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11 月 4 日，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领东北军，在齐齐哈尔哈尔戈江桥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这场让日本关东军震惊的战事，就是著名的“江桥抗战”。
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和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反复激烈的争夺。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多次发电报，对马占山的英勇行为给予嘉奖，并命令张学良即刻出兵增援马占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将军，之后却投降了日军，接受了伪满洲国的官职，成了一个可耻的 “汉奸”。有着如此经历的人，后来竟然得到了毛主席亲自致电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而马占山却拒绝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占山，字秀芳，1885年11月30日生于吉林怀德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仅仅用了 140 天便将整个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侵略者。日本由此轻而易举地获取了三倍于其本土面积的广袤土地，而这片土地，恰是他们觊觎了数十年之久的。
东北的人民为了收复这片沦陷的家园，整整历经了 14 年的艰苦抗争。先是东北义勇军，然后是东北抗联，以及各种自发的抗日团体纷纷加入到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抗日斗争之中。
1931 年 10 月 ，日军第二师团试图通过嫩江大桥，攻占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在这里他们遭遇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个挫折。
在飞机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各种重型火力轮番轰炸，日军却始终无法攻下齐齐哈尔，也无法击溃齐齐哈尔的守军。在对面指挥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的，正是在十几天前刚刚被任命为黑龙江代理主席的马占山。
东北的辽宁、吉林两省相继沦陷之后，马占山上任时发表宣言：“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存亡，而后凡入侵我省者，誓必死一战。”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马占山指挥军队连续阻击日军15 天之久。日军在此期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伤亡，甚至不得不从朝鲜调集援兵。面对日军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孤立无援的马占山和东北军将士们，难免少不了心寒。
南京的蒋介石虽然通电对马占山进行了嘉奖，同时也要求张学良前去支援，可张学良却一直窝在锦州按兵不动。要知道，马占山这个黑龙江代主席的职位，可是张学良在辽宁、吉林两省沦陷后任命的。
对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将九一八事变想得太简单了，把它当作一次小摩擦小事故，认为日军之后会自行撤离。
随着日军的侵略不断深入，两人又想将此事交给国联处理，把东北百姓的身家性命全然交托给了外国人。而他们二人的不同点在于，蒋介石自己不想抵抗，他想让张学良去打，去消耗东北军。打赢了东北军也损失惨重，他的嫡系就能顺理成章的进入东北，削弱张学良的实力。
张学良则看穿了蒋介石的这一心思，军阀思想占了上风，所以即便日军轰炸锦州，炸弹都已经落在了他的头上，依旧选择不抵抗。无论他晚年怎么说，都无法否认东北沦陷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蒋介石同样难辞其咎。倘若他真心想要抗日，就不应该还在江西围剿红军，应让军队挥师北上。
一个总司令，一个副总司令，国家危难之秋还在耍心眼。眼看着不断增援到齐齐哈尔的日军，守军早已精疲力竭，张学良既不增兵，也不许马占山撤退。
马占山在思考再三后，面对已经被打空的齐齐哈尔，最终不得不选择撤退。1931年11月19日，齐齐哈尔不幸被日军攻陷。日军随后将主力调往辽西，准备攻占锦州这一重要隘口。一旦拿下锦州，华北地区便也唾手可得。
直至此时，蒋介石方才意识到，再不抵抗，局势将会彻底失控。于是他给张学良发电报称，如果日军相逼太甚，我方应以实力防卫。可张学良根本就没打算保卫锦州，反而不断地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出。
到了这种危急时刻，中国军队的这两位最高领导人，依旧在互相推诿、扯皮，耍着心眼。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抵抗日军，却不打算给任何援助，仅仅派了一支小小的飞行中队前往锦州。
没有物资和部队的增援，张学良无意固守锦州。1932 年 1 月 3 日，东北军主力全部撤出锦州一带，日军不费一兵一卒便轻松拿下了锦州，并在一个月后占领了东北全境。
看着两个年轻人推诿扯皮，马占山这位经历过清朝时期的老兵，内心满是失望。他凭一己之力就能阻挡日军15 日之久，而且是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要是能够将全东北的武装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国民政府再给些援助，又怎会仅仅在 140 天就将整个东北轻易丢掉呢？
在满心失望、日军重重围困的绝望下，加上日军不断派人上门劝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东北沦陷一个月后，马占山出任了伪黑龙江省长，并兼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
1932 年 2 月 10 日，马占山前往哈尔滨与日寇会谈。侵略者表面上假意答应了三个条件，不驻军、不干涉内政、无领土要求。一周之后，马占山又赶赴沈阳，和张景惠等人商讨所谓的联省自治问题。
2 月 23 日，马占山回到齐齐哈尔，正式就任伪省长，并于 3 月份前往长春，参加了伪满洲国的建国典礼。
马占山的妥协，给东北军民的抗日事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作为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中国军人，竟然沦为侵略者的走狗，这让谁看了不都得绝望。
他手下的多位将领纷纷离他而去，参谋长谢珂将军也选择了离开。他在老家的卫队发生了哗变，老家的金银财宝也被洗劫一空。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全都聚焦到了这位清朝老兵的身上。
对于手下的离开，马占山虽然失望，但也明白这是自己咎由自取。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
