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北平城笼罩在寒冷而干燥的空气中，一队队穿着军装的日本兵在大街小巷里横冲直撞。路上稀稀拉拉的老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将头缩在脖子里，悄悄叹口气说：“这个冬天，真冷。”邓稼先正急匆匆地走在路上，他背着书包，低着头一路往前赶。眼看上课时间要到了，他还没到学校。果然，进了校园，上课铃已经响了，邓稼先拍着脑袋，懊恼地跺了下脚。唉，又迟到了。到了下课，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你最近怎么老是迟到呢?”邓稼先盯着自己的脚尖不肯说话。看着他这个情形，老师叹口气说：“不管现在北平变成什么样子，书总是要读的。读好书才能救国。”

听完老师的话，邓稼先抬起头来，仍然是那副倔强的表情，说道：“我就不给日本兵鞠躬。”原来，邓稼先从小就受着爱国主义教育，他的父亲邓以蜇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教育家，当时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邓稼先从小在清华园长大，深受学风熏陶。七七事变以后，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平静生活被打乱，强烈的民族屈辱感，让邓教授宁可在家里待着，也不愿意出去给日伪政府工作。冬天天气十分寒冷，邓教授抱病在床，邓家失去了经济来源，靠变卖物品勉强度日。北平沦陷后，有不少人去了日伪政府当官，其中也有邓教授的朋友。尽管说邓教授不给敌伪政权做事，但对于朋友们为了糊口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仍以宽怀而待之。有天，这个好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邓家来拜访，看到邓家家徒四壁的样子。便劝邓教授去日伪政府干点事，也好领些薪水补贴家境。并说：“邓老，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孩子想想，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让他们饿着?你这又是何苦呢?”邓以蛰义正词严地说：“就是为孩子想，我才不去。”“可是你这样严重的病，没有钱治怎么办?你要养活这上上下下六口人呢……”朋友还想继续劝说：“政府换来换去，关我们什么事情。就算是日本人，给工资养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闻言，一贯温文尔雅的邓教授大怒，拍着桌子质问道：“为五斗米折腰可以理解，但你在日本人手下做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还有点中国人的味道没?请回吧，我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人来。”一番话说得这个朋友狼狈而走。同时，也给在房里看书的邓稼先兄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此以后，邓稼先深深地将国仇记在了心里。原来，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强占了北平，恐怖气氛笼罩了这个古老的城市。当时日本侵略者非常嚣张，日本兵不仅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烧杀抢掠，而且日本军部硬行规定：凡是中国的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行鞠躬行礼。虽然说家里已经贫困得揭不开锅了，但邓以蛰仍然让邓稼先去上学。谁知道，这上学路上，就有一个日本兵在站岗。每次走过那个路口，邓稼先看到那个穿着一身黄军装，拿着闪亮刺刀的日本兵，心里就燃起了熊熊怒火。他在心里说：中国人就是死，都不能弯曲高贵的脊梁。然而他只是个13岁的孩子，不能拿着枪炮去和侵略者拼命。每次上学，他都宁可从胡同口绕过去，也不给这个日本兵鞠躬。即使绕远路会迟到，但邓稼先宁可被老师处罚，也不肯开口说明原因。得知理由后的老师，看着邓稼先倔强的脸，不由陷入感动中。这样的孩子，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啊。从此以后，即使邓稼先迟到，他也没再说什么。随着年龄增长，考上高中后，邓稼先开始思考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痛苦，使得他的思想迅速成熟起来。他开始大量阅读书籍，和激进的朋友谈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们看的书在沦陷区算“禁书”，所以邓稼先总是去书摊上找。去得多了，便和书摊的主人混熟了。每次书摊老板都会把进步书籍给邓稼先留着。那些书不仅仅有中文的，还有英文的。但他都能熟练地阅读。他读的书越多，思想就越活跃。父亲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十分高兴，但也有一些担心。母亲看到儿子经常和一些同学聚会，议论时政，也为儿子捏一把汗，只能暗中祷告，盼望家里平安无事。不久，父母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天，日伪当局下令，北京市内的大中小学生，一律手拿日伪国旗，上街庆祝南京被日军占领。那时候，日寇每占领我国一个大城市，总要下令逼迫市民上街游行庆祝。这是最令中国老百姓愤怒的事情。我们的城市被占领了，还要老百姓去庆祝，实在是欺人太甚，人们都是敢怒不敢言。街道边上，一队队伪兵正荷枪实弹地巡逻着。被迫参加游行的学生按着自己的学校列了方阵，每个人手上都拿着膏药旗和汪伪国旗。邓稼先走在游行的人群中，看着街边上巡逻的卫兵，听着南京沦陷的消息，民族仇恨在胸中如烈火般燃烧。他的手紧紧攥着那面小旗。