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去世36年后，中央突然收到一封申诉信，信是几个人合写的，大致内容是说他们是陈独秀的后人，希望中央可以为自己的母亲平反。

众所周知，陈独秀的子女，分别是他与第一位夫人高晓岚生下的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和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生下的女儿陈子美和儿子陈鹤年。还有一种说法，流落在四川的陈光美也是陈独秀的儿子。

给中央写信的人，自然和上述名单中的人没关系，那么他们究竟是谁？他们口中的母亲又是谁呢？这一切还要从1926年说起。

陈独秀

1926年1月间，在中共党史上发生了一件以往从未发生过的事件——总书记突然失踪了！

自从1922年陈独秀再次被捕获释以后，为了确保安全，他从居住了多年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搬出，觅屋另住。中央机关的人，包括专门负责与陈独秀联络的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在内，都不知道陈独秀的住址。平时，陈独秀定期来中央机关看文件，或根据事先安排到规定的地方参加会议。如因事不能来中央机关，陈独秀都会主动地通知任作民。几年来，虽然上海的白色恐怖一直很严重，但陈独秀的安全并未出过什么问题。

然而，1926年初，陈独秀却突然失踪了，这使中央机关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从1月上旬起，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由于无人知道陈独秀的地址，故中央也无法找他。时间一长，首先是任作民恐慌起来，他向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作了汇报。他们得此消息，也紧张起来。又等了几天，仍不见陈独秀的踪影，也没有陈独秀的消息。

会不会是帝国主义或军阀秘密地逮捕了他，或将他秘密地杀害了？为了弄清情况，党组织遂派人利用各种关系到处打听，但是打听来打听去仍无结果，人们越来越感到失望，甚至断定陈独秀已经死了。

张国焘尤其感到悲观和哀伤，他开始同人谈起陈独秀的生平，并说，以陈独秀的地位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但他宁愿革命，以致落到这个下场。

陈延年

此时，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亦正好从广东来到上海，听说父亲失踪也很焦急，他找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打听。汪孟邹虽是党外人士，与陈独秀的关系却非同一般，且多年来一直与陈独秀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未中断过。但这一次却例外，汪孟邹也不知道陈独秀的去向，陈延年更焦急了，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

其间，为了尽快寻找到陈独秀，任作民用化名，在《民国日报》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实际上是用密语写的联络文章，那个年代，如果有党内同志因故中断联系，中央往往会用这种方法进行秘密联络。但广告刊出后，却毫无反应。

时至2月中旬，陈独秀仍无消息。中共中央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一则要对此事及中央迁移问题作出决定，二则讨论有关北伐等问题。

就在中央机关惶惶不安之时，在神秘地失踪了一个多月以后，陈独秀却又突然在中央机关露面了。于是，大家奔走相告，并电告已去北京的其他领导人。当时陈延年也要去北京开会，并且已经上了轮船。任作民等又赶紧派人把他从船上找来，让他同父亲见一下面。

“警报”解除之后，人们问陈独秀究竟是怎么回事？陈独秀告诉大家，他害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住院前，他已告诉过任作民，他将有好多天不能到中央机关办公。他在医院里也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广告，但以为病快好了，不久即可出院，故也没有马上与中央联络。他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此事竟会搞得大家这样紧张。

陈独秀

陈独秀所讲，当然都是事实。不过，他还是隐瞒了一点与他个人有关的秘密，即在住院期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服侍他，而且这个女人实际上已和他秘密同居。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将自己的住址和他住院治疗的事告诉别人，甚至连秘书任作民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也被蒙在鼓里。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事前事后陈独秀都未将此秘密和盘托出，可人们还是猜测到了其中定有奥秘，只是不好再追问他罢了。

陈独秀隐藏的这个神秘的女人究竟是谁？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许任作民，还有以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见到过此人，因为鉴于此次“失踪”事件引起的风波，陈独秀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秘密住址告诉任作民或王若飞。但无论是任作民还是王若飞，都从未透露过这方面的消息。

因此，由“失踪”事件引起的这个“谜”，人们一直没有弄清。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此事发生了50多年之后，一件偶然的事却使这个谜得以解开了。

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

那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中央有关方面收到了一封申诉信。信是由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写的，他们在信中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和外孙女，并说他们的外祖母叫施芝英，母亲叫陈虹，都已去世，但母亲生前曾因陈独秀而受到牵连。他们要求有关方面落实政策，为其母平反。

由于此信所说的陈虹原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故信被转到中共上海市委。市委立即对此作了调查。当时报上曾对此事作了介绍。

据说，陈虹生于1921年（有的文章说，陈虹生于1924年。然据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所存陈虹的档案，陈本人所填的出生时间却是1921年），安徽人。她出生后不久，即被一个名叫施芝英的年轻女子所领养。而这个施芝英，正是1926年陈独秀“失踪”前后与他同居、在医院服侍他的那个神秘女人。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陈虹后来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在新疆工作的二女一男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和外孙女。然而事实上陈虹既非施芝英所生，仅为施芝英所领养，自然更谈不上与陈独秀有什么血缘关系了，甚至也不能认定她是陈独秀的“养女”。

对于这一点，据曾任陈独秀秘书的郑超麟老人回忆，陈独秀本人生前就有过明确的说明。

郑超麟

那是在1939年8月，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释放之后的事。当时，他带着潘兰珍到了武汉。有一天，陈虹突然找到了陈独秀的门上，与陈独秀见了面，潘兰珍亦在座。陈虹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要认他这个父亲。可陈独秀却对陈虹说：“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

