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9年7月初，黄文欢乘坐专机，突然在机场“失踪”。一时间，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几天过后，河内传来了一阵阵“黄文欢叛国投敌”的声音。

越共中央政治委员、越南国会副主席为何会离开越南，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没多久，黄文欢在北京召开了中外记者会，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惑。看到这里，也许又有人疑惑，黄文欢是越南人，为什么要在北京开记者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黄文欢

1905年，黄文欢出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琼县琼堆村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黄文欢家中非常穷。

父亲是位教私塾的先生，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到外地去教书，只是每逢过年的时候才回家里休息几天，然后又得匆匆离去。

黄文欢的母亲很能干，家里的日子主要靠她来维持。平常她靠借邻里和亲友的钱买些丝绸贩卖，从中赚得少许的钱来维持家中的生活。

这种小生意，由于本小利薄和借的债利息高，因此往往到了年终还无法还清债款。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只好躲到娘家去。

黄文欢6岁那年，按习惯应当让他上学读书了。但是由于父亲常年外出，母亲早出晚归，祖母又年岁已高无力照顾，因此母亲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去上学。这样做不仅不耽误孩子的学业，同时也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黄文欢和邓小平

黄文欢的外祖父家在清化省，离他家义安省琼堆村一二百里远。黄文欢从6岁到13岁的7年间，先后跟着外祖父、姨父和伯父在清化省的好几个县上学读书。14岁那年，祖母去世了，父亲也不常年外出教书了，于是黄文欢便回到了家里。

当时的越南，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黄文欢的父亲总想让自己的儿子赶考中第，将来好光宗耀祖。村里那时有位秀才苏老先生，黄文欢的父亲就让儿子继续跟他学习汉学。

少年时的黄文欢非常好学。虽然他很小就离家外出，并且学习的地点不固定，但他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刻苦。

汉语和汉字，在世界上的语言和文字中是难学的一种。在对黄文欢汉学启蒙教育的头一年里，外祖父只教了他《三字经》、《千字文》和描“红模子”。

黄文欢少年时，他的祖国还遭受着法国殖民者的统治和奴役。他跟苏老秀才没学一年，越南的科举制度就废除了。父亲便让他转到新式学堂读书。

越南旧社会下的犯人

黄文欢到了新学堂，他不仅有了星期天，还有了暑假。因此便有时间和村里、县里的许多人接触。

从他们那里，黄文欢知道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当时有位从县里来的教书先生，就经常利用假日给学生讲述越南人如何抵抗法国殖民军的故事，其中讲的最多的是民族英雄黄花探领导的反法起义。

黄文欢从这些故事中得知，黄花探小的时候家里也很穷，给地主种过田，还放过牛。法国入侵越南后，他就投身爱国抗法的斗争，先后坚持和法国殖民者展开游击战。

这些老人谈起昔日的革命斗争是津津有味，黄文欢听得也是乐此不疲。在他心中，从此暗自埋下了拯救祖国的决心。

1923年，黄文欢毕业于新式初级学堂。虽然他还有机会继续深造，但救国救民的愿望促使他参加革命。

旧社会下的越南民众

毕业后的第二年，黄文欢的两个同学在家乡创办了一个新式纺织厂。在这个厂子里，时常有热血青年集会，共同谈论救国和时事。在这里，他阅读了许多爱国书刊。

不久，一些爱国青年又在村里组织了武术班和识字班，黄文欢也参与了组织工作。黄文欢心怀救国理想，先后在安城、英山、荣市等地了解到埃及、印度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发展。

1926年秋，黄文欢在阿立老师的带领下离开了清化。他们乘车向北经过河内、北宁、同登，然后爬山涉水，穿过茂密的森林进人了中国境内。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时期，消灭封建军阀的战争刚刚开始。广州成了当时革命的摇篮，越南的革命先驱胡志明，在这里建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为了培养越南革命干部，胡志明安排一些越南革命者进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学习；同时自己还在这里创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

胡志明

黄文欢到达广州后，便进了政治训练班。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且还学习了越南的革命具体问题和斗争方法。

训练班里，除胡志明亲自授课外，同时还邀请了几位中国革命活动家讲课，其中有讲授农民运动的彭湃和讲授工人运动的刘少奇。

中国老师们生动而富于哲理地讲课，博得了越南革命青年的赞誉。黄文欢不仅在训练班上课，而且还进行了参观访问。在黄埔军校，他亲眼看到在校的中国青年是如何进行艰苦训练的。

在七十二烈士墓，他又了解了革命先烈是如何视死如归的。这一切更加坚定了黄文欢的革命信念。

在这里他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于第二年受组织的派遣，回到祖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

