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知道美国的支持对当时稳定国民党内部人心至关重要，但在1950年后，美国决定加强对台湾的支持，蒋介石却又开始怀疑美国的真实意图，担心自己会成为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傀儡。蒋介石不愿意做这个罪人。
这时，周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回归的解决方案，蒋介石携旧部回大陆的可能性，从未离现实这么近过。
然而，国共之间关于第三次合作进行了跨度长达二十年的三次和谈，两岸的和解却一次次无疾而终，是时代的车轮尚未走到这里，还是另有隐情？
1958年8月23日，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挑衅和威胁，毛主席下令对金门岛进行大规模炮击，这一决定将会改变整个局势。随着炮火声响起，战争开始了。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胞之间要走上这样的战争道路？为什么1957年起蒋介石突然急迫的要“反攻大陆”？这场战争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更是两岸同胞之间的误解和矛盾。
故事还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说起。
1949年，蒋介石带着他的军队和政府逃离大陆，退守台湾。他一直怀有着“反攻大陆”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执掌大陆政权。
蒋介石与美国建立联系。美国在台湾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助，帮助蒋介石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提供了支持。但是，美国也对蒋介石有着防备和控制，蒋介石成为了美国制衡中国力量的一颗棋子。
美国的支持对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知道美国一直都不喜欢苏联和中共，而他也一直在努力给共产党找麻烦。可是，1950年2月，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开始破裂。
当时，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让美国的阻止中苏结盟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于是，美国决定加大力度，采取“保台反共”的方针，以台湾为基地对我党进行遏制和骚扰。
美国中央情报局便在台开设了一个以商务为掩护的办事处“西方企业公司”，并在此设立训练和行动基地，培训国民党游击队员，并对大陆进行袭击。
蒋介石一直对美国在台湾的布置保持着支持的态度，他很喜欢看到共产党被美国针对。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付我党。可是，很快他就感到了不安。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做出了“台湾地位未定”的论断，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当时，美国正在进行所谓的"亚洲防线"计划，旨在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传播。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已经在日本和韩国建立了军事基地，并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现在，台湾也成为了美国亚洲防线的一部分。
1955年6月，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美国驻台湾的顾问团更加扩充，达到了2600人。这些军事顾问不仅提供了军事装备和训练，还秘密地协助台湾当局进行间谍活动，试图摧毁解放军的行动计划。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并不是简单的武装支援，而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美国并不是真的支持他。
他开始怀疑美国人的真实意图，他开始担心美国最终会将自己变成傀儡。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他始终坚持着国家领土完整的信仰，他不想成为另一个汪精卫。他需要美国的援助，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保持独立性。
这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份新的情报，这份情报是关于美国正在密谋让他下台的消息。蒋介石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蒋介石意识到，自己要加快“反攻大陆”的步伐，才能在和美国的博弈中得到更多的筹码。
同时，二战结束后，人们经历了战争的苦痛，都渴望着和平。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经济建设领域，希望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和平安稳的生活。
在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上，中共中央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不再采取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而是立足于武力，力争通过和平解放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周总理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也正是此时，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保留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还要结合力争和平解放。
接下来，周总理开始着手实现这一理念。他首先派遣了一支解放军部队前往金门和马祖两个离台湾最近的小岛。这支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地占领了这两个小岛，并向台湾岛发射了炮弹，向台湾人民宣示了解放军的决心。
一边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展示主权意识，另一边则是向蒋介石抛去了和解的橄榄枝。中共中央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让章士钊带到香港去，转交给蒋介石。
也正因此，两岸关系的和解，有了第一次的契机。
这封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的第三次国共合作，更在于其中关于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蒋介石认真地阅读完信件，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考虑。
这个时候，历史的进程也因此开始发生了改变。
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希望在实现两岸统一后，蒋介石能够继续负责台湾的事务，只有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处理。同时，中央政府计划将全力支持台湾经济的建设，并表示会在时机成熟后，与台湾人民一起逐步推进社会改革计划。
除此之外，信中还提到了中共中央对蒋家祖坟的保护，并邀请他回乡看看。这些具体的措施表明了中共中央对两岸关系的重视和诚意。
