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古都协会评定十大古都，本来一直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古都就有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四大古都没有任何争议。直到1920年出现了第五古都开封。

这个开封是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大梁，五代时期有四个都定都在这里。在宋金时期先后做过北宋的东京与金的南京，所以开封号称第五大古都，并没有什么争议。五大古都的说法持续了六十多年。直到1983年，第六古都出现了杭州，杭州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没人抬杠，但是杭州只做过吴越和南宋的都城。

吴越还是个地方政权，南宋一开始是把杭州作为行在，后来才正式算都城，而且南宋作为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名声也不好。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但是杭州最终还是正式入列古都。

一看杭州都被选进古都了，安阳就按捺不住了。安阳古称殷墟，商朝一共550年，有270年在安阳，再加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一共七朝在此建都，于是在1988年安阳被选做了七朝古都，安阳既然被选上郑州也蠢蠢欲动，郑州作为商代的早期都城亳都有着3600年的历史，凡事研究中国历史自然离不开夏商周，战国七雄的韩国首都也在郑州，于是在2004年郑州被认定为第八古都。

2010年中国的第九古都横空出世，山西大同被评为第九古都，大同历史属于代国，代国则是北魏的前身，此后更是作为北魏的首都平城长达103年，此后大同还被作为辽金的陪都作为三朝古都，被评为第九大古都也算是实至名归。

既然第九大古都都出现了，第十大古都也很快提上日程，最早是扬州盯上了第十古都，扬州虽然是历史名城，但作为都城只做过五代十国中杨吴的都城和南唐的东都历史存在感太低，辽宁的辽阳先后做过三国时期公孙燕国、高句丽、辽金和后金（清前身）的首都，五朝古都，但最终在2016年的成都胜出，成都作为战国时期古蜀国、新朝末年公孙述的成家、三国时期蜀汉、东晋十六国的成汉、五代时期的前后蜀、明末时期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的首都，有七朝古都之称，自此中国便有了十大古都。

其中只有西安、洛阳和北京作为中国大一统的首都，而北京自元朝开始正式成为大一统的首都，开始了600年的王朝建都史，那么地处中原边缘地带的北京是如何成为中国后期首都的呢。

首先要从中国的地缘讲起，中国可分为九个部分，就像一个巨大棋盘，四角分别是河北、关中、四川、江南，四边则是山西、荆襄、山东、关中，中心则是中原，在和平时期中原地区统辖四方，等到战乱时期中原是各方势力的主战场，各方势力分别据于四角和四边，以此逐鹿中原，我们按照棋盘把十大古都分一下地区。

中原:洛阳、安阳、郑州、开封

关中：西安

河北：北京

四川：成都

江南：南京、杭州

山西：大同

从这可以看出首都主要以四角和中原为主，大同较为特殊，以大同为都的主要是北魏、辽、金，大同作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之地，北魏以大同为都实际上是对两种文明同时进行统治，但是后期随着柔然的崛起取代了鲜卑在草原的势力，孝文帝南迁洛阳作为首都，辽的西京大同实际上是军事作用，以大同为西京集中帝国西北部的人力物力来防御北宋的北伐，等到了金时期大同作为西京不再是对付北宋了，辽朝只是拥有河北和山西的北部，而金则是在辽的基础上控制了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和关中地区，金的设置西京的目的是对付漠北地区崛起的蒙古。

以成都为首都的都是割据政权，四川西有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北有大巴山，东有三峡天险，但以四川为割据的政权必须要把汉中拿到手中，汉中是四川的门户，这也是刘备拼尽全力把汉中从曹操手中夺过来的原因。对四川政权而言夺取关中地区东出是夺取天下的关键，四川是天府之国，虽然可以自给自足，但天险的优势则是东出逐鹿天下的劣势，诸葛亮五次北伐，都因后勤补给的问题而被迫撤军，刘备虽然短暂拥有过荆州，但荆州和四川的联系只有三峡作为通道，因而荆州和四川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地区。而北上夺取关中则是四川政权的出路，刘邦的从四川还定三秦（关中），东出灭楚，为四川政权夺取天下指明了方向。因此四川政权必须要将汉中、关中和四川整合到一起，四川作为后方基地，关中作为东出的通道自天下有变便可统一天下。

