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的浩瀚历史中，杨度这个名字显得极为特殊而复杂。
他是晚清末年中举的青年才俊，却又在维新派荣登历史舞台的“公车上书”时尽到一臂之力；他是传统军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却主张以温和的君主立宪制改良腐朽弊政；他曾竭力助袁世凯复辟帝制，又在偃旗息鼓般潜心佛学数年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阵营；他以一己之力不惜变卖房产奔走斡旋于营救我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危局，并在白色恐怖笼罩华夏大地之际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让周恩来牵挂一生的“秘密党员”。
以一己之力浓缩了几乎半部近代史，这样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放眼人才辈出的民国时期，怕是找不出第二个能出其右者了。
纵观杨度的一生，有书生意气，也有大义凛然，有风光无限，也有郁郁不得志，有蜿蜒曲折，也有坦途正道，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不渝的救国理想和为此进行的各种饱受争议的实践尝试，就这点而言，他又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
1893年，18岁的杨度在顺天府乡试中中举，成了远近闻名的青年奇才。要知道，同样出身湘籍的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22岁才考中秀才，而那个在几年后主导“百日维新”的康有为，更是耗时近20年才考中举人，毫不夸张的讲，在那个年代考中举人的难度远超我们今天报考的“985”、“双一流”高校门槛。
对比之下，杨度算得上是年少有为的典型了。但在命运齿轮的转动，一切悲欢离合也只是刹那之间。
两年后，参加会试的杨度恰逢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行动，他与满怀赤诚爱国之心的学子一道参与其中，虽不是自带光环的主角，但他却因此结识了梁启超、徐世昌以及日后那个让自己毁誉参半的袁世凯。
公车上书为杨度日后走向政治舞台打下了基础，也真正让他展开了对救国之路的冥思苦索。
此后的7年时间里里，杨度一方面在经学大师王闿运的悉心指导下对各类经史子集了熟于胸，自己也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世致用的帝王之学；另一方面，目睹了慈禧垂帘听政、维新改良举步维艰现状的他更加坚定了以改革推行宪政继而挽救国家于垂危的理想抱负。
值得一提的是，与杨度一同进入这位经学大师门下深造的，除了在“戊戌变法”中以死明志的杨锐、刘光第以及日后同盟会元老刘揆一外，还有一个近代最负盛名的书画和篆刻大家齐白石。
1902年，杨度辗转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专攻政治和法律。在那个时代，留洋海外成了大多富家子弟和权贵家庭的“镀金”首选，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留学生”身份的加持，对内光宗耀祖，对外声名远播。
但杨度显然是与这种随大流的世俗想法逆向而行，他不仅在专业学习上愈发刻苦认真，私下里受君主立宪的激进思潮影响，与黄兴、梁启超等人就国事纵谈阔论，更是继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后强势推出了《湖南少年歌》，尤其那句慷慨激昂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一经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发表，立时成为中国留学生队伍里广为流传的砥砺格言。
1904年，杨度由弘文学院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集中学习各国宪政知识。在此期间，他与向往反清革命的蔡锷、汪精卫等人成了同学和挚友，自己也因热衷时事、才华横溢而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东京结识了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二人就中国革命发展走向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刻探讨。
如今，二人具体谈论的内容已一无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杨度虽专心于君主立宪制度，却并不排斥孙中山主张的民主共和制度。不仅如此，他坦诚的将好友黄兴引荐给了孙中山，为其日后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掘和贡献了一位最得力的“助手”。
正如他在一年后致信邀请自己参加中国同盟会的孙中山时提到的那样“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咱俩虽然意见相左，但最终目标都是挽救濒临危亡的国家于水火之中，当时间和实践能够证明其中一条道路的正确性后，我们还是要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争而不怒，争而不骄，争而不分，这大概是一心笃定君主立宪救国思想的杨度最真诚的理想追求，也是他开放包容的文人底蕴最真实写照。
很快，在清王朝组织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际，同乡好友熊希龄赴日拜访了杨度和梁启超，目的是邀请二人执笔为考察团起草一份专业详实的考察报告。
这样一个代写文章的差事对二人来说倒也不算什么难事，奋笔疾书之后，以杨度的《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和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为主体的《宪政考察报告》新鲜出炉了，这份凝结杨度君主立宪主张观点的心血之作，旋即成了晚清王朝预备立宪的纲领性文件。
而之所以竭力主张效仿君主立宪政体，一方面源于官僚体系出身的家庭因素。杨度的祖父、伯父均系出身行伍的军事将领，一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必会触及包括自身家族在内的既得利益者，而温和的改良方式无论对皇帝还是官僚阶级而言，都不会有根本性冲击；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留学日本多年后，对君主立宪政体下的日本成功实践感触深刻，他自信这一政体同样适用于位置相近、文化同源的中国。
坚定了自认为能救中国的道路，接下来就是为付诸实践而努力了。借着清王朝喊出的“预备立宪”口号，杨度一边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并联络湖南各界名流联名上书；另一边与此前结识的清末立宪派“领军人物”袁世凯密切交往，在他看来，袁世凯是权力核心层唯一能够助其实现君主立宪梦想的人选。
当然，这次的立宪行动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不外乎那个处庙堂之高的“老佛爷”对权力的牢牢把控。老太婆心里清楚得很，一旦实行国会议员自由选举，自己面临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分权”，可能演变成“丧权”了，这是视权力为生命的她所不能接受的。
因而，当万众瞩目的国会内阁选举呼之欲出时，慈禧果断的按下了象征改革前进的列车暂停键，就此将立宪一事完全搁置下来。及至她去世后，满清皇族的当家人、摄政王载沣执掌大权后，一门心思的放在“尊满抑汉”上，集中精力巩固自己家族所谓的“皇权”。
结果显而易见，立宪派刚刚燃起的希望火苗被瞬间浇灭，杨度寄予厚望的袁世凯也被罢官夺爵，回到了河南项城老家，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
