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已获得超过入主白宫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这一结果表明，特朗普将重返白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败选。

2016年11月9日，同样竞选失败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演讲中说道，“我知道，我们还没有打碎最高和最硬的玻璃天花板(指女性当选总统)，但终有一天，有人会打碎，希望这一天能比我们期待的更早到来。”

8年后的今天，哈里斯再次被这个玻璃天花板阻挡，没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对美国女性来说，仍不知将在未来的何时才能迎来转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女性甚至是无法涉足政坛的。在宪法刚开始实行时，美国早期奉行的都是“女士莫入”原则，女性在很多州都没有选举权。

直到1918年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才通过有关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1920年，这个被称为“第十九条修正案”的法案经过36个州的批准正式生效。“合众国或其任何一州均不得因性别关系而取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这一行字成为美国妇女参加各种选举活动的底气和权利基础。

2003年，政治学者戈登·沃森编著《倒计时：美国女总统》一书，热情期待女总统的到来。2016年7月28日，希拉里正式获得提名后败选。

直到今天，美国总统的宝座也未能迎来一位女性。哈里斯也许并不单纯是因为女性身份而败选，但是她的败选使得我们重新思考美国政治中的女性力量。

半个多世纪之前，斯里兰卡成为第一个在政治方面打破性别壁垒的国家，当时这个岛国的名字还叫锡兰。几年后，它的邻国印度也有了女性领导人。从那以后，女性在欧洲、拉美和亚太地区的70多个国家担任了最高领导职位――总统、总理或同等职位。

世界上已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成功登顶总统宝座。例如，1974年伊莎贝尔·贝隆担任阿根廷总统，1990年玛丽·罗宾逊担任爱尔兰总统，1979年利迪娅·盖莱尔担任玻利维亚总统，今年8月14日，墨西哥联邦选举法院确认6月总统大选结果，克劳迪娅·辛鲍姆正式当选为墨西哥首位女总统。

作为民主先行者的美国，为何至今没有产生女总统呢?

美国历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理由。许多早期的女性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之所以顺畅，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或父亲是独裁者或有魅力的领导人。有些女性领导人上任并不是通过直接选举，还有一些女性最初是作为临时领导上任。

一些学者表示，欧洲民主政体可能认为妇女更适合最高的政治职务，因为他们的政府以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而著称，这似乎更像母亲的角色。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更主要是被视为总司令，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个更难以适应的框架。

“美国仍被视为世界警察，对于领袖的涵义，我们仍然有着非常性别化的观念，”联合国基金会世界妇女领袖理事会前秘书长劳拉·里斯伍德说，“我们不仅要受人喜爱，我们还必须强硬。”

从制度层面而言，女性获得总统的职位比在议会制下获得总理的职位更加困难。梳理曾经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女性，其中担任总理的要更多一些。原因或许和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制度运行模式有关，在议会制国家，女性要想执掌大权，只须在选举中成为议会多数党党魁，便可几乎稳当地坐到首相或总理席位上。在总统制下，女性候选人在得到所在党派的提名之后，往往要经过一场全国性的选举活动并且获胜，才有机会当选总统。

再者，美国政治与生俱来的男性色彩浓厚。制度设计之初，政治就是男性的游戏，女性被排除在外。在争取选举权之后，女性有机会进入政坛，但不少情况下也依附于男性。第一位女州长内莉·泰洛·罗斯、第一位女参议员海蒂·卡拉韦，都是由于丈夫在任上去世，才被任命接替职务。希拉里从政生涯到获得候选人提名，很大程度上也与“前第一夫人”的光环有关。

同时，在美国政治中，女性也常处于男性权力的从属地位，往往出现在副职岗位上。另外，媒体对于女性的关注往往也不是执政能力，而是迎合社会市场的偏好，将女性政客“花瓶化”。比如过度关注哈里斯的“情妇”经历。

自从拜登弃选后，哈里斯一改“典型的副总统”风格，自信大方地走向政治舞台中央，以寻求在最高政治竞技场中拔得头筹。作为希拉里之后又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显然也面临相同的困难。她要去面对全国性的竞选活动；要证明对于民主党而言，她足够具有代表性；要分析选民偏好，提出更多受支持的政策方案；同时也要尽可能避免父权社会结构的消极影响，这对于哈里斯来说并不容易。

尽管在其他国家由女性担任领导人已经不是稀罕事，但男性在政坛依然遥遥领先于女性。

“女性最难攻克的是领导职位，”太平洋研究与评估学院的托马斯说，“在商界和政界都是如此。”

当然，除了性别，哈里斯的政策立场、个人表现、政党支持和选民基础等因素同样重要。女性身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她的败选，但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会出现一名能够打碎玻璃天花板的女性，成功登顶总统宝座，让政界倾听女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