长安和洛阳实际上自周开始就是一种两京制，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利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推行，关中长安，能攻善守，居险而握天下之势，是兵家必争的四塞金汤之地。刘邦凭借关中作为大后方击败了项羽，汉景帝凭借四塞之地的关中平定了七国之乱，这也是诸葛亮为什么念念不忘关中的原因，但对定都关中的王朝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必须大量移民以充实京师，这大大加剧了关中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

因此，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对关东经济中心的依赖非常严重，

因此自周公营洛邑，开两都制，历代都开始实现两都制，西汉定都长安而以洛阳为陪都，东汉定都洛阳而以长安为陪都，曹魏建都洛阳，长安也是其五都之一，隋唐时期帝王以长安建都，经常去东都就食，洛阳是唐朝的东都，武则天称帝时期洛阳则是武周政权的首都。

但隋唐以后，经济中心由关东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这增加了粮食运输距离和运力的困难，关中政权无力解决运力的困难，政治中心由此发生了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唐朝之所以在安史之乱后还得延续140余年，就是因为唐朝中央虽无力控制关东，但仍能紧密控制江淮，有效地利用大运河及时而又畅通无阻地将江淮经济中心的赋税运到北方以解决中央王朝的财政支出和京都长安的粮食供给问题，但是随着黄巢起义，江南赋税重地遭受重创大唐无力回天走向了灭亡。

等到了宋朝时期，洛阳已不再适合作为王朝的首都，开封逐渐取代了洛阳最为北宋的都城，宋太祖曾经也考虑要在长安建都但最后也被迫放弃，原因在于，将南方赋税由大运河运至开封，又由开封到洛阳，再从洛阳转运到长安，运输路线大大地加长了，运费也随之激增，黄河三门峡一带的运河淤塞。这样，政治中心不得不向东边移动，接近运河，以缩短粮食运输距离和降低粮食运输费用。

北宋定都开封，虽能坐收江南之利，然外患不己，最终被金人赶到杭州。长安作为形胜之地，兵家重之，但因其距离运河太远而无法解决粮食运问题。开封接近运河，有经济之优势，而无天然军事屏障，元、明、清定都北京，正是取长安、开封二者之长而去其短。

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具有开封一样的经济优势，同时北京位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接处，具有长安一样的军事优势，是抵御自西北到东北的外患的最佳军事要地。

北京最开始只是作为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的战略要地，但是随着辽入主华北平原，北京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是辽南下华北平原的重要立足点，虽然宋丢失了燕云十六州，但是山西依然有着恒山山脉和雁门关可以抵挡辽国大军，但幽州（今北京地区）丢失却是致命的，华北平原无险可守辽的铁骑可只逼开封，除此之外幽云地区的人口占了辽朝人口的五分之三是辽重要的赋税来源，辽也是由此从一个一元制的游牧帝国变成了一个游牧和农耕的二元帝国。两元帝国的核心是四时捺钵和五京并存的制度。

捺钵就是行在、行营”，辽代的皇帝每年随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而居住于不同的地方。辽模仿汉制建都，最初是上京（林东镇）、中京（宁城县）、南京（辽阳）这三京，太宗以幽州（北京）为南京，作为汉地统治的中心，此外，还将大同作为西京，改原来的南京（辽阳）为东京，这样就形成了五京。

辽的皇帝虽然置五京建宫殿，却并没有将五京作为日常的首都加以充分利用。重大的政策决定和政治活动都在“捺钵”决定或举行，不仅是皇帝的居所经常移动，王朝的政治中心也随着这种移动而经常被置于游牧地区。辽的实际首都实际上是皇帝行走的宫帐，作为南京的析津府（今北京）并未成为辽的核心地区，金朝时期的北京才开始成为实际上的首都。

