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官制中，两广总督的本官阶定位为正二品，这个品级在官僚体系里已经不低，但还不是顶级。为了能让总督在处理地方事务时拥有足够的权威，尤其是在军事和监察方面，朝廷采用了加衔制度。通常情况下，一般总督会加六部尚书衔，而两广总督则一般会被加授“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

加衔后的两广总督，实际地位就跃升至从一品 ，这一变化可不得了。兵部尚书主管全国军事行政，都察院右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拥有这两个加衔，两广总督在军事调度和官员监察上的权力大大增强。

从乾隆朝以后，这种加衔逐渐成为定制，这意味着两广总督在地位上可以与中央的六部尚书平起平坐，在地方上更是首屈一指的大员。

比如在调配地方军队应对叛乱或者抵御外敌时，凭借兵部尚书衔，两广总督能够更顺畅地调兵遣将，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则让其在监督地方官员、整顿吏治时更具威慑力。

在清朝的地方行政体系中，总督和巡抚是两个重要角色。多数的总督和巡抚并不在同一城市办公。然而两广总督却是个例外，除了清初时期，两广总督驻地曾先后在广西梧州和广东肇庆之外，在乾隆时期之后两广总督就常驻广州，长期与广东巡抚在广州同城办公。

这也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由于总督和巡抚职责有所重叠，权力界限不够清晰，时常出现意见不合、互相掣肘的情况。

比如在一些政策的执行上，两广总督可能从两广地区的整体战略出发，而广东巡抚则更关注广东一省的具体情况，双方僵持不下，导致政策推行困难。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时，清朝终于下定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将广东巡抚并入两广总督职权范围内，形成了“以督兼抚”的特殊行政体系。

这一调整大大强化了两广总督的权威，使其在广东地区的行政管理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同时也保留了中央对地方的双重监控机制，因为两广总督在行使巡抚职权时，依然要受到朝廷的监督和制约。

在清朝时期，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并不是完全闭关，清朝长时期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所以清朝时期的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聚集地，而广东地区也为清朝提供了高额的税收。

按照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由于清朝时期广东的富庶，因此两广总督在清朝时期的权力也非常大，比一般的总督要大一些。

在军事体系中，两广总督是绿营军在两广地区的最高统帅，这一身份赋予了其极大的军事指挥权。清朝时期，绿营军是重要的军事力量，两广地区的绿营兵力规模庞大，两省合计约10万左右兵力。

两广总督可以凭借兵部尚书的加衔，在军事行动中统一调动指挥这些绿营军队，无论是应对边境的安全威胁，还是镇压内部的叛乱，都有调兵遣将的权力。

在面对广西地区一些土司的不稳定因素时，两广总督能够迅速集结绿营军进行威慑或镇压，确保地方的稳定。比如在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邓廷桢积极组织广东地区的绿营军加强海防，积极抵御英军入侵。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广总督对驻防在两广地区的清朝八旗军并没有管辖权，清朝的八旗军是自成一系，由所在驻地的八旗将军管辖。而两广地区的八旗军则统一由广州将军统领，这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军事权力的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总督手中。

在民政和经济领域，两广总督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从赋税征收来看，两广总督要负责统筹广东、广西两省的赋税事务，确保朝廷的财政收入稳定。在仓储管理上，两广总督要保证地方粮食储备充足，以应对灾荒等突发情况。

像在乾隆年间，广东地区经济繁荣，关税收入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当时广东关税收入占全国总额的40%，这背后离不开两广总督对贸易和税收的有效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总督的重要职责之一，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修建，水利工程的维护，都在其管辖范围内。

在“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十三行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两广总督肩负着监管广州十三行贸易的重任。两广总督不仅要管理国内商人与外商的贸易往来，还要处理贸易纠纷，确保贸易活动在朝廷的掌控下有序进行，这对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国家财政的稳定都有着深远影响。

在司法层面，两广总督还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对于一些重大案件，尤其是涉及谋反、叛乱等严重罪行的案件，两广总督可以直接处决罪犯，无需等待朝廷的最终批复。这种司法特权赋予了总督在维护地方治安和稳定方面的极大权力，能够迅速处理紧急案件，避免事态扩大。