一夜之间袁世凯经历了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的急转变化，但却并没有使杨度放弃对他的信心，不仅因为此前留学回国后老袁对自己的这种知遇和提携之恩，更重要的是他领导实行立宪的决心和能力足以让自己坚信当初的判断，即对方是实现自己立宪救国梦想的唯一人选。
一个是“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干才，一个是有志敢为的立宪派“卧龙”，于是，当曾经风光无限的袁世凯落寞离开北京之际，杨度与另一位民国教育大家严修依旧前往相送。此时的杨度大概有种“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问心无愧，无论是对自己，还是自己一心向往的立宪大业。
对老袁来说，这种“患难见真情”的场景更让他有种久违的欣慰之情，也得益于此，自己在1911年复出之际首要大事便是将杨度引为身边幕僚，参与自己一切重大决策。对杨度来说，这也正是自己企盼已久的机会，实现自己多年来夙愿的时刻已然提上了日程。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民国初定，民主共和制度也早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国体，杨度为何要执意逆势而上再度力推君主立宪制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民国初年的社会现状了，即美式的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中间表现出水土不服的一面，广大民众依然习惯于皇帝制度下的纲常伦理生活，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方式一时间难以走出。
当然，这些只是表象，真正关键所在是袁世凯想做皇帝与自己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梦想二者不谋而合，最终促使双方展开了一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在当时和今天看来都是逆历史潮流而为的倒退之举。
就其出发点而言，在彼时的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一纯粹目标本身无可厚非，但杨度的局限性就在于他的书生意气蒙蔽了自己判断现实的双眼，既高估了袁世凯的政治操守，又低估了革命力量的风起云涌，最终不可避免的因袁世凯众叛亲离而使自己背负“帝制祸首”骂名。
历史的波浪式前行注定了要有一批试错者的实践证明。帝制复辟是杨度救国实践的一次错误尝试，也是自己多年来君主立宪梦想的彻底破灭时刻，但从辩证法的另一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民主共和”战胜“封建帝制”继而引领社会前进潮流的一个助力因素呢？
从根源上讲，杨度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在那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变局下，他始终在为实现自己一直以来所信仰的理想目标而寻求一种现实路径，为此不懈进行着一系列尝试，尽管他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了争议性和复杂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目标始终聚焦探索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
正因如此，梦想被现实无情击碎的杨度在遁入空门参禅修佛的某一个时刻，突然开始大彻大悟，转而将救国理想寄托在民主共和道路上并主动向国民党靠拢。
1922年粤军首领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委托前往曹锟处游说制止北洋直系军阀出兵援助陈炯明，为孙中山渡过内部动乱危机做出了关键行动。联想到多年前二人在东京时的那次辩论，孙中山不无感慨的表达了对杨度的信任：“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及至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来临之际，杨度与我党创始人李大钊又有着密切交往，一来二去的相互交流后，他对李大钊及其背后的新兴共产主义组织愈发钦佩。
1927年春，得知奉系军阀张作霖将派兵搜捕李大钊时，杨度第一时间将消息通过北京支部进行传递，为了解情况，他又派长子杨公庶前往探查情况，在得知因对方坚持留守而被捕后，杨度又不惜变卖公馆得来4500大洋四下周转营救，最终仍旧没能挽救出这位对自己人生理想影响深远的导师和挚友。
一年后，寓居上海，与杜月笙等人往来频繁的杨度在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的多次会面接触下，主动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次年秋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地的艰难时刻，杨度在潘汉年的介绍和周恩来批准下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自此开始了余生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新征程。
1931年4月，当顾顺章叛变后造成上海地下党组织重创的危局之时，杨度曾将毛岸英兄弟二人及“红色牧师”董健吾收留家中，躲过了敌人疯狂搜捕形势下的最艰难时期。
5个月后，杨度病逝于上海，终年56岁。
18年后，当杨度的同乡好友、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时，曾与教员谈及湖南近代名人，当提到杨度时，教员略显自豪的说了一句：“杨度可是我们的人啊”，不禁令章士钊大为惊讶。此后，在教员的提议下，杨度长子杨公庶以“电报员”身份随章士钊参加了两个月后的国共“北平和谈”。
1975年9月，病重的周恩来总理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召至病榻前，嘱托了这样一段话：
“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第一名的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批准并直接领导他的。请王冶秋同志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能够让周总理在病中依旧念念不忘的挂怀，足见杨度在他心目中印象之深、分量之重。
不可否认，杨度一生中有过两次“重大失误”，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了与孙中山民主革命力量的合作，二是在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上认定了袁世凯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他依旧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秉持初心，并最终找到了通向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
有人曾说他是一个投机政客，但细细想来又何尝见过这般在历次历史转折的大潮之中毅然选择逆行而上的投机者？至少从1929年我党在遭遇国民党反动派高压态势的艰难时刻选择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的坚决态度来看，我们都有理由称其一声：“杨度同志！”
正如作为曾经秘密联系人的夏衍在纪念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的沉沦下去，也可以领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的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
这是历史变局下个人的主动选择，也是时代前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