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赞赏的国学大家高亨
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委员会议上，山东大学教授高亨与毛泽东主席有过一次难忘的会面。这位在清末民初就享有盛名的国学大师，因其深厚的学术造诣获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会后，高亨将自己创作的《水调歌头》寄予毛主席，毛主席对此词甚为欣赏，常常手抄吟咏。然而，由于毛主席频繁书写此词，后人误以为这是毛主席的作品。直到近期，《人民日报》刊文澄清了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这首传诵已久的《水调歌头》，原作者正是这位在中国古籍研究领域贡献卓著的学者高亨先生。这段尘封已久的文坛轶事，不仅展现了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更折射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化交流佳话。
学界巨匠 传承国学
高亨生于吉林，是近代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他天资聪颖，年少时期就展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过人天赋。
在求学道路上，高亨先后考入多所名校，更有幸拜在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门下，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在这两位大师的熏陶下，他的学术视野不断开阔，研究方法日益成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受重创。高亨却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依然坚持在各大高校任教，同时孜孜不倦地进行古籍研究。
他的足迹遍布多所大学，每到一处都要深入图书馆，翻阅当地珍藏的古籍文献。战火纷飞中，他依然保持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
即便在最艰难的时期，高亨也从未放弃过学术研究。他常常为了一个学术问题通宵达旦地查阅资料，以至于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
在专业领域上，高亨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涵盖古文学、文化史、古籍整理等多个方向。他对先秦诸子的文献有着独到的见解，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研究成果。
高亨的治学态度极其严谨，每项研究都追求有据可依。他经常为了一个细节的考证，翻阅上千份文献资料。
在研究方法上，他不仅关注文本本身，还会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民间习俗、官场制度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这种全方位的研究方法，为古籍研究开创了新的范式。
高亨对古籍的热爱，在当时的学术界是出了名的。他常说：＂饥可忍，寒可耐，但求学问不可荒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学术的执着。
随着研究的深入，高亨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受到重视，更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在诗经研究和周易注解方面的贡献，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水调歌头引发学界公案迷思
这个关于《水调歌头》作者身份的争议，源于一个看似偶然的误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毛主席经常手书这首词作，以抒发内心的感怀。
一次偶然的机会，毛主席的秘书看到了这些手书的词作。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主席的原创之作，于是便将其整理发表。
这一举动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波澜，相反因为毛主席在诗词创作上的才华广受赞誉，人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说法。许多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开始争相品读、研究这首词作，试图从中解读出更深层的含义。
随着时间推移，这首词作被广泛传播，被收录进各类选集和教材中。在人们的认知中，这首《水调歌头》俨然已成为毛主席诗词创作中的一颗明珠。
然而真相往往比传说更加耐人寻味。这首词作的真实作者是高亨，这一点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晓。词作本来是高亨赠予毛主席的众多文稿中的一部分。
毛主席收到这首词作后，对其文辞优美、意境深远颇为欣赏。他常常在闲暇时分手书此词，以此作为对高亨学识的推崇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这种误解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在那个年代，领袖的诗词创作往往会受到格外的关注和推崇。
这个误会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近期《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澄清文章。文章详细考证了这首词作的创作背景和流传过程，还原了历史真相。
这篇报道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首词作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地位。他们发现，词中的每个字都蕴含着独特的含义，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
这一公案的澄清，不仅为文学史增添了一段趣闻，更重要的是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持谨慎态度，要以史实为依据。
这个误会的形成和澄清过程，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即便是一首词作的作者认定，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偏差。
高亨在得知自己的作品被误认为是毛主席所作时，并未急于澄清。这种态度或许源于他对毛主席的敬重，也可能是出于对这首词作本身的推崇。
如今，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公案终于真相大白。《水调歌头》虽然不是毛主席所作，但毛主席对这首词的喜爱和推崇，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作者的身份地位，而在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高亨的《水调歌头》能得到毛主席的赏识和传抄，本身就是对这首词作艺术价值的最好证明。
