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如璀璨星辰,穿透岁月的重重迷雾,闪耀着永恒的光辉。钱壮飞,便是这样一位在黑暗旧中国熠熠生辉的英雄,他是中共隐蔽战线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之一,以无畏的勇气、超凡的智慧和坚定的信仰,为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1896年,钱壮飞出生于浙江吴兴一个殷实的绸商家庭。自幼,他便展现出远超常人的聪慧,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学习能力更是出类拔萃。7岁那年,他踏入新式学堂,自此开启了求知之路。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天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的思想激烈碰撞,他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深厚海洋,品味着千年智慧的沉淀;同时,又积极拥抱新式教育,吸收着来自西方的先进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接触到了近代革命思潮,那些关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热血理想,如同一颗颗火种,在他年轻的心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焰。
1914年,在母亲的殷切劝说下,钱壮飞背井离乡,前往北京追寻更高的学问。幸得中学老师、同族长辈钱玄同的帮助,他顺利进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攻读医外科专业。这段学医的经历,不仅赋予他救死扶伤的专业技能,更培养了他严谨细致的思维方式,为他日后在复杂危险的隐蔽战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19年,从学校毕业的钱壮飞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山河破碎,各地的卫生防疫体系在战火的摧残下近乎崩溃。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地和受苦受难的百姓,钱壮飞心怀悲悯,医者仁心尽显。他不顾路途艰险,多次奔赴山东、山西、安徽等地,投身到救治灾民、抗击瘟疫和战场救护的第一线。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守护;每一滴挥洒的汗水,都饱含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沉热爱。
与此同时,钱壮飞的人生轨迹并未局限于医学领域。他的才华和热情促使他积极投身新闻与教育事业。他参与创办《北京晓报》,负责印刷工作,常常在昏暗的灯光下忙碌至深夜。在油墨的芬芳和纸张的摩挲中,他练就了娴熟的新闻业务能力,也让自己的思想通过这份报纸传递得更远。在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他兼任教授,登上讲台,为学生们讲授《解剖学》。他用生动的讲解和专业的演示,开启了学生们对医学知识的探索之门,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科学与理性的种子。
1923年,他进入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他并没有忘记心中的革命理想。1925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与党的事业紧密相连。他充分利用医生、报社编辑和文化人士的多重身份,在隐蔽的战线上默默耕耘。他穿梭于大街小巷,向底层百姓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传播革命知识,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民众心间;他将党的秘密文件、标语、传单小心翼翼地藏进红十字医用大皮包里,悄无声息地往返于党的地下机关和同志们的隐蔽住所,为革命事业输送着至关重要的“养分”。
1926年冬,钱壮飞与友人共同创办光华影片公司。在那个电影刚刚兴起的时代,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成为他们掩护革命工作的绝佳工具。他们以拍摄影片为幌子,利用运输存储设备、服装、道具的箱子,秘密转移党组织的文件、信件,甚至武器弹药、秘密物资等。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他们还自编自演了中国首部黑白武侠电影《燕山侠隐》。钱壮飞在其中身兼数职,既是演员,又是导演、编剧,同时还是影片公司的董事。他凭借着这些看似普通的身份,巧妙地隐匿于形势复杂、危机四伏的北京城,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然开展着革命活动,不被敌人察觉分毫。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共产党人。钱壮飞在北京的身份不幸暴露,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党组织紧急做出决定,将他转移至上海。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他改名为钱壮飞。初到上海的日子充满艰辛,他在上海市公用局谋得一份绘制黄包车牌照的临时工作,靠着微薄的薪水艰难维持一家七八口的生计。但生活的困苦并没有消磨他的革命意志,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党的宣传事业中。他精心设计了微型传单,仅有两指宽,便于隐秘携带和快速张贴。在分发传单时,他总是勇敢地选择繁华地段,或是从窗口迅速抛出,或是在商城顶楼果断撒下,然后凭借着敏捷的身手和机智的头脑,借助人群的掩护巧妙躲避追捕。他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认可,担任了法租界支部委员,肩负起更重的革命责任。
1928年,钱壮飞接到党组织的重要指示,进入国民政府下辖的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工作。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和过人的智慧,很快赢得了处长徐恩曾的信任,被任命为秘书。1929年,徐恩曾受命在浙江筹办西湖博览会,钱壮飞凭借自身扎实的美术和书法专长,将博览会筹备得井井有条,办得极为成功。这次出色的表现让他进一步获得徐恩曾的器重,被任命为私人秘书。同年12月,徐恩曾即将正式执掌国民党特务系统,他毫无防备地将此事告知钱壮飞,并寻求建议。钱壮飞深知这是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绝佳机会,他当机立断,立刻将此事上报党中央。党中央迅速做出决策,派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成立直属党中央负责人单线领导的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
钱壮飞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向徐恩曾提议建立以通讯形式出现的半公开情报机关。徐恩曾丝毫没有察觉其中的深意,欣然应允。此后,钱壮飞开始陆续建立起以新闻机构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在选用工作人员时,他巧妙地安插自己人,将这些关键岗位交由信任的共产党员负责。从此,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密文件、电报,以及各地调查员搜集给徐恩曾的情报,都先汇集到通讯社由钱壮飞审阅。他则凭借着非凡的智慧和冷静的头脑,将无关紧要的边角材料,真假掺杂后上交徐恩曾,而将真正重要的情报及时传递给党中央。1930年,钱壮飞更是在东北建立了一套名义上归国民党,实则向中央特科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他如同一位隐身的猎手,在敌人的阵营中悄然潜行,为组织获取了大量有关华北、东北的重要情报,让党中央在复杂的局势中始终保持着对敌人动向的敏锐洞察。
当时,徐恩曾虽对钱壮飞委以重任,但有一个密码本,却始终贴身保管。这个密码本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我方获取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没有它,许多重要的电文都无法破译,革命工作也将面临巨大阻碍。钱壮飞深知这个密码本的重要性,一直在寻找机会获取它。终于,一次徐恩曾前往上海的妓院度周末,钱壮飞一同前往。临行前,他以出入这种场所携带密码本不合适为由,成功劝得徐恩曾将密码本交给他保管。钱壮飞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用事先准备好的微型相机,将密码本的内容全部拍下。随后,他迅速将胶卷交给中央特科洗印复制。自此,国民党的诸多重要情报尽在党中央掌握之中,为革命事业的推进打开了关键的突破口。
