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的眺望与期盼
张安乐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创办人，这个党派在台湾致力于推动两岸统一，而他本人则是这一目标的坚定实践者。就在他身后的基隆市区，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面墙格外引人注目，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片是用黑色金属相框装裱的，尺寸大约一米宽，半米高，挂在墙中央。
照片拍摄于去年9月，画面中是台北街头的一场大型活动，2000名民众聚集在街头，手持五星红旗，挥舞着标语，场面热烈。人群中，张安乐站在最前方，身穿白色衬衫，举着一面五星红旗，旗帜在秋日的阳光下鲜艳夺目，红色的底色与金色的五星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人群后方，几条横幅被高高举起，横幅是用白色布料制成的，上面用红色大字写着“反独促统”四个字，字迹工整，横幅两端绑在竹竿上，被两名年轻人用力举过头顶，照片的背景是台北街头的高楼大厦。
当天活动中，参与者齐声高唱《我的祖国》，歌声在台北街头回荡，路边的行人驻足观看，有的拿出手机拍摄，有的远远地站在街角观察。队伍沿着台北市中正区的街道前行，从自由广场出发，一直走到“总统府”附近的凯达格兰大道，全程大约两公里。队伍中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人推着轮椅，有人带着孩子，手中挥舞的五星红旗大小不一，最大的旗帜宽约两米，旗杆由竹竿制成，旗面在风中猎猎作响。
这场活动并不是张安乐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凝聚了许多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他们通过游行、集会、论坛等方式，表达对两岸统一的支持，对民族复兴的期盼。而张安乐创办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正是这些行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党部的办公室设在基隆市区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内，办公室的墙上除了那张照片，还挂着几幅书法作品，写着“两岸一家亲”“民族复兴”等字样，字迹苍劲有力，用的是传统的毛笔书法，装裱在白色卷轴中，悬挂在照片两侧。
“自费爱国”的坚持与困境
在台南，跆拳道运动员李东宪的故事特别打动人。他从2017年开始，连续七年拿出自己的积蓄去买五星红旗，每次站上韩国跆拳道比赛的领奖台，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展开那面旗帜。不仅如此，他还组织了台湾的年轻人，带着他们跨越海峡，来到海南五指山参加入党宣誓活动。
2019年那次，他在五指山脚下带着十几个台湾青年，面对国旗庄严宣誓，结束后大家还一起合影留念。后来，他回到台南开了家武馆，从2018年开张到现在，已经培养了200多名青少年，这些孩子在训练中不仅学跆拳道，还听他讲两岸的历史和祖国的发展，很多人渐渐认同了他的理念。可这些年下来，他的钱包却越来越瘪，武馆的租金一个月好几万新台币，比赛的路费、报名费也得自己掏，压力一年比一年大。
在台北万华区，前“行政院”发言人郑丽文也有自己的坚持。她每周固定主持一档政论节目，从2015年开始，几乎没停过，节目里她常聊两岸关系，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政策，收视率一直不错。2023年，她突发奇想，组织了一场“两岸青年创意市集”，活动在万华一个露天广场举行，来了几十个摊位，有台湾年轻人卖手工艺品，也有大陆来的小团队展示文创产品。那天市集从早上9点开到晚上8点，吸引了上千人围观。但场地费却是个大问题，最后还是几个支持她的爱国台商凑了30万新台币才把账结清。
高雄的退役军官高安国，事情做得更大。2023年，他牵头成立了“台湾退伍军人协会”，带着300名退役官兵联名发表反“台独”声明。这份声明印成传单，足足印了5000份，发到高雄街头巷尾。那天，他在协会办公室里忙着分发传单，几个老兵围着桌子帮忙折叠，忙到深夜。可印刷费呢？全靠会员们东拼西凑，有人拿出退休金，有人捐了当月工资，总共凑了10万新台币才搞定。这些事听着挺振奋，但背后全靠自掏腰包，辛苦不说，钱还老不够用。