金朝早期的首都在今哈尔滨的阿城地区，金朝上京会宁府，金朝的疆域虽然不如辽，但远远比辽富裕，金朝占据了整个中国北方，南宋以秦岭上的大散关和淮河为界，金朝大片国土和最富庶的地方在中原地区。上京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又有高丽、西夏等国来朝，在政令传达、物资转运、使节互通等方面都无法提供便利条件，影响国家事务的有效运转。

金上京虽然东北有大片平原，但气候寒冷，在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无法达到生产需求，上京地区女真宗室旧贵族势力强大，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利于皇帝的中央集权。

贞元元年（1153）三月，海陵迁都燕京，“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以燕乃列国之名，不能当京师的称号，因此改燕京为中都。海陵贞元元年三月至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南迁以前，中都一直为金朝的都城。迁都的同时，海陵又改汴京为南京，改中京为北京，府在大定（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世人曾评价中都作为京城的优势：“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但金朝并未统一中国，北京实际上依然是地方政权的首都，无法和大一统的王朝的首都长安和洛阳相提并论，北京真正成为大一统的首都是在元朝时期。

元朝的前身蒙古帝国早期的首都为大斡耳朵，斡耳朵意为宫帐的意思，蒙古帝国的首都就是成吉思的宫帐，此时的蒙古帝国初创还有很浓厚的游牧色彩。

等到了蒙古第二位大汗窝阔台时期蒙古帝国有了正式的都城哈拉和林，哈拉和林位于蒙古高原的核心地带，蒙古帝国先后有三位大窝阔台、贵由、蒙哥均坐镇哈拉和林管理皇朝。随着蒙哥汗的去世哈拉和林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城即位，其幼弟阿里不哥则据哈拉和林地区自立为大汗。爆发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掌握了汉地力量的忽必烈军打败以蒙古势力为代表的阿里不哥，攻占了哈拉和林。

1264年，忽必烈升正蓝旗为上都，次年又升燕京为中都，蒙古国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汉地。忽必烈建立元朝并迁都大都后，哈拉和林失去都城地位，仅置宣慰司都元帅府。

忽必烈决定都北京，主要在于北京的位置，北京处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中间地带，具备得天独厚、无可取代的优越区位条件。北京虽然偏居中国北方，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治天下。同时陆路、水路交通都相当便利，可以有效地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军事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依山傍海，便于控制塞外的军事力量，也便于抵抗来自海外的入侵。

忽必烈的重要谋士郝经指出，燕京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燕山，左拥太行，右濒渤海，挟五关之险而凭临中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东北和漠北的交通要道，是中原和北方王朝的重镇。辽朝以此为南京，金海陵王从会宁府迁都于此，修建宫阙，建立宗庙，改名为中都，使之成为一代王朝的都会。我朝龙兴漠北，定鼎和林，至今已经60年。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中原、江南亦旦夕可下，故而定鼎、统治中心不应是漠北的和林，即使开平也不便于实现对全国的统治。这一是因为开平初建，人口稀少，农、牧、手工业都不太发达，很难满足一个大国首都的物资需求；二是交通不便，定都开平也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于是有人建议：可以参考唐朝的两都制，辽朝、金朝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也就是建立一种“以燕京君临天下，以开平驾驭漠北”的政治格局。

