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沁予          编辑 | 范志辉

“这场的票是人类能抢到的吗？”

4月30日，又是乐迷让人又爱又恨的一天。当天上午，“Aimer上海 抢票”、“周杰伦长沙 谁抢到了？”、“李建 抢票”等关于演唱会抢票的话题先后冲上热搜。

去年7月，周杰伦天津场演唱会门票在大麦网开票即售罄，“抢票难”等关键词一度登上热搜，界面卡顿、付费时“库存不足”等一系列现象，也让歌迷心力交瘁。更有不少歌迷提前3个月找到代抢预付定金，最终却落得人财两空。因此，在抢票界也延伸出来了一个新词——“陪伴式抢票”。

最近，买票难、退票难、维权难的问题更是密集曝出。那么，为什么现在想好好看场演出，变得困难重重？

消费者苦票务久矣。

《2023年中国演出行业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影响观演满意度的主要原因”前三位：52.1%为买不到票，46.6%对演出内容不满意，39.2%霸王条款或退换票要求高额手续费，从买票、退票到现场观演，消费者对于观演全流程的不满对演出市场实属慢刀子割肉一般的损伤。

而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统计数据，2023年上半年，共受理文化票务投诉9208件，实名制购票后无法退票或转赠引发的投诉占比较高。

购票已经如此之难，退票更不容易。

近期，不少消费者表示，因票务平台规则表述不明，提醒不够醒目，导致陈奕迅“FEAR and DREAMS世界巡回演唱会”武汉站退票需要支付80%高额手续费，且投诉无门。

晋江文学作者“姑娘别哭“也发文表示，非常羡慕能让票务平台退款的人。自己作为话剧、演唱会的常客，从没有任何一次主动退款，却在疫情期间因自己身体不适，提供了医疗检测报告给票务平台的情况下，依旧被拒绝退票。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演唱会门票的分配，并不是售票网站决定，而是主办方决定，一般有大麦、猫眼、纷玩岛、票星球等几个渠道。在具体的售卖中，演出主办方是规则制定者，退票手续费自然是退给主办方，各个票务平台则是规则的执行者。

正因为购票繁琐、退票艰难的普遍存在，前几天凤凰传奇对粉丝买到“柱子票”的助力维权才更让人共情。

在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4巡回演唱会常州站结束后，有观众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视野被遮挡的座位，退款遭到拒绝。后续大麦网也是第一时间跟用户进行了沟通，并完成了全款退票。随后，凤凰传奇主唱玲花还为该粉丝赠送了凤凰传奇鸟巢演唱会的内场门票。

当然，“柱子票”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消费者的视野了。

早在去年5月梁静茹上海演唱会上就出现了“柱子票”的情况，演唱会全程“只闻声不见人”，最后9名观众选择起诉演唱会主办方，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全部购票费用，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该案于2023年11月在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第九法庭开庭审理，今年3月25日法院通知，批准将该案审限延长180天，尚未结案，可见维权周期之长。

与之相似的，还有前不久许美静南京演唱会被大批观众的“退票”维权事件。面对粉丝们的质疑，许美静经纪团队解释到：“因为是歌迷见面会，所以有互动环节；随机抽选歌迷也是真实的，互动交流也是真情流露，并没有预先安排、演练、作假。”

但据联合早报报道，许美静南京表演的体育馆可容纳8000人，售价也与演唱会票价无二，导致很多观众以演唱会的标准看待这场表演。在心疼许美静多年患病不善言辞的同时，观众也因主办方、运营团队的不专业而无辜躺枪。

一句话，购票难，退票也难，为现场体验维权，更是难上加难。在消费者的怒气和怨气下，也揭开了演出票务市场如草台班子一般脆弱的体系。

随着线下演出市场的全面复苏，从音乐节到大型演唱会，一时间热闹非凡。其中不少头部艺人坐地起价，用翻倍的价格试探着主办方的底线。理性的主办方知难而退，但也有一些新入局的资本成了接盘侠。

根据2023年1-10月现场演出上演票房数据，可以看到10月份有明显票房回落征兆，“开票即售罄”的火热景象，在去年下半年的演出市场中逐渐消散。

演唱会是体验经济，放在艺人身上则是用实打实的业务水平与个人品牌声望来变现。不过，流量效应已经失去吸引力，剩下的只有诸如张学友、伍佰、陈奕迅等拥有高口碑、代表作的老牌歌手，其演出门票仍然炙手可热、一票难求。

为了尽可能控制风险和提供收益，主办方往往会安排更长时间、更多场次的特种兵巡回演出。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艺人的体力和身体状况的挑战。

与此同时，前期购票的不佳体验和高昂成本，也会在后期叠加在消费者身上，拉高对现场体验的期待，降低对艺人的宽容度。

比如张学友的巡演因体力不支取消场次，主办方不仅允许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退票，还将对外地前来观演的退票观众进行补偿处理，包括报销车票、机票以及上海本地酒店住宿等，但仍未平息部分消费者怒火；而因演唱会现场运营细节失控，造成诸多负面维权的梁静茹巡演，也因负分体验极大打消了消费者的购票热情，许美静演唱会武汉站也在负面舆情下被迫取消。

强实名机制和退改规则不明晰的票务销售体系，提高了消费者的购票风险，也同样限制了票务的流通性，影响了普通消费者对自购票务的灵活安排。除此之外，消费者还要面对不断进化的黄牛党的骚操作——举报主办方、抢票占位、代抢诈骗等，一场演出购票不仅在筛选“有钱人”，也在考验消费者的反诈能力。

比如不少黄牛为规避风险转向高价代抢服务，如果实在抢不到，还可以选择价格更高的邀请函录入信息的方式，做最后的兜底。而为黄牛兜底的邀请函来源，似乎又牵扯回主办方内部，也不禁让人深思其中瓜葛。

不可否认，票务平台为了对抗黄牛，也并非毫无作为。例如，大麦综合利用技术手段阻断通过刷票脚本、刷票软件、虚拟设备等作弊方式发起的访问请求。同时针对代抢代拍防范，平台升级算法模型，准确判别“机刷”、“人肉代抢”等异常购票请求，及时遏制不法操作。

此外，大麦等平台还推出了“候补票机制”，允许用户预付款排队候补，虽然需要支付额外的6%手续费，但候补失败或者用户中途想取消候补，预付票款及服务费都会全额退回给用户，相比黄牛票的高额加价和跑路风险，可以说为消费者成功购票提供了一线希望。

综合来看，目前的诸多应对方式是一把双刃剑，甚至是防君子难防小人，普通消费者在购票、退票时面临的难题并没有真正减少。

这些问题层出不穷的出现，源于几个关键因素：主办方需要回收前期投入的巨大成本，导致售票期不断延长；票务平台在抵制黄牛的同时，未能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感受；消费者在高票价、低体验的夹缝中，产生了更高的权益意识，甚至所谓过度维权。

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往往成为市场不均和政策不足的牺牲品。

要解决这些盘根错节的票务问题，除了需要主办方和票务平台之间更好的协调与合作，也应完善更加透明和公平的票务销售机制。

此前，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面对种种乱象，需要完善规章制度，确定责任主体，加大处罚力度，以营造良好的演出环境、健康的票务市场。针对‘黄牛’倒票，需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确定分管责任，在票源管理、售票平台、现场执法、行业自律等方面确定责任主体。”

如果说此前演出市场上的问题还可称为隐患，那么今年年初的票务销售遇冷，则是市场走向冷静、消费者回归理性的信号。现在，正是演出市场优胜劣汰、重塑标准的关键时刻。

希望不久的将来，大家想好好看一场演出，不会再那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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