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是苏联国际环境转恶的一年。
首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中国大革命失败。这对苏联最高决策层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不仅如此，英国出现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英苏关系十分紧张，双方断绝了外交关系。在此前后，波兰和德国也出现了一系列反苏事件。
反对派的进攻1927年春，随着国际局势的恶化，托季联盟又复苏了。
中国革命的失败和苏英关系恶化是反对派再次转入进攻的激发点。
1927年5月26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向政治局提交了《84人声明》，这是托季联盟的第二份重要政治纲领。这份声明对党中央所推行的内外政策进行强烈的批评，其中有正确的忠告。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党内反对派主要人物斯米尔加去苏联远东工作，实际上带有变相流放的性质。
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
6月9日，就在斯米尔加动身前去远东工作之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在雅罗斯拉夫车站举行了政治示威活动，抗议党中央将斯米尔加派往远东。
这个期间托洛茨基观点最集中地反映在1927年6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两次发言。
非常有趣的是，斯大林（俄语：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英语：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注：斯大林执政时官方称其生日为1879年12月21日，但史学界考证为1878年12月18日）、布哈林等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这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的主角就是托洛茨基。奥尔忠尼启则担当了反对托洛茨基的主要人物，托洛茨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托洛茨基在发言中指责中央多数派搞派别活动。托洛茨基批评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如果是真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就有责任制止这种肮脏、可恶和卑鄙的纯斯大林式的对反对派的攻击。”
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等人也搞派别活动，形成宗派集团。同时，托洛茨基将政治矛头直指斯大林，并将斯大林多数派实行的体制冠以“斯大林派制度”，并断言这个制度没有前途。这就表明，在托洛茨基看来，除了“斯大林派制度”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体制和制度。
党内斗争的失败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召开中央联席会议。斯大林在全会上几次发表讲话。他激烈批判联合反对派，而反对派也回击斯大林。8月1日，托洛茨基发言，批判斯大林的路线。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在会上向与会者展示了斯大林1923年给他的封信，证明斯大林在对1923年德国革命问题上一般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斯大林驳斥这种攻击，他认为这是“胡说”，并表示，“当时在德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上，季诺维也夫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一边，而布哈林和斯大林站在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一边”。
此外，季诺维也夫在关于中国革命、喘息时机、党专政、民族文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激烈批判斯大林，而斯大林一一给予回击。
在双方斗争的时期，几乎每一次重要会议都成为争论的战场。
1927年10月23日，联共（布）举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内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高潮。双方斗争的火药味极浓。
托洛茨基表示，以斯大林的领导正在暂时取代以列宁的领导的党。但是，面对党内多数派的强有力的组织压力和政治压力，托洛茨基选择了将斗争进行到底的策略。他极其尖锐的指责，意味着他没有更多的办法赢得党内斗争的胜利，也表明他将自己逼上了政治悬崖，没有任何退路。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面对托洛茨基暴风雨般的个人攻击，斯大林没有示弱，他的攻击烈度不亚于托洛茨基，而且斯大林非常巧妙地将列宁搬出来，更加反衬出托洛茨基的“放肆”。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反对派在党内最高决策层的斗争彻底失败了。
街头斗争1927年10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召开会议。
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召开，当局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也驱车上街，想观察游行队伍的规模和情绪。
他们乐观地认为，群众倾向于反对派，倾向于他们，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准备在十月革命10周年的庆祝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官方分庭抗礼。
1927年11月7日，苏联党和政府在首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规模巨大的游行。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也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示威游行。
党内斗争由党内发展到党外，最后发展到街头。反对派分子在莫斯科的一些高大建筑物上挂起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扛着写上自己口号的标语牌，参加示威游行。标语是：“让我们向右开炮——打击富农、资本主义分子和官僚”，“让我们执行列宁的遗愿”，“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他们高呼“托洛茨基万岁”、“季诺维也夫万岁”的口号，与官方相对抗。官方则出动警察驱散反对派的游行队伍。有一个警察装作报警，朝托洛茨基的汽车开枪，还有一个烂醉如泥的消防队官员，破口大骂着跳上托洛茨基汽车的踢脚板，把玻璃砸得粉碎。
在列宁格勒，反对派的示威游行也失败了。强大的工人洪流席卷了走上列宁格勒街头的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就连季诺维也夫本人也差点被群众打伤。这样，托季联盟的街头较量也彻底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曾对马尔托夫说：“您的位置在历史的垃圾坑里”；1927年托洛茨基也被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所唾弃。越飞在联合反对派失败后自杀身亡。
在1927年11月23日的中央联席会议和12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
托季联盟在党内斗争中完全失败。
粮食危机就在联共（布）党内斗争如火如荼之际，1927年年底，苏联粮食收购量锐减，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以粮食收购危机为契机，布哈林等人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之间，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方针和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在苏联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是选择斯大林模式还是布哈林模式的斗争。这场斗争给苏联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后，斯大林主张采取“非常措施”来收购粮食，对反抗者运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进行严厉制裁。