忽必烈将为北京升为大都的同时将开平改作上都。忽必烈每年都带领皇后、皇妃、皇太子、诸王和重要的中央官僚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二月至八月（或三月至九月）在上都度过，其他时间在大都度过，也清楚地反映了元王朝在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民族的二元性。大都是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代表了蒙古大汗是中原的皇帝，而上都则代表着元朝的蒙古大本营，在保护蒙古贵族的利益、维护与蒙古诸王关系方面，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忽必烈在上都西南部，修建了巨大的宫殿，同时还时常前往哈剌和林，下榻于成吉思汗时代修建的宫殿。皇帝在宫殿中与大臣议事，办理政务，接受蒙古王公贵族的拜谒。以部族议事会的形式推举新任可汗、新任可汗的即位仪式、重大军事行动的商议、重要法令的颁布等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也都在此进行。进入元代以后，蒙古帝国通过部族议事会的形式选举君主的方式事实上被废除。但作为显示君主正当性的手段，蒙古族的传统的部族议事会形式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元朝的汉法和蒙古旧法并存，元朝实现的晋王守边漠北忽必烈虽然不再重视蒙古旧都哈拉和林 ，但蒙古高原腹地作为太祖龙兴之地和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所在，仍是蒙古族统治的根本之地。为了加强对漠北根本之地的统治，忽必烈实行以亲王镇守漠北、代表大汗实行统治的制度。1266 年(至元三年)封次子那木罕为北平王(后改封北安王)镇岭北。那木罕死后，1292 年(至元二十九年)以梁王甘麻剌改封晋王，镇漠北，“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鞑靼国土”，漠北诸王千户均受其节制。这样就形成了身兼大汗的元朝皇帝坐镇两都统治天下，晋王出镇漠北、代表大汗镇守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节制漠北诸王千户的格局，朱元璋的藩王屏障中央为天子守边，元朝的晋王拥有漠北草原贵族的支持，曾数次登上帝位，而燕王朱棣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可以说是晋王的翻版，由此元朝每次大汗去世时常陷入内斗，等到元顺帝时期实际上也是他和太子爱遒识理达腊之争造成了元朝的分裂，朱元璋得以继续力量统一南方大部实现北伐统一中国。

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据地，夺取了天下后，朱元璋对南京感到有些犹豫了。此时元帝退走大漠迤北，仍与明朝为敌，史称北元。明朝与北元的战线已向北延至宣府、大同、山西、陕西、甘肃的北部，而偏于江南的金陵对此实在是鞭长莫及。

朱元一时拿不定主意建都何处，定都之事搁置了了十一年之久，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才宣布以应天府为京师，而当时他也选择了河南的开封汴梁为北京，只是汴梁这地方地处平原，无险可倚，实在不是定都的最佳选择，不久也就弃罢不用。朱元璋也曾将家乡临濠（凤阳）立为中都，但那里是淮西贫瘠之地，淮水泛滥无常，实在不是建都之地，开国功臣刘基就首先反对，最终也只得作罢。

朱元璋正式宣布以应天为京师的时候，正是他命秦、晋二王就藩的时刻。分封诸子为藩王镇守北边，北方军务的布局有了新的安排，不久燕王朱棣就藩到北平，北边的三个重镇有三个儿子镇守，而当时在北方又找不到合适的建都之地，朱元璋终于决定暂且建都应天。不过虽然建都应天，但是朱元璋迁都北方的念头并未因此完全打消。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就是有了定都西安之意，却不曾想太子朱标却因此番出巡染病不起，至二十五年（1392）四月不治身亡。老年丧子的朱元璋，身心遭此沉重打击，迁都之事遂不得行。

当年岁末，腊月祭灶神时，朱元璋在光禄寺祭文中说道：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顾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一个筹划多年的迁都安排就这样被迫中止。

朱棣靖难之役夺位后，出于回归自己起家的“龙兴之地”的考虑，开始谋划迁都北京。登基19年后，公元1421年，朱棣宣布正式迁都北京。朱棣选择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元朝虽然在公元1368年退出北京，但残余的北元势力仍然强大。公元1402年，北元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鞑靼，北元灭亡。但残存的各个蒙古部落在北方仍保存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时南下威胁明朝。我们将京杭大运河和九边画一条线就会发现北京是T字形线的节点，

通过京杭大运河将来自南方的财粮税赋得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北方，从而支撑了九边重镇的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自此天子守国门，国都作边塞，也使得明朝注重于边塞的防御和草原均势得以存在276年之久。

