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中国应跳出人性的陷阱，消除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恐惧，争取更广泛的认同，破解“反华阵线”。“因为中国崛起急需的是从与发达国家交流中才能得到的先进要素。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成本很高，所得并不是中国急需的。中国需要尽可能保持与发达国家的密切联系。”这篇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撰写的文章写道，进入2023年以来，战争的现实感骤然上升，而且是莫名其妙地上升。不仅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紧锣密鼓，亚洲许多国家的战备也在提速，中国更是争分夺秒。新加坡外交部长感叹二战后数十年的和平红利已消失了；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也惊呼世界正在滑向战争边沿。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远远超出了竞争的范畴，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文章称，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示，“以攻为守”将成为近期中国的对美政策。这很可能是中国在感到无路可退后，决定进行的一场豪赌，赌的是美国不敢真对中国开战，咄咄逼人的气势有可能使美国避让，从而获得一定的喘息空间。中国从国际分工重回自力更生，几乎不可避免。文章指出，中美和则双赢，斗则两伤。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事态的发展一直朝两败俱伤的方向发展，甚至拉世界经济陪葬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两大原因：人性和误判。“主导国际政治的往往是情绪而非理性。”文章说，中国感觉美国欺人太甚，美国则感觉中国咄咄逼人。这种感觉催生的是情绪而不是理性。双方在情绪的主导下和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出现误判是必然的。文章说，为何许多“民主国家”将中国崛起看作是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挑战？“人性化”的回答是它们别有用心，在美国的挟制下联手扼杀中国的崛起。但文章认为，这种“敌对势力”的简化一定产生不了有效的对策，因为它在对方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恰恰没有认真对待，使误解和矛盾不断积累。文章称，一个国家也许是污蔑，但如果一大批国家都有这种看法，就需要认真应对了。而有效的应对不能靠情绪，要靠对利益的清楚认知。首先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近代大国崛起中，形势最不利的。中国不仅面对大国兴替的一般性矛盾，作为文明大国，还不得不应对由自己“异类”身份带来的特殊性挑战。文章指出，以往的大国崛起，一是没有跨种族、跨文明、跨政治制度的隔阂，二是都有盟国相伴，形成的是体系之间的对抗。美国在战后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条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同盟国体系，在当前对抗中国崛起中尽显优势。唯有中国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来对抗美国庞大的盟国体系，自然显得势单力孤。美国左右逢源，而中国则遭遇美国和盟友制造的层出不穷的麻烦与困境，防不胜防，恶气难咽，于是很容易被情绪推着走。其次，当局者迷。文章说，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长期面对西方“俄罗斯威胁论”和周边国家的“恐俄症”。俄也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西方恶意炒作，于是陷入与周边国家和西方的恶性互动中，最终导致乌克兰战争。战争反而坐实了俄罗斯的恶名，使威胁论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俄当然觉得冤枉，但如果它在应对威胁论的方法上更聪明一点的话，也许结局会不同。这对中国有很强的启示意义：问题不是对与错，而是有与无。有了就要设法解决，辩论对错徒劳无益。第三，虽然美国独自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但发达国家联手，就有可能使中国的崛起脱轨，这个基本认识应该有。中国即使能够争取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最后，中国应该就它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有个清晰的交代，这样才有望减少其他国家的不安和恐惧。模糊不清会导致各国因怕而联手，防患于未然。文章称，中国正在陷入与西方的长期全面对抗。对付人性的陷阱，最根本的办法是消除对方的恐惧，而消除恐惧的有效办法是消除陌生感。这就要求在“求同”上下大气力，在“存异”上轻描淡写。这绝不是要缴械投降，拥抱西化，而是争取更广泛的认同。这样就不会有广泛的反华阵线了。文章指出，美式政治的党争嘈杂声，本来就容易使政客情绪升温，在发烧中失去理性，在对外政策方面更是如此。美国历次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种拱火的两党体制造成的。近来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失态，反映出它的巨大焦虑和危机感，应当得到中国的同情和安抚——让一个超级大国处于这种状态，对谁都没有好处。“人们有理由预期这次美国会犯同越战、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类似的错误。”文章最后写道，“所以，纵使有无尽的委屈和憋气，也要耐着性子处理好关系；以攻为守也许能打掉对方的傲慢，但要把好度，因为国家利益比宣泄情绪、表达正义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