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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一直是我国的重点攻坚产业。

不过，有一种技术，比芯片的难度更高，长期以来被日美垄断。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技术已经被我国科学家成功攻克。

芯片一直是我国的“卡脖子”技术之一。为什么“小小的”芯片，研发难度却这么大呢？

在设计方面，芯片要求设计师具备丰富的电子、计算机、通信等专业知识。在设计过程中，还需要解决电路布局等种种问题。

在制造方面，芯片制造包括光刻、蚀刻、离子注入等数百道工序，稍有偏差就可能导致整个芯片报废。

芯片制造还需要巨大的研发成本、顶尖人才等等，因此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但是，重离子射线设备比研发芯片难度更高。

重离子射线设备是一种利用重离子射线对物质进行照射的装置，主要用于科学研究、生物医学治疗等领域。

所谓“重离子 ”，就是指原子序数较大的离子，其主要来源于使用粒子加速器产生重离子束。

重离子射线设备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癌症治疗。

众所周知，癌症患者一般需要进行“放疗”，这就是指“放射治疗技术”，而重离子射线治疗就是一种先进的放疗技术。

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和生物特性，能够更精确地瞄准肿瘤细胞，同时减少对周围健康组织的损伤。

在生物医学领域，重离子射线用于研究辐射对生物组织的影响，以及开发新的治疗策略。

此外，在物理、化学等领域，重离子射线设备用于研究物质的构成和不同性质，如原子核结构、化学反应机制等。

与之相对的，是重离子射线设备研发的超高难度，我国直到2016年才实现了自主生产此类机器。生产重离子射线设备到底有多难？

中国研发重离子射线设备的历程是一段充满挑战和创新的历史。

以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为例，从启动计划到实现自主生产，中国花了13年。

重离子治疗癌症，这一想法最初是1975年由美国科学家提出来的，但第一个生产出医疗专用此种设备的国家是日本。

此后，这项技术一直被西方垄断，他们与我国之间存在着似乎“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

我国想使用这种机器，只能依靠进口，高昂的价格不仅给医院造成压力，也给看病的人民群众造成压力。

为了让人民能以最低的价格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我国于1993年启动了关于重离子医用设备的研究，并于1995年入选“攀登计划”项目。

这种医用机器的核心是重离子加速器，其要求高精度的加速器设计和制造技术，以确保离子束能够达到治疗所需的能量和准确度。

此外，精确控制重离子束的强度、形状和方向是关键挑战，需要高度精密的束流调节和扫描系统。

重离子放射治疗对剂量的精确控制要求极高，因为不同深度的剂量分布需要精确调节，以最大化对肿瘤的杀伤力，同时保护周围的正常组织。

在13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研发人员一一克服了这些困难。2018年，第一台国内自主生产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开始了临床治疗试验。

到2023年，我国的重离子中心已经治疗了超过750例患者，且效果十分明显。

其实，重离子射线设备只是“高精尖”技术之一，是我们打造“中国创造”招牌的一步。

中国已经在核心技术上有了许多突破。目前中国“高精尖”技术发展如何？

总体来说，中国的高精尖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已经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和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例如，在北京科技周上，龙芯3D5000服务器CPU、中科驭数的DPU计算芯片K2等国产芯片纷纷亮相，这表明我国的芯片研发在不断进步。

在商业航天领域，我国研发出了首款成功入轨的液体运载火箭——天龙二号，许多民营商业航空公司如星河动力等发展十分迅猛。

在量子领域，中科大成功构建了新型量子原型机，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

此外，在人工智能领域，北京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推出了多个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如SegGPT等。武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风头正盛”，杭州宇树科技研发的仿生四足机器人在消防安全场景中应用广泛。

2023年，全球首例非人灵长类动物介入式脑机接口试验在北京获得成功。

在这个试验中，科研人员将一根带有传感器的细绳导入到试验猴的脑血管内，这能让猴的大脑与机械臂连接起来，从而能够让猴子的“意念”控制机械臂。这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目前，在北京、广东和上海等地区，已经形成了多个千万级甚至亿万级的高精尖产业集群。

我国在众多前沿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推动了高精尖产业的发展，还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过，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精尖产业的创新能力仍有差距，还需继续努力。未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关键。

相信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参考资料

塑造高精尖产业发展新优势，《经济日报》

稳中求进——从十大超千亿产业集群看高精尖之变，《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