随着他在伪政府中不断受到重用，马占山开始了秘密行动。他暗中将黑龙江省的部分款项提出，同时把重要物资和军事装备悄悄运出，为之后继续抗日做着准备。
1932 年 3 月末，马占山抓住国联调查团即将抵达东北的时机，一面继续精心布置反日军事行动，一面毫不留情地揭穿日本侵略者的丑陋面目。4 月 1 日，马占山离开齐齐哈尔，在到达黑河之后通电反正，再次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随后，他与吉林的李杜、海拉尔的苏炳文组成了东北抗日救国联军，自任总司令。
为了抗日大计，马占山将自己的四位姨太太全部遣散，每人发放了 3000 元路费。同时，他还把自家的财产全部充公，用作联军的军费。
可惜的是，1932 年 5 月当联军向哈尔滨挺进时，马占山的旧部程志远当了真正的汉奸，打乱了联军的作战部署。日军调来大批部队，加上投靠日本的伪军，对联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32 年 6 月海伦不幸失守，马占山想要夺回省城的目标彻底化为泡影。同年 7 月份，马占山身陷困境，和五个随从在大山中兜兜转转了一个半月之后，才好不容易逃出险境。
在山中跑了一个月之久，日本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甚至想要利用他的 “死讯” 来打击东北境内的抗日组织，逼迫他们投降。让日本人意想不到的是，马占山的 “死讯” 反而激发了东北的抗日情绪。
1932 年 9 月，马占山再度现身时，全国上下一片惊呼。马占山本想继续组织人马抗日，结果却遭到日军的重兵围堵，最终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经过协商之后，苏联政府同意马占山等中国将领离开苏联。在欧洲辗转漂泊多日后，马占山于1933年6月份回到了祖国，受到了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马占山回国之后，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亲自向蒋介石请缨，希望能够重返战场。蒋介石却只是假惺惺地对他进行了一番鼓励，随后便给了他一个军委委员的空职，打发他去莫干山养老。
马占山实在是想不通啊，想当初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蒋介石口口声声说要等国联来裁定，可如今日本人在东北烧杀抢掠，大搞生化实验，肆意屠杀中国百姓，疯狂颠覆中国文化，他却依旧不出兵。自己不出兵也就罢了，居然还不许别人出兵，一门心思地非要去打红军。
心灰意冷的马占山无奈之下，只得前往天津养老，静静等待时机。1935 年，在陕北与红军交战了几仗之后的张学良，彻底对红军的实力和理念服气了，于是开始与红军合作，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写出《红星闪耀中国》的记者斯诺，也是在双方合作期间前往陕北的。
就在斯诺离开陕北不久之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二个极为重要且正确的选择。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马占山被蒋介石叫到了西安。他原本以为蒋介石改变了心意，打算派他前往东北抗日。可实际上，蒋介石把他叫到西安，是想让他和红军打内战的。
马占山到西安后，还没来得及见到蒋介石，张杨二位便发动了兵谏。作为东北军的前辈和抗日英雄，马占山的话张学良还是比较听的。他向张学良建议不要杀蒋介石，并且在《对时局宣言》上签名。
这无疑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意味着后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和张学良共同承担。张学良后来委任他为抗日远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不过由于张学良随后被扣押，此事也就无疾而终了，马占山只好又回到了天津。
直到卢沟桥事变后，这位已经 53 岁的抗日英雄，才终于得以重新返回战场，杀敌报国。他着手组建了东北挺进军，和傅作义的晋绥军携手共同抗击日军。
当时，虽然全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抗日战场的局势依旧不容乐观。蒋介石在作战指挥上昏招频出，导致中国军队只能边打边撤。太原沦陷之后，日军集结四个师团的兵力，对东北挺进军展开了围攻。
这场战役整整持续了八个日夜，东北挺进军多位高级将领不幸牺牲，马占山最后成功突围，在哈拉寨扎下根来，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
1938 年 7 月，马占山因为受伤住进了延安的医院。伤愈出院时，中共中央特意为这位抗日英雄举办了一场欢迎会，中央领导也亲自出面。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马占山和共产党有了联系。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想利用马占山的身份，帮助国军在东北站稳脚跟，笼络东北的人心。马占山看穿了蒋介石的这一企图，就各种拖时间不回去。
1947 年，马占山最终还是前往东北就职。可到了那里之后，他发现国民政府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党政军内部的腐败问题严重到无法挽回。1948 年，东北解放军开始了反攻，国军只能龟缩在大城市内固守。
马占山在 1948 年 10 月份，以治病为由离开了东北，前往北平去见自己的好友傅作义。他刚到北平不久，东北全境便宣告解放。
傅作义当时内心十分慌乱，东北已经解放，东野百万大军一旦入关，北平和天津也成了囊中之物，究竟是选择抵抗、撤退还是起义，这让他纠结不已。
随着他在新保安的 35 军被杨罗耿军团消灭，他断了撤退到绥远的想法。而随着陈长捷在天津仅仅 29 小时就被攻破，他终于下定了和解放军谈判的决心。
在这一过程中，马占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向傅作义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还将我党的政策告诉他。后来去野司谈判的邓宝珊将军，也是他邀请的。
1950 年 6 月，马占山接到了中央政府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电话。然而，此时的老将军已经身患重病，身体根本无法行动，更不用说要坐两个小时开会了，所以他只能婉拒了中央的邀请。
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毛主席办公室还特意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同年 11 月29 日，马占山因病情恶化，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 65 岁。
他在遗嘱中告诉家人，自己能够亲眼看见全国解放，看到新民主主义顺利实行，已经此生无憾。希望家人要在政府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实事求是做事做人，不可稍懈。
马占山出身土匪，但一生都在为国家抗击侵略者，这位老将军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