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历史走向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一件大事，自然是科举制度。按照目前的研究，科举制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北周灭了北齐以后，科举制在北方盛行，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南下兼并南陈，完成了天下大一统后，科举制度终于在全国得以推行。

即便如此，隋朝的科举制其实也不怎么靠谱。毕竟刚开始实行，很多方面不够完善，这就给了不少贵族子弟钻空子的机会。

那么问题来了，唐朝的科举制总该能发扬光大了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唐朝的科举制里也是潜规则满满，缺乏最基本的公平。

汉朝以前采取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贵族子弟垄断官场，商鞅变法后，又有了军功制度，可以通过军功成为新贵族，从而在朝中做官。商鞅功劳再大，如果不立下军功，就没法获得封地成为贵族，所以他也得亲自带兵出征。

汉朝的时候，选拔官吏实行察举制。地方官员推荐本州县内比较出色的人才，要具备廉洁、孝顺等基本德行的人才，经过上层的审核以后，就能够直接做官。这种做法弹性太大，而且贵族之间可以互相推荐各自的子弟，所以存在很大漏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门阀世家。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四世三公的袁绍家，就是这么产生的。

九品中正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基本实行的都是曹丕时期陈群搞出来的九品中正制。该制度对推举人才的确做出了一系列细化的规定。但依旧只是察举制的翻版，达官显贵掌握着选拔官吏的主动权，所以这一时期形成了十分严重的门阀制度。东晋时期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大贵族的子弟，一出生就自动获得了做官的资格。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进入朝中做官，这是读书人最理想的晋升通道，至少比过去那些制度强得多，具备了相对的公平性。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现实情况是，唐朝289年历史中，一共只录取了约7000名进士。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照唐朝每年一次科考来算，平均每年只有24人可以入围。

就算是这样，唐朝的科考当中，也充满了各种内幕。就明面上的作弊行为，便有“通榜”和“行卷”这两种。

所谓通榜，指的是唐朝的时候科考试卷上还没有糊名，主考官是可以看到考生名字的。因此考生事前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博取主考官的好感，比如说在社会上名气大，提前把精心准备的文章送交主考官看，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当然了，还有一招就是送点好处给主考官。主考官有了很不错的印象以后，在考卷中看到了名字，自然就会把次人列入录取名单之中。

所谓行卷，就是进入通榜的一个手段，也就是写点像样的文章、诗词给一些有地位的人。得到这些人赏识后，他们便会将其名字推荐给主考官，从而让其顺利入选。

王维

大家很熟悉的大才子王维虽然才华盖世。但是几次科考都不如意，后来有人点拨他，那是因为他没找关系。为此王维就找到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王维见玉真公主的故事，被传说得神乎其神，现确指其文献出处是中唐时代薛用弱《集异记》。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六据引《集异记》卷二之记载概述曰：“维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为伶人，进主前，一进新曲，号《郁轮袍》，并出所为文。主大奇之，令宫婢传教。遂召试官至第，谕之作解头登第。”此事薛用弱《集异记》叙述更为详细传神，但结果都是“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郑还古所撰《郁轮袍传》说：“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门者，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具其事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之新声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当诣此。’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即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赉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即出献怀中诗卷。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谓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遗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谕，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而这个结果还往往被大家误认为王维于是顺利考得了状元，其实，“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的意思是说，王维是以京畿地区第一名的身份参加进士考试而一举得中。而进一步深究，其实“作解头登第”之说，恰恰说明王维并没有夺得“状头”（状元），因为如果王维是状元的话，则记载应该说“作解头登第作状头”“作解头登第夺魁”。看来，谁是“京兆尹”的“解头”，玉真公主可能可以说得上话，而谁是“状头”，则岐王、王维等人本来就没有指望玉真公主说话。

所以说，每年只录取20多个人，有时候更少。找关系入选的恐怕就不在少数了，真正有真才实学，又懂得走这条路的人，又能有多少呢？所以说，唐朝289年的科举搞下来，其实并没有真正将科举的作用发挥出来，反倒是让不少人钻了空子。

五代十国的时候，基本和唐朝的情况差不多。包括宋太祖赵匡胤刚立国时，科举制度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科举制度迎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宋太宗决定要扩招了！原因有很多，不过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宋太宗抢了侄子的皇位，又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因此打算讨好一下读书人。

扩招以后，天下考上进士的读书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天子门生，自然就不会说皇帝的坏话了。为此，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首次开科取士便一下子录取了进士、诸科500多人。

过去唐朝每年只录取20多人，这一下就增加了数十倍之多。读书人们可乐坏了，稍微努点力，就能成为国家官员。为此，从这一年开始，大量读书人便涌现了出来。他们开始积极备战科考。

宋太宗在位22年，录取的进士、诸科总数，超过了唐朝289年的总和。宋太宗开了这个口子，后世子孙自然要招办，甚至更夸张，否则就会得罪大量读书人。因此宋朝历年科考都会录取大量进士，有时候甚至会翻倍。

任何行业一旦参与者多了起来，就得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则，否则大家各玩各的潜规则，岂不是要把这个行业给毁了？

为了增加科考的公信力，一系列严格的科考制度便被制定了出来。试卷糊名虽然是武则天时期发明的，不过唐朝压根不重视，真正正式广泛推广使用，还是在北宋时期。此外，誊录制度也是在北宋时期正式施行的，也就是将考生的试卷统一抄写，让阅卷官看不出考生的笔迹。

苏轼考进士的故事大家一定听过，正是因为有糊名制和誊录制在，所以欧阳修才误以为苏轼的试卷是他的学生曾巩所写，这才没给他第一名。“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欧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由此可见，宋仁宗时期的科举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了。

现代大家很喜欢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教育资源。没错，教育的确是一种资源。实际上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一种资源，好的教育，更是稀缺资源。在古代也是这么回事，而且更加严重。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姓七望这类贵族之所以成材率那么高，主要是因为他们垄断了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家教育出来的孩子，个顶个都是人才。即便不学无术，也比外面没有受到过系统教育的人有才能。所以说，世家大族的子弟出来做官也就不奇怪了，唐朝的时候，四分之一的宰相都来自五姓七望的家族，可见这些家族的成材率有多高了。

在宋朝以前，由于良好的教育是稀缺资源，有教无类基本是一种奢望，所以寒门子弟包括贫困子弟，成才的希望基本为零。

不过，这事从北宋开始，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科考扩招，所以读书人越来越多。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也得谋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书。

除此以外，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为首的一帮大臣在地方上任职时也非常喜欢办学校。尤其是范仲淹，文正公在教育界绝对是一棵参天大树。如果说孔子是有教无类的理论提出者，那么范仲淹便是相隔千年后，有教无类这一理论的完美实践者。他走到哪里，书院就办到哪里，让很多基础教育为零的地区，都有了自己培养本地人才的学校。著名的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等，全都是北宋时期建立起来的。其中范仲淹建立的应天书院位列第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科举扩招，让普通人看到了通过读书晋升的希望。因此读书成了天下多数人选择的道路，这么一来，宋朝的基础教育自然能够得到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