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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三中全会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还面临着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的右派势力以及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党员和干部的反对。
在王明等人打着反“立三路线”、反三中全会、反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造党的领导机关的同时，党内还有另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首、徐锡根及王克全等人为代表的宗派小组织。
他们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就反对李立三的错误。
这时候，他们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中央政治局。
此外，还有一些正直党员和干部，像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他们较早地起来反对李立三的错误，并且受到过立三路线的错误批判和打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也没有撤销对他们的错误处理。
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传到中国后，他们也要求召开一个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问题。
1、获得共产国际认可的王明
这样，一方面面临着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有党内的宗派活动，党内思想混乱，瞿秋白及中央政治局处境非常艰难。
既然王明等人和何孟雄、罗章龙等人都认为中央发的补充决议不能解决问题，都要求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以解决“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问题，于是党中央决定接受这个意见。
1930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以便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来代替三中全会的决议案。
但是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在米夫那里遭到了否决。
原因是他担心一个紧急会议能否达到他期望的王明上台、瞿秋白下台的目的。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在莫斯科组织召开的讨论立三路线问题的会议，其精神米夫是很清楚的。
这些会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批判立三路线错误时，把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同时几乎所有参会者都赞扬王明等教条主义小宗派的人，说他们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为国际路线而奋斗的，并为他们没有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鸣不平。
显然，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工作主持人瞿秋白失去信任，希望通过一种组织行为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之外；同时想让受莫斯科培养时间较长、深得共产国际信任的王明上台。
当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决议出来后，米夫认真听取王明等人的汇报，详细征询他们对解决中共党内问题的意见，并面授机宜。
他还召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但他拒绝会见何孟雄。经过一番调查了解，米夫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能否解决问题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通过紧急会议，并没有确切把握能使王明等人占据中央领导地位。
因此，米夫向中共中央提出改开六届四中全会的建议。
2、四股力量的包围
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接受米夫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作出的这种不得已的改变，后来被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指责为瞿秋白、周恩来耍两面派，欺骗党员群众。
在远东局成员找何孟雄了解党内情况时，他说：
昨天召开了五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在沪中区莫斯克文（周恩来）同志代表政治局讲了话。会议决定，必须撤销莫斯克文同志（指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还提出了把他开除出党的要求。主要理由是：莫斯克文（周恩来）同志在共产国际时，赞成一切决议，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斯特朗同志（指瞿秋白）出席了闸北区的会议。会议也决定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理由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两年，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现在不仅在政治局里存在着危机，而且在全党也存在着危机。政治局无法使党摆脱危机的局面。
何孟雄和徐锡根分别代表当时党内的两派，他们对瞿秋白和周恩来的态度表明，六届三中全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周恩来被莫斯科和远东局否定以后，在遭到王明宗派小集团“逼宫”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何孟雄派和罗章龙派的围攻。
总之，随着国际十月来信内容在党内公开，以瞿秋白、周恩来负实际责任的中共中央迅速陷于四股压力的包围之中：
一是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压力；二是以陈绍禹（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集团的压力；三是以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为代表的工会派的压力；四是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受过“立三路线”错误批判和打击而在六届三中全会后又未获平反的党员干部的压力。
可以说，随着批判李立三错误、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的党内斗争的升级，这四股力量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机构及其领导人形成了反对的合力。
这种情况下结果是，旧的领导完全怅然若失，放弃了领导，丧失了任何威信。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无一例外地在所有会议上，大家都不想听旧领导代表的意见，党员群众一致要求开除他们，如果说不是任何地方都开除出党，那么至少也得开除出中央。
甚至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也是这样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因为旧领导被逼得万般无奈，走投无路，无论如何它在同立三主义的斗争中和清算这个主义方面没有起到主动作用。旧领导人被惶惶不安的情绪所左右。
在这方面很说明问题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离开领导岗位是毋庸置疑的事，大家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一个问题，坚持要把他们逐出中央。
3、紧急会议还是党的全会？
要把瞿秋白赶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0年12月18日给远东局的电报中作出的。
此前的12月10日，米夫代表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写了一封信，批评瞿秋白等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表现出了不能容忍的不老实态度，不顾已达成的协议，没有将政治局和远东局预先商定的表述写进政治协议，而且也没有事先将这一切向共产国际代表机构报告，使远东局不能及时地对政治局中存在的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倾向作出反应。
为此，根据：
1.在党的队伍内彻底清除李立三同志的路线的特别重要性；2.三中全会没有在党内造成必要的转机，在党组织的工作实践中也看不到这种转变的迹象；3.11月25日的补充决议在不重新审查三中全会的最重要决议的情况下也不能实现这种转变，远东局得出结论：紧急召开为期一天的党代表会议（应遵守一切必要的保密规划)是适宜的，参加人员为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各省代表和共青团中央局成员。远东局认为，这次代表会议应通过一个决议以解决下列问题，即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信的精神对立三路线、政治局在6月至8月间的活动以及6月11日决议作出评价；提出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克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错误、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实现坚决转变等任务；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纠正中共中央错误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李立三及其支持者抵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和警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所采取的不老实态度；责成政治局根据这个决议为党组织起草指示和确定实际任务。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此时的远东局并不知道莫斯科有重新改组中共领导机构的意图，所以米夫只要求中共中央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通过一个符合远东局要求的决议，同时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
但是远东局很快就改变了决定。
这是因为12月18日，莫斯科给远东局发来电报，要求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其任务是：
(1)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和信函中提出的路线；(2)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3)团结全党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
必须对李立三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和三中全会的错误，其中包括斯特拉霍夫（瞿秋白）的错误，进行最广泛的和最全面的说明，在党的组织中不搞可能削弱党组织的辩论。
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瞿秋白）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
4、王明进入中央的跳板
“新的力量”是些什么人呢？就是被共产国际称为“忠实的年轻的共产国际派”陈绍禹、王稼祥、沈泽民、秦邦宪、任弼时、张闻天、夏曦等人。
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后，米夫自然不敢怠慢，不遗余力地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为了给他一直欣赏的王明上台铺平道路，米夫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共中央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