1928年1月，斯大林亲自巡视西伯利亚主要产粮区，督促粮食收购。这是斯大林仅有的一次外出工作视察。
他在西伯利亚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收购粮食。他激烈批评当地干部“没有真正关心如何帮助我们国家摆脱粮食危机”。当地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一些干部几乎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同富农“和睦相处”。斯大林提出建议：（1）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2）如果富农不服从法律，就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把他们送上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
于是，搜查、逮捕、没收粮食等高压行为席卷全国农村。
他提出，走大规模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这是斯大林改变政策的信号。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应该说，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收购粮食的主张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实行的。
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会导致一系列政策的改变，而这些政策的变化又会导致党和国家总体战略的改变。1927年的粮食危机就是如此。这场危机的爆发促使斯大林急剧改变政策，随后又改变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这个战略性规划，从而导致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形成。
“沙赫特事件”的出现1928年3月份，又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3月10日，苏联政府保安部门宣布，在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区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事件对全党震动很大。
1928年4月6到11日，党中央联席会议专门讨论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从全会决议中可以看出，布哈林的主张占了上风。
决议分析了粮食收购危机出现的原因：（1）执行实际的工业品分配计划中的错误；（2）整个计划工作的错误；（3）工业品的增长的暂时落后；（4）党和行政机关的组织性和积极性不强；（5）富农对这些缺点的利用。
决议认为，“如果及时地和正确地保持平衡和消除经济机关与党机关中的缺点，那么这种困难是不致发生的。”
决议还强调，必须“绝对制止”过火行为和歪曲现象，“因为它们破坏着党的经济政策基础，威胁着城乡间的经济联系，破坏着信用制度并使工人阶级同基本中农群众的联盟遭到削弱”。
关于沙赫特事件，决议认为，一方面这是资产阶级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经济管理体系本身存在着不能容忍的缺点和错误”。
决议责令全党党组织必须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
中央的两种声音全会刚刚结束，即4月1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便分别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地方党组织的讲台上。
两人虽然都在通报4月联席会议的精神，但观点是对立的，各唱各的调。
斯大林在报告中把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工业发展速度太慢，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第二，小农经济是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第三，富农兴风作浪。
斯大林还提出“自我批评”的口号，大谈“群众和领袖”的关系，批评一些“威信越来越高的领导人”几乎成了群众“无法接近的人物”，呼吁群众“责骂”自己领袖。斯大林在此时大谈“自我批评”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有所指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布哈林呼吁要从沙赫特事件中汲取教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如果多一些自我批评，如果党内多一些真正的民主，那些坏蛋就藏不了多久。布哈林的讲话更符合4月联席会议的精神。
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支持布哈林的观点。
李可夫在1928年3月9日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认为，粮食收购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商品荒日益严重，这种情况极大地妨碍我们粮食流转的发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国家无法提供更多的商品进行交换，农民没有兴趣出卖更多的余粮。李可夫分析认为，富农不是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即使农村一个富农也没有，粮食收购困难在理论上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富农无疑利用了粮食危机的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又加剧了粮食危机。
1928年3月，在审议1927/1928年度工业化的财务计划时，李可夫主张推迟许多大型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的基本建设，他认为当时国家没有能力去建设那么多大型企业。但中央政治局否决了李可夫的主张。
尽管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都在用“伊索”式的语言进行辩论，但只要稍加留意，谁都能看到其中的分歧奥秘。
斯大林与布哈林斗争白热化1928年4月下旬，粮食收购危机再度爆发。中央又一次采取“非常措施”，党内争论加剧。
5月6日，布哈林在全苏列宁共青团八大上作报告，反对“乱提阶级斗争”和反对“某些突然跃进”。布哈林还发表文章，谴责那些“荒谬的工业主义的人”。
布哈林的“手下人”马列获基和阿斯特罗夫比较露骨地批评了斯大林的政策，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在“挑动党”同农民摊牌，暗示斯大林不要个体农业而要那种建立在“彻底毁灭农民”的基础之上的集体化，把“非常措施”看成是一种“政权体系”，一条经过（刑法）第107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期间，布哈林已开始私下把斯大林看成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代表。
斯大林主动进攻，以削弱布哈林的力量。5月28日，斯大林闯入红色教授学院发表了《在粮食战线上》的讲话。
斯大林明确指出，俄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根源是商品粮食产量比需要量增长得缓慢。小农经济是粮食战线上困难的根源。出路只有“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
斯大林在报告中说得很严厉。他表示，不能恢复“富农经济”。苏维埃政权不能“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
1928年5月下旬，布哈林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6月份又写了一次），布哈林针锋相对地指出：“拯救我们的不是集体农庄。目前任何集体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能把集体农庄建立在贫穷和分散的基础上吗？”
斯大林和布哈林
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越来越大。
最后的决战1928年7月中央全会，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来说极为重要。