主席亲笔题字显学者风范
1963年的一天，中国科学院举办了一场重要的委员会议。作为山东大学的教授代表，高亨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获得了与毛主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会议期间，当高亨被介绍给毛主席时，主席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毛主席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学科呢？＂这个问题表明主席对高亨的学术工作早有了解。
面对毛主席的询问，高亨以谦逊的态度回应，表示自己对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有研究，但成就有限。然而毛主席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说自己读过高亨的许多著作和典籍研究，对其中的论证和注解赞赏有加。
毛主席更是鼓励高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表示期待看到他的新作品。这番话令在场的其他学者也为之侧目，这样的高度评价在当时可谓难得。
回到山东大学后，高亨立即行动起来，将自己的六本新著作，包括《周易古经今注》在内，全部寄给了毛主席。他还特意附上了自己创作的《水调歌头》，以表达对主席的敬意。
毛主席收到这些作品后很快就给高亨回了信。这封回信用宣纸书写，毛笔字苍劲有力，内容言简意赅却充满赞誉：＂高亨先生：寄书寄词，均已受到更是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啊！＂
这封珍贵的回信让高亨深受鼓舞。他立即找到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建议将毛主席的题字内容用作学校的标识。
校长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学校随即组织工作人员，按照毛主席题字的字体风格，制作了新的校门标识。
这个校门标识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题字故事。它凝聚了毛主席对高亨学术成就的肯定，也体现了山东大学在学术传承上的重要地位。
毛主席对高亨《水调歌头》的喜爱，体现在他经常手书这首词。在不同的场合，毛主席都会提笔书写这首词作，每次书写都赋予了不同的韵味。
这种频繁的书写，无意中造就了后来的一个误会。主席的秘书看到这些手迹，误以为是主席的原创作品，于是将其整理后发表在报纸上。
这个误会的形成过程，恰恰印证了毛主席对这首词作的深深喜爱。他不仅欣赏词作本身的艺术价值，更是通过反复书写来传达对高亨这位学者的敬重。
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传承。毛主席对高亨的肯定，不仅仅是对一个学者的认可，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价值的肯定。
这种肯定对山东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高亨的学术成就和毛主席的题字，共同为山东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毕生献身学术铸就辉煌
高亨在专研古籍的道路上从未停歇，他对诗经和周易的研究尤为深入。他通过研究先秦文献，逐步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周易、诗经和尚书等经典著作。
在众多研究领域中，高亨对周易的研究最为深入且最具开创性。他是20世纪最早开始系统研究周易的学者，在各地高校任教期间就开始了这项浩大工程。
仅用两年时间，高亨就完成了《周易古经今注》的编撰，这部著作共六卷，多达十万字。这个工作量充分显示了周易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体现了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
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文献已经散失，高亨的注解工作一度存在空白。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而是用了三年时间，终于补全了所有空缺的注解，才正式发布了他的第一部易经专著《周易古经通说》。
这部著作一经问世就在学界引起轰动。众多学者纷纷购买研读，高亨的周易研究方法也因此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
到了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周易学术评价的大讨论。高亨积极参与其中，与其他学者进行了持续数日的深入交流。
这次讨论给了高亨新的灵感和动力。回到书斋后，他立即着手编写了四篇重要论文，包括《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周易卦爻辞的哲学思想》等，从不同角度阐释周易的深层内涵。
高亨的学术著作大多篇幅宏大，动辄十万字以上。他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考证，更延伸到哲学思考和文化传承等多个层面。
对于现代中国的学术界来说，高亨的研究成果堪称珍贵遗产。他通过孜孜不倦的考证和研究，为后人打开了解读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扇重要窗口。
在高亨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中，不仅包含历史记载，还涉及民族融合、朝代更迭、水文地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这些资料为现代学者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即使在退休之后，高亨仍然心系山东大学的文化教学和精神传承。他经常回到学校，参与教材讨论和教学方法改革。
在高亨的影响下，许多历史文化学科的教授都形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继承了高亨那种执着钻研的精神，常常为了学术观点展开热烈讨论。
这种学术氛围在山东大学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投身于传统文化研究。高亨的学术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道路。
正是这种执着的治学精神，让高亨的《水调歌头》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这首词作的每个字都蕴含深意，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难怪会得到毛主席的由衷赞赏。
高亨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努力。他用自己的学术成就，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