1930年9月,蒋介石密谋“围剿红军”。钱壮飞在徐恩曾处获取了蒋介石发动对江西苏区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的绝密战略情报。他深知这份情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迅速上报党中央。这些准确及时的情报,如同在黑暗中点亮的明灯,为中央苏区指挥反“围剿”作战提供了关键决策参考,对红军取得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每一个字、每一条信息,都承载着无数革命战士的生命和希望,也见证了钱壮飞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31年4月24日,一个震惊全党、危及革命的重大事件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后叛变。他为了向国民党邀功,竟声称愿意协助国民党抓捕党中央领导人物及其他地下工作者,只求面见蒋介石。4月25日,坚守岗位的钱壮飞收到指名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凭借着对危险的敏锐直觉和过硬的专业能力,他立刻用密码本破译,得知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可怕消息。
钱壮飞深知顾顺章掌握着上海中共中央的全部机密,一旦敌人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迅速冷静下来,凭借着多年在隐蔽战线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先是找来女婿,让他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通讯社,通知那里的同志撤离。他的果断行动,为党组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让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策划的大搜捕最终扑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中,钱壮飞以一己之力,成功守护了党中央的安全,成为革命事业的大功臣。
1931年8月,为了保护钱壮飞,党组织将他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初到瑞金,他凭借精通的医术,迅速投入到为伤兵治疗疾病的工作中。他用精湛的医术和温暖的关怀,为受伤的战士们减轻痛苦,让他们重新燃起对革命胜利的信心。随后,他被调任为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肩负起保卫党中央安全的重任。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面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确保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这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钱壮飞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32年,他被任命为红一区保卫局局长,在新的岗位上,他积极教导干部、战士认识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他与李克农一起编写相关教材,将自己在隐蔽战线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志们,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保卫工作人才。此外,他还编写了《化学常识读本》,这本涵盖军人必备各类化学知识的书籍,印发给各军团、军区供指战员学习,为提升红军战士的综合素质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33年5月,钱壮飞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之后,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与中革军委第二局合并,他改任合并后的中革军委第二局副局长。在任职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仅全面负责抓后方二局的建设,从人员培训到制度完善,从情报收集到分析研判,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把关;还亲自参与具体的业务工作,常常工作至深夜。
他承担着复写文件、根据形势变化绘制敌军行动位置图和部署图的任务,每一个线条、每一个标记,都凝聚着他对革命事业的专注和执着。通过深入研究破译敌人的密码,他编制密码本,帮助中革军委迅速且准确地掌握国民党的实际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他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顽强的毅力,曾一连破译敌人100个密码,在后续几次反“围剿”中,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提供了众多重要情报,成为红军在战场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革命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在紧张忙碌的革命工作之余,钱壮飞还积极投身革命文艺工作。他深知文艺的力量能够鼓舞人心、凝聚力量,于是他参与编导演出许多革命文艺戏剧节目。这些节目以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将党的主张和政策融入其中,让红军战士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这些节目不仅丰富了红军的文化生活,还提升了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他还坚持指导红军和地方剧团的工作,为培养文艺干部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凭借自己擅长的书法和绘画,多次为苏区设计宣传画、标语,这些作品以鲜明的主题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苏区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苏区红军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特约他创作画稿,他创作的漫画构思新颖、针对性强,在红区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此外,他还主持设计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堡垒型的博生堡、公字型的公略亭等苏区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成为革命精神的象征,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钱壮飞以他的多才多艺,为苏区的文化建设和精神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随军转战湖南、贵州等地。在长征途中,他始终坚守岗位,为部队的安全和情报工作默默奉献。1935年3月末,中央主力红军完成四渡赤水,准备南渡乌江时,队伍遭遇飞机轰炸。在混乱与危险中,部队从贵州省金沙县后山梯子云渡口抵达乌江南岸后,却发现钱壮飞失踪了。组织当即派人四处寻找,然而茫茫大地,战火纷飞,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最终,他被判定为牺牲,年仅40岁。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他为之奋斗的土地上,成为了无数革命先烈中的一员。
“青山处处埋忠魂”,在黑暗的旧中国,钱壮飞宛如一颗最亮的星,高悬于历史的天空。他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生命,为革命事业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指引着无数后来者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新中国成立后,钱壮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他的精神穿越时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奋勇前行,永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