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谁在7月全会上争取主动，谁就会占据优势。所以，7月中央全会前夕，党内争论双方都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准备和较量。
政治局是党内斗争的最重要阵地，在政治局，谁的势力占多数，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当时，布哈林乐观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在他看来，在政治局九人中，李可夫、托姆斯基是他的可靠的同盟者，而斯大林的同盟者只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和鲁祖塔克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摇摆于两派之间，但就观点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布哈林。
布哈林认为，只要争取中立派，他们就会成了政治局的多数派。在政治局占多数，就有可能在中央全会占多数。
布哈林在地方党组织中也有巨大势力。莫斯科党组织是他的强大后盾，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乌格拉诺夫坚决支持布哈林。同时，布哈林还控制着《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等理论阵地。而人民委员会及其下属部门和工会又是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管辖领地，布哈林组织力量十分壮观。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而斯大林的准备充分程度和活动范围毫不逊色于布哈林。斯大林掌握的是真正的党的机关。
斯大林又一次显示出他的巨大组织才能和精湛的权力艺术。他像变魔术一样使中立的政治局委员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支持他。
应该说，斯大林的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当时是很有诱惑力的。
苏联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靠什么建成社会主义？靠的是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而要使苏联强大起来，必须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之后，又将托洛茨基“超工业化”思想付诸苏联社会实践。这不能不说“超工业化”思想是很有魅力的。对于那些迫切希望苏联强大起来的人来说，这岂不是一条捷径！而高速度发展重工业资金从哪里来？托洛茨基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把农民作为“殖民地”，从农村抽取资金；而斯大林提出“贡税论”，从农民那里“挖”资金。这两种思想的实质都是通过剥夺农民实现资金积累，进行工业化。而剥夺农民势必会造成城乡关系紧张，工农联盟破裂，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这是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超工业化”思想的原因。
7月中央全会对布哈林来说是一个挫折。布哈林清楚地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对斯大林的高速度进行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表示巨大担忧，对斯大林的权力魔术感到惊恐。他知道自己的少数地位意味着什么，他需要寻找同盟者。这样，布哈林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
7月11日，即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在索柯里尼柯夫安排下，布哈林秘密拜访了加米涅夫。
布哈林心神极度不安。布哈林迈出这一步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也表明布哈林不善于搞政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对的，非常清楚斯大林的那一套理论、政策和做法会给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然而，布哈林不知道怎样才能捍卫自己正确的思想，怎样才能使全党接受自己主张。
布哈林秘密拜访加米涅夫不仅无助于他向全党解释自己的观点，反给斯大林以政治把柄和口实。
走向权力之巅但分歧是掩盖不住的。在为11月中央全会做准备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要求对斯大林的政策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他还提出一个“政治通牒”，要求斯大林停止农村中的运动和对反对派的支持者所采取的组织上的处理行为。
斯大林拒绝布哈林的“通牒”，布哈林则指责斯大林是“渺小的东方暴君”，并且退出会场。
在11月的党中央联席会议上，就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展开了特别尖锐的讨论。
在会议上，布哈林派遭到沉重打击，莫斯科党委进行了大换班。全会解除了乌格拉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党组织的全部领导人职务，由巴乌曼等人组成新的莫斯科党组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从1928年12月至1929年1月，布哈林接连发表三篇重要文章，对斯大林的路线进行批判，阐述列宁晚年的重要思想。布哈林在竭尽全力维护列宁的晚年思想。
这是布哈林向斯大林政策的强烈的挑战。
1929年1月底到2月初，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布哈林等人系统地批判了斯大林的路线。布哈林还反对斯大林等人对他们的“恶意攻击”。
而斯大林则公开点名批判布哈林等人。斯大林把布哈林集团与加米涅夫的接触声张出来，明确指出“布哈林集团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他们是在搞派别集团，背着党中央企图组织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合，来反对党中央。
斯大林认为，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一篇反党的折中主义的文章。
布哈林也毫不示弱，他为自己同加米涅夫的会见辩护，认为这是党内“不正常情况”逼出来的。布哈林等人还指控斯大林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双方争执激烈，会议只好休会。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布哈林等人没有屈服，他们寄希望于中央联席全会，但斯大林拖延不开。待斯大林一切准备就绪后，联席会议才于1929年4月16日召开。
然而，等待布哈林反对派的仍然是失败的命运。
这次联席会议又一次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指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右倾分子”，他们的活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
在斯大林强大压力下，布哈林反对派纷纷“承认错误”。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尽管布哈林等人发表声明，承认了党中央的正确，但在全会上，一些中央委员仍抓住不放，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布哈林集团”的声明。
在这次全会上，乌格拉诺夫、柯托夫、米哈伊洛夫等人宣布脱离“布哈林集团”。
1929年11月26日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声明，承认自己路线的失败。
就这样，斯大林战胜了“布哈林集团”。布哈林反对派在组织上遭到沉重打击。布哈林被撤销了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并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托姆斯基也失去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乌格拉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李可夫后来也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莫洛托夫接任。
斯大林开始走向权力之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