此刻，白色的旗子上那鲜红的膏药，看上去分明是国人的鲜血所染成的。此刻，又有几个日本学生嬉笑着摇着日本旗子走过来，嘴里还嘲笑说：“这就是东亚病夫。”声音传入邓稼先耳里，他怒不可遏，用力把手里的两面小旗撕得纷碎，扔在地上，又在上面狠狠地踩了几脚。邓稼先的这一举动，被那几个日本学生看见了，他们只看见有人在扯碎旗，扔在地上用脚踩，但没看清这个人是谁。于是他们就大声喊道：“有人破坏国旗!抓住他!”听到日本学生的大叫，四周的学生们都感到大事不好，立刻一哄而散。邓稼先原来不想跑，但是同学用力抓住他的手，低声迅速地说：“因为这种事情被抓，就不能革命了。”那个日本学生没有看清到底是谁做出的这一举动，只知道是崇德中学的学生，只好将这件事报告上去。日伪政权立即派人来到崇德中学要求学校将侮辱“国旗”、破坏庆祝游行的学生揪出来严惩。这个校长也是个爱国人士。他一直推脱说：“有可能是你们看错人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情。”而在校长将这个伪政府的来人打发走后，这个官员还一直不死心，又来了好几次，一再威胁说：“有人看见是贵校队伍里的学生，而且是高年级的高个儿学生。”校长还是拒不承认，只是答应调查。经过他私下了解，知道是邓稼先干的。校长是邓教授的朋友，他马上悄悄地来到北沟沿邓家跟邓稼先的父亲说：“邓老师，经过我的了解，扯碎伪国旗的事情是邓稼先干的，汪伪当局已经派人来学校追查好几次了，都被我搪塞过去了。但是他们不死心，此事早晚会被人查清的，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了，请赶快想个办法吧!”等到校长走后，邓以蜇把邓稼先叫到书房里。看着儿子清秀的脸，他叹了口气，问：“之前撕毁日本旗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邓稼先毫不犹豫地说：“是的，是我做的。”本来以为肯定要挨一顿骂的，他高高地扬起了头，却见到父亲欣慰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做得好啊。”“只是现在校长来说了，日伪官员盯着这个事情。估计你在北平呆不下了，还是暂去你姐姐那里避避难吧。”邓以蜇语重心长地说着，“年轻人爱国是件好事，但要用对方法。”他坐在老式木椅上，用以前从没有过的眼光看了邓稼先很久，才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更有用。”望着父亲清瘦的脸，邓稼先一下就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中。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邓稼先始终牢牢记得父亲的志愿，为了学到更多的本领，更好地建设新中国，1947年，他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两年内便修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在过去，科学家是份清贫的工作，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性价比极低。比如邓稼先，这个26岁就成了博士的年轻人，他的一辈子都过得非常简单。官方的履历上，他是“两弹元勋”。原子弹和氢弹这两个“大炮仗”全是他的“儿子”。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安静地在遥远的戈壁过着忙碌而寂寞的日子。他不曾红过，因为干国防事业必须默默无闻。邓稼先的辉煌，在他死亡之后。所谓无私奉献，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不求回报的，只是希望国家能够强盛。那个年代的人单纯、热血。他选择了科技救国的道路。这是一条更加清贫而寂寞的道路，有研究成果也必须沉默，没有欢呼，没有疯狂的粉丝。但是邓稼先，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话说得有点煽情，但看着他一生的经历，不得不说，这个世界上真有道德高尚的人。邓稼先是海归，当年的海归不比现在。美国是花花世界遍地黄金，而国内条件艰苦无比，一切都要从头熬起，邓稼先是26岁的娃娃博士，前途无量。却在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义无反顾地回国。那时是1950年，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国内连尼龙袜子都没有。邓稼先在外事部门招待会上说自己“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研究原子弹的时候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说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的粮食定量比较高，但还是不够吃。邓稼先自己饿着肚子还把粮票换成饼干和同事一起吃。试验场在戈壁，条件恶劣，飞沙走石，他居然有15次现场领导核试验的记录。邓稼先虽对科学负责，却没对自己负责过，这种行为不值得歌颂。据说航投时候出现过事故，原子弹坠地摔裂，在明知道危险的情况下他还是拿起碎片检验。遇到装雷管等高危动作时，他总是自己去，并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一个科学家才如此迅速地陨落。邓稼先是因癌症过世，得知病情的时候他很平静：“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对比一下他的好友杨振宁，诺贝尔奖获得者，华人的代表人物。假使邓稼先在国外，或者也能过着这种日子，然后衣锦荣归，但他没有。我们不能说回来的就高尚，留下的就不高尚。只能叹息道：假使邓稼先这样的人多一点，或许中国腾飞的日子要来得更快一些，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