乐园记卷》

摆脱现实的束缚和羁绊，冲破既定的规矩和法则，不计结果的工拙和优劣，草书家把笔疾书，信手挥洒，在白色宣纸上创造出似乎不见字形、唯观神采的美妙华章。这时书法家精神的愉悦和兴奋无以言表，仿佛达到了那种就像是醉酒迷狂的自由境界，终于可以像马斯洛说的那样“自我实现”。

（本文原载2024年7月25日《广东文化参考报》）

2024年7月25日《广东文化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