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冬，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成都接到了一份紧急军报：东吴吴主孙权率军袭击荆州，蜀汉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被杀。尽管荆州一度属于东吴的版图，但它的夺取并没有给这个南方政权带来预期的强盛，反而引发了一系列内部矛盾和外部问题，阻碍了东吴的北伐之路。

为了探讨东吴为何在占领荆州后仍难敌曹魏的强大力量，我们需要从几个不同的层面进行剖析。首先，东吴与曹魏的经济和人口差距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现代的江南地区以其经济发达著称，但在三国时期，南方的开发程度远不如北方。孙权虽成功占领荆州，却也无法弥补东吴在经济、耕地和人口等方面的劣势。据《三国志》记载，汉代的广陵地区（今江苏扬州）就是一个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地区，但整个东吴的实力仍不及曹魏。

魏国在曹魏时期不仅继承了东汉大部分的领土和资源，而且北方的广袤平原和发达的农业经济也为其提供了稳定的人口基础。据史料记载，曹魏的人口是东吴的两倍，这不仅使得曹魏有更多的兵员供给，也令其经济更为强大。因此，从经济和人口基础来看，东吴和曹魏的差距显而易见。

东吴内部的保守风气也是一个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东吴政权的基础建立在江东地区的几个豪强家族之上，这些家族对外扩张的热情并不高，更多倾向于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种保守的政治风气，使得东吴在面对外部挑战时缺乏足够的战争动力，限制了孙权的对外扩张政策。

然而，东吴的内政问题才是其难以敌对曹魏的根本原因。在孙权初期，其重臣多为外来户，如周瑜、鲁肃和吕蒙，他们通过一系列召集和军事行动，提振了东吴的士气。然而，在吕蒙去世后，东吴内部的士族与孙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孙权为掌控局势，不得不倚重本土士族，这导致了更多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纷争，进一步削弱了东吴的国力。

吕蒙病亡之后，孙权开始更加倚重本土士族。然而，这些本土士族在决策上的保守，使得东吴政权逐渐失去了扩张的动力，使得内部矛盾加剧。例如，史书记载，孙权在晚年时期多次起用酷吏吕壹来打击士族，这引发了士族的反弹和不满。加上君臣之间的矛盾，东吴政权逐渐失去了凝聚力，其整体战斗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地理环境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东吴的军事行动。东汉以来，南方的地理条件较为复杂，水系发达，而北方则是一马平川，利于骑兵作战。孙权曾多次从曹魏和蜀汉购买马匹，以提升东吴的军事装备，但效果却并不显著。对于以步兵和水军见长的东吴来说，骑兵的缺乏极大削弱了其跨区域作战的能力，这也是孙权难以成功北上攻打曹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吴的军事战略也受到这些地理局限的影响。尽管孙权多次试图北伐，但由于东吴的核心领地主要集中在江东一带，其地理范围相对狭小，无法提供足够的补给和战略纵深，导致每次北伐行动都无法持久。而曹魏则凭借其广阔的领土和完善的补给体系，每次都可以从容应对东吴的进攻。

纵观东吴占领荆州后的这些年，虽然孙权一度与蜀汉合作共同对抗曹魏，但蜀汉的崛起又使得东吴感到威胁。尤其是在关羽攻打襄樊、俘虏于禁之时，魏国丞相曹操甚至考虑迁都躲避锋芒，这无疑提升了蜀汉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又间接导致了东吴对荆州的再次觊觎和最终夺取。

然而，孙权并没有充分利用收复荆州的机会。相反，他接连不断的内部争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让东吴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吕蒙在荆州取胜后不久便病逝，又使得东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将领。接下来，东吴出现了一系列的权力争斗和动荡，严重影响了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孙权晚年的一系列举措更是将东吴内部矛盾推向了高潮。例如，吕壹案的发生，使很多东吴群臣人人自危，甚至许多忠诚的大臣也不得不小心行事。孙权宠信爱子孙和，导致两宫并立，不少大臣因为卷入太子之争而失去信任，导致东吴政权内部矛盾频频爆发。最后，陆逊不堪重负，忧愤而亡，标志着东吴政坛的进一步动荡。

相比之下，曹魏和蜀汉的内部矛盾相对较少。尽管曹操在择立继承人上曾犹豫不决，但在确立曹丕为继承人后，曹魏政权比较稳定。刘禅虽然不善军事和政治治理，但由于长期委任诸葛亮和其他重臣，蜀汉的政权结构也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因此，东吴在面对内部纷争和外部强敌的双重压力时，显得更加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东吴虽然占领了荆州，但其内部持续的政治动荡，再加上南方经济发展缓慢，缺乏足够的补给和资源支持，使得东吴始终不能与北方强大的曹魏抗衡。最终，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东吴的北伐行动屡遭失败，始终无法动摇曹魏的根基，导致其在三国局势中逐渐处于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