不过，北京东边与南边都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使得明朝时蒙古人和后来的满族人屡屡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之变中，胡乱北伐的明英宗更是被蒙古人俘虏，成为后世笑柄。公元1644年，清兵在突破山海关后，也几乎没花什么大力气，就轻易攻占了北京，成为满族人此后入主中原的开始。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清朝正是依据北京身处游牧与农业交界地带的便利，建立了一个横跨游牧和农业地区的辽阔帝国。而北京，本质上就是清朝这个集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为一体的帝国的核心点：向南，北京是农业帝国的国都；向北与向西，它又是大汗之地的国都。

为什么没有选择南京呢

南京最早作为首都是在三国时期的东吴，东吴称建业，晋及南朝称建康。明称南京，南唐和清朝称江宁府，太平天国称天京。南京地势险要，四周是山，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西边有秦淮河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宁镇山脉的最高峰钟山，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南边有长命州、张公州、白鹭州等沙洲形成夹江，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

南京还处在经济发达和交通便利大环境中，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是资源丰富的粮仓，形成了很好的经济基础。沿江可上溯到九江、武汉，沿江下行可到上海，加上秦淮河与太湖水系，使得南京四通八达。

明人曾有过两度之争，建都北京和南京的争议，认为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燕蓟。虽云长安有蜻函之固，洛邑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所以，明代一直有建都北京还是建都南京之争，明成祖后来终于迁都北京，但仍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中央机构，负责南方事务。太平天国也存在定都北京还是定都南京之争。洪秀全执意定都南京，认为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三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钟阜有龙蟠之像，石城有虎踞之形。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1864年又被湘军攻陷，农民革命惨遭失败。许多史学工作都认为太平天国不应当定都南京，而应当锐意北伐，直取北京，夺取全国胜利。定都太早，只能使革命意志衰退。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冲击南下，在南方，南京开始在乱世之中崛起。

三国时期，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并于当年迁都建业（今南京）。此后，建都洛阳的西晋于公元280年攻灭孙吴，建都51年的建业一度衰落。但随着西晋的迅速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东晋。此后，南京又先后作为刘宋、萧齐、萧梁和陈朝的国都，一直到公元589年陈国被隋攻灭。

至此，算上三国孙吴时期，加上东晋、南朝，南京在这一分裂时期，一度有300多年作为都城。但这仅仅是在南京立都的开始。南京作为都城的兴起，也代表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崛起。在汉末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这也是为什么南京在汉末以前一直默默无闻。

三国以后政治动荡，北方人南迁。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唐朝安史之乱，再到北宋靖康之变，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中国人口的三次大规模南迁。而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结果就是加速了淮河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使南京作为南朝的国都得以坚持了近300年。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江淮流域的加速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黄河中游地区的长安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以后仍然维持唐朝的国都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用了隋炀帝打通的大运河，抽调江淮流域的粮食和税赋，这才得以又延续了100多年。

虽然南京作为江淮流域的重要城市，具有建都的基础，但是南京还地处东南边缘，不利于北上争夺作为中国政治核心的华北平原。导致了南京始终只是作为南北分裂时期或是地方割据政权（例如五代十国的南唐）的国都，而无法升格成为统一王朝的长久国都。虽然有明朝建都南京并北伐成功的案例，但很快就由于朱棣兵变，明朝改而迁都北京，这也说明了南京是经济要地，却难以建立持久的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

北京的位置处于农牧交错带上，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融之所，随着忽必烈开发了京杭大运河使得南北方得以沟通，弥合了宋辽金三百年的分裂，朱元璋也得以依靠京杭大运河的补给北伐成功，清朝则是继承了元朝帝国的二元性，清朝的皇帝即是中原的皇帝又是蒙古的大汗，身处东北的地区的女真向西是东北森林和草原的交汇之地，向南则是肥沃的辽河河套平原，使得清朝的统治者更好的理解游牧和农耕文明平衡两者的关系。

自1636年皇太极击败北元最后一位大汗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在1636年建国称帝改国号为清作为元朝的继承者，再到1644年清军入关为崇祯发丧，成为了元朝的继承者，北京即是元朝的大都也是明朝的京师，北京也由此成为了清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