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率死士伏杀太子李建成。当尉迟敬德持槊入宫“护驾”时，李渊在西海池泛舟的身影凝固成历史谜团。这位开国皇帝是否真如史书所言，曾多次许诺改立次子为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武德起居注》残卷，揭开了贞观朝史笔修饰的冰山一角。

大业十三年晋阳起兵的真实决策层，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有清晰呈现。作者温大雅作为李渊机要秘书，记载了李渊与裴寂、刘文静连续七日的密室筹谋，时年19岁的李世民仅负责执行募兵任务。西安出土的《裴寂墓志》更证实，正是这位晋阳宫监挪用隋廷武库，才促成三万精锐的快速组建。

李世民在早期军事行动中担任李建成副将，霍邑之战中《起居注》明确记载“世子亲搏战，所向皆溃”，而非后世渲染的“秦王独擎危局”。

武德七年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成为李渊父子关系的转折点。洛阳新发现的《仁智宫遗址碑刻》显示，李渊确曾因太子涉嫌谋逆而短暂动摇，但当代史家黄永年指出：李世民举报李建成私运甲胄的证据链存在疑点。

李渊抵达仁智宫三日后即释放太子，并将东宫属官王珪、韦挺与秦王府杜淹同贬蜀地，印证了这位帝王识破次子构陷兄长的政治操弄。所谓“平叛后易储”的承诺，实为李渊平息事态的权宜之计。

《旧唐书》中“秦王中毒吐血”的戏剧性记载，与《隋唐嘉话》所述“建成置酒夜宴”形成矛盾。清华大学藏唐代脉案残卷披露，李世民早年征战时已患“心疾”，咯血症状早现于武德五年。而李渊探病时提及的“首建大谋，削平海内”，与太原起兵时的权力结构严重不符。

贞观三年，李世民授意房玄龄删改《高祖实录》，引发“玄武门叙事”的系统性重构。日本遣唐使抄录的《贞观政要》未删稿本显示，魏征曾直言“陛下以权变取天下，不可示子孙以诈”。

墓志学界近年发现，武德年间重臣如裴寂、封德彝的碑文中，均无李渊“许立太子”的只言片语。反倒是《李建成墓志》虽经篡改，仍保留“武德二年册皇太子”的原始刻痕，印证了李渊的立储立场始终未变。

当贞观史臣在太极殿焚毁武德朝原始档案时，李渊真实的帝王心术已化作青烟。所谓“屡许为嗣”的记载，实为李世民构建正统性的必要叙事——在关陇集团门阀林立的初唐，唯有将政变包装成“父传子继”的延续，方能消弭“弑兄逼父”的伦理危机。

这场持续三十年的史料整肃，终使玄武门之变从血腥政争，蜕变为“天命所归”的典范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