蒋介石把这封信放在桌子上，反复阅读了几遍。他割舍不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期盼着能借助外来力量成为那个统一国家的人。他决定暂时不做回应，而是想着要先找一些人商量一下这件事情。他找来了他的亲信和谈判专家，一起商讨如何回应中共中央的提议。
1957年初，蒋介石派遣自己的亲信宋宜山前往北京，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
在会面中，宋宜山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并与中共中央的李维汉进行会谈。会谈的焦点是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细节。宋宜山返回香港后，则撰写了一份超过一万字的报告，向蒋介石传达了这些信息。
而这份报告让蒋介石勃然大怒。
蒋介石认为，中共中央提出来的条件看似有诚意，但权力相争，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他们要求蒋介石停止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停止宣传抗共，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且让共产党参与政府中。这些要求对于蒋介石来说，等同于放弃了国民政府。
而蒋介石的治国梦并不建立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他最终决定不接受中共中央的提议。
宋宜山还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新变化，这些描述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因其刚愎自用，敏感多疑，当即认为宋宜山已经变节，于是痛骂了宋宜山一顿，随后又电告他不必再回台湾。
第一次和谈的失败，让蒋介石更加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帮助。
1958年，美国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和约旦，同时也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资金和军事装备。这些信号被蒋介石误解，他错误地认为美国将会持续性地支持他收复大陆。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金门炮战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两岸紧张局势。
1958年的金门炮战，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台湾，但这场炮战并未取得全面胜利。
这一事件使得中央开始认识到，只靠军事手段难以解决台湾问题，并且会让两岸同胞敌对状态更加激烈，而这一幕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中央开始转变策略，采取温和的手段以缓解两岸关系。此后，经济和文化手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具，以促进两岸交流和融合。这一政策转变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今天仍然持续发挥着作用。
1965年夏天，李宗仁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大陆。在回国之后，李宗仁开始了他在中国大陆的新生活。他曾在国共内战时期担任过国共两党的主席，后来又在台湾担任了多年的副总统。但是回到中国大陆后，他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当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着政治运动，很多人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等，因此李宗仁也受到了不少困扰。他的家人和朋友也因为他的归来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了应对这些困境，李宗仁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他积极主动地向当局表明态度，希望能够得到宽大处理。同时，他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参加了不少文艺活动，与不少知识分子成为了好友。
在这个过程中，李宗仁也一直在思考着中国大陆的前途和发展方向。他曾多次向周总理等领导人提出建言献策，希望能够为中国大陆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宗仁的归来引起了全国的轰动，他的故事，也启发了很多人对于国家和人生的思考。其中，也包括蒋介石。
为了探明双方的谈判底线，蒋介石派遣曹聚仁前往北京进行了解。曹聚仁在北京进行了详细谈判，并飞往香港向蒋经国汇报。
曹聚仁来到北京进行国共第二次和谈。这次和谈的目的是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然而，在和谈进行的同时，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使曹聚仁作为国共和谈的代表之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的政治氛围也被牵连进来。由于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方面对于这场运动的态度是明确的反对。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一些台湾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投身于类似的革命活动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台湾的当局开始采取严厉措施，打压这些运动。许多人被捕，甚至受到酷刑，这引起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关注和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和谈很快陷入了僵局。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加剧，和谈最终以失败告终。
1970年代，中国大陆风波结束，中日关系改善让中国重返了联合国。与此同时，被联合国除名的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急转直下，而这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终于又迎来了一个契机。
90岁高龄的章士钊主动请缨，要求担任与台湾国民党联络的中间人。虽然他已经年事已高，但在国民党内部依然拥有很高的威望。毛主席经过慎重考虑后，征得了章士钊家属的同意，于1973年5月安排了专机将他送到香港。
然而，当章士钊抵达香港后不久，他突然生病了。由于他无法适应香港的气候，病情迅速恶化。虽然医生们千方百计地治疗他，但是年事已高的章士钊最终还是在7月1日去世了，令人惋惜。
虽然章士钊未能联系上蒋介石父子，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引起了蒋氏父子的注意。当时，正处于台湾前途未卜的关键时期，蒋介石认为如果中共能加入国共合作，或许可以为台湾的未来带来一线希望。于是，他决定重新考虑与中共进行谈判。
1975年春节，蒋介石秘密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然而，就在他们努力寻求沟通的时候，蒋介石的病情突然恶化，不幸离开人世。这个消息震惊了全球，也直接导致了两岸沟通的再次中断。
一年半后，毛主席也离开了我们。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有生之年未能实现第三次合作，这对中国的历史注定是一个不可磨灭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