本来在11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瞿秋白、周恩来对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到达中国后在党内进行的一系列宗派活动如成立“临时小组”、制订小组决议和行动计划等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米夫却要求中共中央尽快给王明等人平反。
在米夫的催促和压力下，中央政治局于12月16日作出《关于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同时也发出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何孟雄的意见一般是正确的，取消了对他的错误处分。
12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96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
《通告》表示，要“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要在“党内实行改造”。
与此同时，米夫提议由王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江苏省委是当时中共在白区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领导着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和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
江苏省委书记是当时中共党内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以王明在党内的资历是无法担任的。米夫要王明担任这一职务，其用意是给他进入中央设置一个台阶。
还有一原因就是，10月17日王明曾给米夫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在江苏省，为首的是这样一个人（指李维汉)，他在政治理论方面是第二个李立三，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是第二个“老头子”（指向忠发）和陈独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李立三的忠实弟子。他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有害的阻挠者。
他是上海和江苏组织遭破坏和工作不力的第一个控诉人和罪人。
如果他仍留在领导岗位上，那就永远别想改进江苏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
王明如此一说，米夫自然觉得王明才是江苏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由于米夫的坚持，中共中央无奈之下，于12月25日发文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即江苏省委）书记。
5、王明在党内的威望
12月2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以及王明与远东局代表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问题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远东局明确提议，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米夫的学生王明等人加入。
为了使王明能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顺利进人中央政治局，米夫及远东局的其他同志于12月29、30日找何孟雄、温裕成、徐锡根等人谈话，结果发现王明等人在党内的威望不高。
何孟雄说：
所谓的青年派——戈卢别夫（指王明）等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
徐锡根说：
基层党组织不信任这个中央。对回来的大学生也一点不信任，在基层党组织中对他们存在着强烈的反感情绪。当然，他们会写，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戈卢别夫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进行过无原则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米夫对召开好六届四中全会颇费了一番心思。
他自己亲自起草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拟订参会人员，规定扩大的四中全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以外，还决定让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代表参加，凡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
同时在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时，他自始至终紧紧操纵着会议的全过程。
6、操纵六届四中全会的米夫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2人，列席会议的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苏准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代表、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还有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一共37人。会议只开了一天。
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米夫亲自与会，并严严实实地控制着整个会议的进程。当会议主持人向忠发宣布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时，罗章龙等人起而反对，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
于是全会一开始就发生了关于会议性质的争论。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压下了争论，“坚决要求四中全会立即开始”。
六届四中全会主要有四项议程，即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讨论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中央政治局。
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
王明在向忠发的报告后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主要是批判李立三的错误；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点名批判瞿秋白，认为他作为三中全会的主要政治领导者与李立三的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宣称只撤换几个中央负责人是不够的，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强调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竭力吹捧共产国际指示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正确。
在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判。
会议最后由米夫“钦定”名单对中央委员会进行补选，对政治局进行改选。
结果不是中央委员的陈绍禹（王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贺昌四人离开中央领导机关；另外，反对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和王明宗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完全遭到排斥。
会上不断出现激烈争论，米夫每次都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加以制止，他有力地控制着全会按照预定目标发展。结果如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四中全会“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
显然，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特别是米夫坐镇上海的直接控制，陈绍禹（王明）不可能在激烈的反对声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7、去旧迎新的六届四中全会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这是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结论。对于瞿秋白来说，这是在他壮烈牺牲却未盖棺论定的10年后得到的公正评价。
而六届四中全会时瞿秋白的感觉是：
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受瞿秋白个人遭遇的牵连，他的妻子杨之华也被撤职。1930年秋，与瞿秋白一起回上海的杨之华，担任中央妇委秘书、中华全国总工会妇女部部长。
六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瞿秋白遭受批判，继而于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中央政治局，杨之华也受到株连，工作的权利被剥夺。
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不正常的会议。
但是其结果正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的意图。当然，米夫也很清楚陈绍禹（王明）等新人没有威望撑起整个政治局，因此面对罗章龙等人全盘否定、大换班的要求，他努力进行说服工作。
在四中全会上作结论发言时，米夫说：
我前面已经说过，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应当出去，党里全没有人了。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向忠发、温裕成等，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
因此，远东局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虽然对周恩来等进行了尖锐批评，但仍然从实际出发，保留了周恩来、项英、罗登贤、关向应、毛泽东等原政治局成员继续当选，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了领导工作机会；同时新增加了任弼时、刘少奇为政治局委员。
六届四中全会及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选都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机构远东局强行安排的结果。
作为分管中国革命工作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对陈绍禹（王明）派甚为器重，把他们看成是“可靠的、忠实的”的青年国际派予以特别信任，对他们的密信和言论偏听偏信，对他们的教条宗派活动偏袒和支持。
与此相应的是，对原中共中央领导人由怀疑到不信任，由不信任到不使用，并且运用组织和非组织手段支持陈绍禹（王明）派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中央，最后强行主导安排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让陈绍禹（王明）派进入中央掌权。
可以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代表机构远东局一手将整个中国革命置于比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更严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控制之下，使中国革命事业此后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高额政治成本。
但是，1931年34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对远东局主导召开的这次四中全会是满意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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