陈独秀所说的“你母亲"，指的就是施芝英。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社会上去了，于是武汉的一些报刊遂借此大肆渲染，攻击陈独秀。

其实，陈独秀并没有说谎。陈虹生于1921年，那时陈独秀仍与高君曼及其孩子住在一起，尚未结识施芝英，当然与陈虹的出生毫无关系。

这次见面后，陈虹虽然再也没有和陈独秀联系过，却仍然称陈独秀为她的父亲。解放之后，陈虹进了一家电影制片厂工作。1969年，陈虹因患食道癌去世。她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即后来写申诉信的那三个人，现仍在新疆工作。

调查的结果虽然否定了陈虹与陈独秀的血缘关系，但这桩案子却使我们弄清了多年来未能解答的谜。原来，与陈独秀同居的那个神秘的女子就是陈虹的养母施芝英。

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

施芝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何时与陈独秀相识、同居，又是何时分开等等，至今我们仍了解不多，只能根据一些点点滴滴的材料，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据作家叶永烈的调查，施芝英生于1901年，是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早年也读过一点书，但只有初小文化水平。她很早就到了上海，但准确时间至今仍难以断定。以后，她一直住在上海，直到逝世。除年轻时与陈独秀同居及后来同一个名叫王蔚如的男人结婚外，她是否另与别人同居或结过婚，现在尚无材料可以说明。施芝英后来的丈夫王蔚如是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年迁至上海南市安澜路与施芝英同住。在此之前，施芝英还在上海永青新村住过。1965年1月，王蔚如、施芝英夫妇又搬迁到上海会稽路，此后再未动过。1969年11月3日，王蔚如因胃出血死亡，享年71岁；施芝英则于1973年12月23日因患脑溢血去世。施芝英同王蔚如结婚前后，除收养过陈虹外，似乎没有生过孩子，故逝世时无任何亲属在身边，她的后事是由从南通赶来的王蔚如前妻的外孙女料理的。

郑超麟

另据郑超麟回忆，20年代前期，施芝英在一家医院工作。是当医生，还是当护士，则说法不一。但如前所述，施芝英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是医生的可能性不大。郑超麟还说，陈独秀是去医院看病时同施芝英相识的。当时施芝英20多岁，正当妙龄，这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而她对40多岁的陈独秀也很倾心，两人很快就堕入情网，并秘密同居。

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故人们对陈、施二人相识和同居的时间有着不同的说法。一些人经过分析，认为陈、施可能相识于高君曼离沪之前，而同居则可能是在高君曼离沪之后。从目前看到的比较确凿的材料看，高君曼离沪去宁当在1925年11月或12月间。

据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的日记记载，1925年10月14日，高君曼和陈独秀还先后去亚东图书馆，与刚从武汉到上海的胡适见面、聚谈。同时，如前所述，陈独秀“失踪”事件发生在1926年1月间，可以肯定高君曼此时已不在上海。这说明，高君曼离沪赴宁居住当在1925年10月中旬以后、1926年1月之前。由此推测，陈独秀与施芝英同居应在1925年年底，而不大可能如有些书上所说，是在1924年，甚至更早的时间。

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

至于陈、施同居期间他们的生活和感情究竟如何，因缺乏确切材料也很难肯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陈、施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陈独秀与高氏姐妹的关系，也不同于陈独秀后来与潘兰珍的结合，而只是一对情人，不能算作夫妻。因为陈、施同居完全是秘密的，从未公开过，更不用说宣布结婚了。

陈独秀与施芝英两人虽非正式夫妻，感情倒是不错的。据作家叶永烈的采访，施芝英晚年仍常常情不自禁地同别人提起她的“老陈”，还说那时她和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说老陈待她最好等等。她甚至将陈独秀的照片一直秘密保存到去世，历经五六十年而舍不得丢掉。由此可见，施芝英对她与陈独秀的同居生活十分满意，印象深刻，极为怀念。

陈独秀与施芝英的秘密同居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二年多。据郑超麟回忆，在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发动的前几天，陈独秀似乎已和施芝英分手了。他当时已搬到了中央宣传部机关来，和郑超麟同住，并一直住到4月初离开上海去武汉时为止。其间，他整天忙于指挥第三次武装起义及其他革命工作，几乎没有什么闲暇时间了。

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

既然陈、施两人感情蛮好，那为什么他们又很快分手了呢？笔者对此没有掌握多少过硬材料，只能作一点“分析”。

也许，是因为1927年3月以后革命形势高涨，陈独秀重任在眉，实在无暇再同一个女子秘密来往了；也许，虽然施芝英真对陈独秀有感情，但陈独秀并不是认真的，因为他早就说过，“男女之事，不过在生活上和吃饭、穿衣、饮酒、吸烟同样的需要与消遣而已”，只是“一种游戏的小问题”；也许，陈独秀虽对施芝英有感情，但作为党的总书记，也不能不考虑一点影响，因为他的正式夫人高君曼尚健在，俩人并未宣布离婚，他不可能像过去公开遗弃高晓岚一样，再公开遗弃高君曼。

总之，各种可能性都有，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都决定了他和施芝英的秘密同居只能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终难成为“长久”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