抗疫基金的启发，能不能用在这儿？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大陆的民营企业抗疫基金干得挺漂亮。字节跳动那次出手特别快，疫情刚开始没几天，他们就设了个专项基金，两天之内拿出几百万元，直接送到殉职医生的家属手里。2020年2月，武汉一家医院的医生去世后，家属第二天就收到了100万元资助，效率高得让人咋舌。
上海正荣集团也干得不错，他们的基金专门用来支援武汉医院建设，2020年3月，武汉一家方舱医院急需物资，正荣直接拨款50万元，买了呼吸机和防护服，第二天就送到了前线。中国飞鹤那边的做法更科学，他们搞了个“4:3:3”的分配法，40%给一线医护，30%支援医院设备，30%留作后备，2020年4月，这笔钱帮黑龙江一家医院建了隔离病房，硬是把疫情压了下去。这些例子听着就让人觉得靠谱，效率高，效果好，完全可以拿来给台湾的爱国群体用用。
比如李东宪的武馆，每个月租金4万新台币，一年就是48万，要是有个基金直接拨款，他就不用为这钱发愁了，专心带孩子训练。高安国那边也一样，2023年那5000份传单，印刷费10万新台币其实不算多，但会员凑钱太费劲，如果基金能设个专门账户，管他印传单还是办活动，直接批钱就行，省得老兵们自己掏腰包。
郑丽文的“两岸青年创意市集”也能沾光，那30万新台币的场地费，要是基金提前批下来，她还能多请几个团队，把活动办得更热闹。再看看邱毅教授，他从2016年到2023年打了八场官司，全是为了维护国家尊严。有一回，他在节目里批评“台独”言论，结果被对方告上法庭，官司打了半年，2021年终于胜诉，可诉讼费花了20多万新台币，全是他自己垫的。要是有个基金管这事儿，邱毅就不用一边打官司一边算账，直接把精力放在讲道理上。这些人的努力，都能因为一点钱用得更顺手，效果翻倍。
从柚子到宣传车，细节里的爱国
台南麻豆的农民陈永合，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带着他的文旦柚去参加海峡论坛。那年第一次去，他带了50箱柚子，摆在福建厦门的会场摊位上，卖了个精光。从那以后，他年年都去，到了2023年，他突发奇想，拿出积蓄找印刷厂定制了一批包装箱。箱子上印着“两岸一家亲”五个红字，旁边还有五星红旗的图案。
他一共印了2000个箱子，花了差不多10万新台币，满心想着用这包装把柚子卖到福建去，结果市场反应没预期好，卖了一半就停了，最后差点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这事干得挺用心，可惜钱没少花，亏得他一年白忙活。
想想2020年拼多多跟浙江大学合作的那个病毒感染研究基金，拼多多出了5000万元，专门用来研究新冠病毒传播规律，成果直接用在防疫上，效率高得不行。如果有个类似的专项基金给陈永合这样的人用，事情就不一样了。比如，基金可以直接拨款帮他设计包装，还能联系福建的经销商，拓宽销路，2000箱柚子就不至于砸手里。再比如，基金还能搞个农副产品专区，把台湾的凤梨、文旦、茶叶都推出去，包装上印点爱国标语，既卖货又传理念，一举两得。
再说黄安，他从2015年起就在台北街头教大家唱《我的中国心》。那年他第一次搞活动，在台北中正区的街头摆了个小摊子，带了台便携音箱，教了20多个人唱歌。后来次数多了，参加的人也多了，到2023年，一场活动能来上百人。他每次都自己掏钱租音箱，有一回音箱坏了，他又花了5000新台币买了个新的。
如果有个基金支持，事情能干得更带劲。比如，买一辆流动宣传车，车上装个大音响，再印上五星红旗和歌词，2024年开到台北、高雄、台南到处跑，一路放着《我的中国心》，沿途发点宣传单，估计能吸引更多人跟着唱。
跑两岸的雷倩
雷倩，前“立委”，2023年忙得跟陀螺似的。她那一年跑了两岸26次，从桃园机场飞出去，又飞回来，光机票就花了50多万新台币。3月那次，她在上海办了一场，找了家酒店会议室，聊了两岸贸易怎么搞；7月在台北又办一场，主题是台商回流投资，来了不少中小企业老板。
她每次都自己掏腰包，场地费、资料费加起来一场得2万新台币，全年算下来花了20多万。要是参照腾讯2020年支持疫苗研发的模式，事情就好办了。那年腾讯拿出10亿元，设了个疫苗研发基金，直接拨款给科研团队，半年就出了成果。如果给雷倩这样的人弄个调研补助金，比如每场补贴1万新台币，她12场就能省下12万，剩下的钱还能多办几场会，把两岸经贸融合推得更实。
一个专项基金要真设起来，不光是扔点钱的事儿，而是得像抗疫基金那样，把民族情感拧成一股绳。赖岳谦在重庆演讲时说过，“十四亿人的意志形成合力，没啥能挡住统一的脚步”。这合力，就在码头边、果园里、街头巷尾，一点一点聚起来。
参考资料：[1]杨亲华.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祖国”——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历史之考察[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1):3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