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母亲家的储物间里，手里攥着那把老旧的高粱秸秆扫帚。扫帚头已经歪了，捆扎的铁丝也锈迹斑斑，可母亲就是舍不得扔。

“雨萱，你别动那把扫帚。”母亲李春花从厨房探出头来，用她那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声调喊道，“那是你外婆编的。”

提起外婆，我的心头一酸。三个月前，外婆走的时候，我们都在山东老家。外婆躺在老屋的炕上，眼睛望着挂满剥玉米的房梁，嘴里不住地念叨：“春花啊，那把扫帚可不能扔，是我在雨萱出生那年给你编的。”

母亲坐在炕边，一边抹眼泪一边应着：“娘，我知道。这么多年我都留着呢。”

外婆王秀兰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编草绳能手。村里谁家要编个簸箕、筲箕，都爱找她帮忙。她编东西特别讲究，总要先把高粱秸秆泡在水里，等它软了再晾干，这样编出来的东西结实又好看。

“你外婆编的东西，村里没人能比。”母亲总这么说。她站在储物间门口，看着我手里的扫帚，“那年头，村里人都说，秀兰编的扫帚，用上三年都不会散。”

储物间里堆满了杂物，墙角立着塑料扫帚，唯独这把高粱秸秆的格外显眼。扫帚把上还能看见那个久远的记号：“春花1995”。

“这字是你外婆让你舅舅写的。”母亲在我身边蹲下，手指轻轻抚过那几个字，“那会儿我怀着你，你外婆说啊，这把扫帚跟着你妈过日子，保准儿扫得出好运气。”

我仔细看着这把陈旧的扫帚。秸秆已经发黄，但编织的纹路依然清晰。能看出来，编扫帚的人很用心，连捆扎的地方都整整齐齐的。

母亲说，她嫁到东北那年，外婆给她塞了一大包自己编的东西。有扫帚、簸箕、筲箕，还有几个装粮食用的筐。父亲李德志打趣说，光这些家什就够用十年的。

“可不是么，这不是用了这么些年。”母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你外婆每回来东北，都得带点她编的东西。后来火车上不让带这些了，她就寄，邮费比东西都贵。”

我记得小时候，每逢扫院子，母亲总用这把扫帚。那时候院子是土地面，下雨后晒干，地上会起一层细细的土粒。母亲拿着扫帚，一下一下，扫出一条条整齐的纹路。

“你外婆编扫帚，从来不用别人挑剩下的秸秆。”母亲说着，眼神有些恍惚，“她总是一早起来，去地里挑最直最粗的。秸秆要晒得黄黄的，用手一掐，里头是白的才好。”

母亲说起这些，脸上就有了光彩。她是家里闺女最多的，上头三个姐姐，下头还有个妹妹。可外婆最疼她，因为她最爱跟在外婆身后学手艺。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你外婆的手艺要传给我。”母亲抹了抹眼角，“可我嫁到东北来了，这手艺就断在我这儿了。”

储物间里有一个旧木箱，母亲从里面翻出一捆发黄的高粱秸秆。这是外婆最后一次来东北时带的，说是特意挑的好秸秆，让母亲也试试编。可这一捆秸秆就这么放着，都快十年了。

“娘，咱们试试吧。”我说。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她把秸秆拿到院子里，用温水泡着。她说，这是外婆教的，秸秆不泡软了不中用。

那个下午，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学着外婆的样子编扫帚。母亲的手笨拙，我的更是不成样子。编了半天，才勉强编出个扫帚头，歪歪扭扭的。

“你外婆要是看见，非得说咱俩笨死了。”母亲说着说着就笑了，可眼泪却掉了下来，“她最爱说，编东西要用心，心诚了，东西才结实。”

天快黑的时候，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院子里的情形，也红了眼眶。他说：“你外婆头一回来咱家，就说要教你妈编扫帚。可你妈那会儿刚来东北，什么都新鲜，把这事儿给忘了。”

那把歪歪扭扭的新扫帚，母亲舍不得用，把它立在外婆那把旧扫帚旁边。她说：“放着就放着吧，也是个念想。”

我看着这两把扫帚，想起外婆临终前的叮嘱。她说的不只是一把扫帚，更是一份割舍不断的乡愁，一段跨越千里的母女情。

如今的年轻人，很少有人会用高粱秸秆编扫帚了。大家都用塑料扫帚，结实，好看，也耐用。可那些老物件里，沉淀的是一代人的记忆。

这两把扫帚还在母亲家的储物间里。一把是外婆的心血，一把是我和母亲的念想。它们静静地立在角落里，就像两位守望者，守着这些渐行渐远的记忆。

在这个冬天，我时常想起外婆。想起她蹲在村头编扫帚的样子，想起她笑眯眯地把新编的扫帚递给母亲时的表情。那些画面，就像老照片一样，泛着淡淡的黄。

有时候我在想，这把扫帚究竟承载了多少远嫁女儿的思念？这些老物件又留下了多少代人的乡愁？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还能为下一代留下些什么？

那把旧扫帚依然立在角落，默默地见证着时光流逝。也许有一天，它真的会朽烂。但是那些藏在秸秆缝隙里的故事，那些跨越千里的牵挂，永远都不会随风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