到晚清时期，随着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两广地区成为外交事务的前沿阵地，两广总督也被迫卷入外交事务中。

两广总督需要处理涉外案件，管理租界事务，甚至参与外交谈判。在处理教案时，两广总督既要考虑国内民众的情绪，又要应对外国势力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地方稳定。在与列强的外交谈判中，如涉及通商口岸、关税等问题，两广总督的决策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利益。这使得两广总督在晚清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集军政、司法、外交等多种职能于一身的关键官职。

清朝共设有九大总督，分别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和东三省总督（此前为八大总督，东三省总督为清末设立）。

从地位排序来看，两广总督位列直隶、两江之后，居第三位。直隶总督负责京畿要地的安全，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直隶总督通常是皇帝的心腹，地位自然超然；两江总督管辖江南、江西、安徽两江三省，这里是清朝的财赋重地，在整个清朝时期两江三省区域内的经济都极其繁荣，对朝廷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因此地位也十分重要。

相比之下，清朝时期的两广地区发展确实不如两江三省地区，重要性也不如直隶地区，所以在清朝时期的总督排名中只排到第三位。虽然两广总督在排序上位居第三，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实际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两广地区控制着外贸命脉，尤其是广州在“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十三行成为对外贸易的核心，大量的财富在此汇聚。

此外，两广地区毗邻港澳，在晚清时期，成为了列强觊觎的对象，也使得两广总督在外交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作为两广总督，坚决打击鸦片贸易，其行动不仅影响了地方局势，也对全国的禁烟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洋务运动期间，两广总督也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推动了地方的近代化进程，成为改革前沿的关键人物，其影响力在晚清时期已经超越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

而且两广总督的职位为许多历史名臣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最出名的两广总督当属林则徐，他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坚决推行禁烟政策，虎门销烟的壮举震惊中外，彰显了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抵制鸦片的决心。

据记载，从1839年4月中旬开始，各国鸦片贩子向中国官府缴交鸦片，共19187箱又2119袋，计2376254斤。1839 年6月3日，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会同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举行了中外瞩目的销毁鸦片行动，至6月25日全部销毁完毕，共历时23天。

张之洞任职两广总督时，同样政绩斐然。他积极筹划两广防务，在中法战争中制定策略对抗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战争失败后，他意识到枪炮军械的不足，加速了向洋务派的转变，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创办实业，推动了地方的近代化进程。他在广州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创办了枪炮厂、织布局等近代企业，还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鸿章也曾担任两广总督，在任期间，他积极整顿吏治，打击黑恶势力，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对土匪、海盗、走私团伙等犯罪行为进行打击，严惩不贷。同时，他还加强了对地方治安的管理，提高了警察队伍的素质，确保了社会治安的稳定。

据统计，清代共110任两广总督中，大约近七成两广总督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凭借着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在两广总督的职位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得这一职位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的焦点。

然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过度集中的权力导致腐败滋生，一些总督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比如道光年间，两广总督琦善在与英国的交涉中，不仅擅自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还被爆出在任期间大肆收受贿赂，贪污腐败，其行为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广泛不满。

还有末代两广总督张鸣岐靠着行贿当上总督，在任期期间大肆贪墨，而且还在清朝覆灭之际两头摇摆，先是赞成接受民主共和，随即又反悔，还派兵在黄花岗起义中杀害了以林觉民为首的七十二名革命志士，最后眼看清朝要灭亡，他却弃官逃亡日本。

日本侵华时期，张鸣岐放弃节操到日伪政权出任官职，充当大汉奸，最终他在日本投降后忧惧而死。可以说名臣辈出的两广总督职位上因为出现了末代总督张鸣岐这种无耻汉奸，最终以不光彩的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两广总督制度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设立，至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终结，存续近460年，它见证了明清两朝的兴衰变迁，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两广总督制度的兴衰，深刻地折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深层逻辑，蕴含着古人丰富的统治管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