黄文欢回到祖国后，积极从事反法斗争，成了一名青年革命家。后来，法国殖民者追捕他，“越南革命同志会”便将他介绍到暹罗(泰国)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他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并被选为暹罗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

黄文欢来到中国后，第一个落脚点是胡学览家中，他的父母和祖父都是坚定的爱国者。胡学览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多次掩护过越南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者。

黄文欢此次来南京，受到胡学览的热情招待。合计一番后，他们一同创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

他们的这个组织成立后，吸引了一批越南革命者加入进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文欢从南京转移到武汉，随后辗转到贵州、长沙等地。

1939年初，他又来到云南昆明。次年年初，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也从延安来到云南昆明。

为了便于和国内的革命力量联系，他指示党组织应该将工作方向朝着广西转移，还在“越盟”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和“越盟海外办事处”。

不久，黄文欢被派往广西龙州组建“越盟”龙州办事处，后来到靖西等地和武元甲、范文同等人“越盟”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可由于“越盟”中出现反党分子，他们在广西的活动遇到很大困难，大部分同志调回国。与此同时，黄文欢继续留在中国从事革命。

在回到中国期间，黄文欢被陈豹出卖，于1941年被捕。由于他坚持斗争，加上革命力量和越南共产党的壮大，中国当局并没有加害他。

黄文欢成功获释后来到柳州，在这里领导“越盟”继续从事革命斗争。直到1942年8月，他才从中国回到越南，在越北从事解放区创建工作。

1945年8月，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胡志明担任主席。次年，法国殖民者便正式发起了武装进攻。就在越南人民开始抗法斗争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初，黄文欢和胡志明先后来到了北京。毛泽东主席举行了隆重的宴会，盛情欢迎来自兄弟邻邦的使者。中国党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参加了，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少奇特意走到胡志明主席身边，对他说：“你还记得1926年我们在广州相处的岁月吗？”

“怎么不记得！你还为我们办的政治训练班学员讲过课呢！”

刘少奇关切询问：“转眼20多年了。当年参加训练班的学员现在还有谁呀？”

胡志明指着胡文欢说：“他就是当年听你讲课的学生呀！”这时，黄文欢站起身来走到刘少奇身旁，并举起酒杯说：“让我为少奇同志的健康干杯！”刘少奇说完，两人共同干杯：“我同样祝你健康！”

图丨胡志明、邓小平、刘少奇、朱德

不久，黄文欢被任命为越南民主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当时由于抗法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国内领导干部非常忙碌，因此越南党中央和政府把在国外的绝大部分外交活动都交给了黄文欢办理。

黄文欢是个非常谦虚好学的人，为了把越南党和政府托付给他的工作办好，他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保持友好地交往。

同时，还与一些未与越南建交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芬兰、丹麦、瑞士等国驻北京的使团进行联系，主动向他们介绍越南的情况，并争取他们的支持。

1950年5月，黄文欢首次去苏联和捷克参加庆祝活动。当他来到苏联时，便亲自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会见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王稼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对他说：“在苏联见到你非常高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我们将尽力去做。”

黄文欢说：“谢谢你，这次我来到你们使馆，一是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人民表示友谊：二是我来向你们学习外交知识。”

黄文欢

黄文欢在华的7年任职期间，外交工作成绩非常出色。他看到，中国不但首先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派出了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和军队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战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作为越南可靠的后方，在越南人民抗美和统一事业中，中国又在经济上和军事物资上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他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的情谊。

中国和越南是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谊，胡志明主席曾把这种友谊称为“同志加兄弟”。1986年，黄文欢在回忆录中说：

“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中越之间的深厚友谊。”

但是，1969年胡志明主席逝世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和越南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在越南出现了反华排华的情况。

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尤其是1975年越南抗美斗争结束后，当时的越南领导人黎笋完全背离胡志明的路线，逐渐转向投靠苏联、全面反华的一条道路。

胡志明和黎笋

黄文欢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痛心。他坚持越中两国友好的立场，与黎笋一伙人进行了进行面对面斗争，因此被黎笋一伙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受到了各种打击和排挤。

1976年，越南党召开四大，黎笋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让黄文欢落选，这时的黄文欢不再是中央委员，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国会副主席。

1979年黎笋迫使越南党中央通过反华决议后，黄文欢感到自己留在国内已经没办法发挥作用，便决定离开越南来到中国。

1979年2月，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这年夏天，黄文欢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医生诊断后认为只是肺部有黑斑，可能是肺结核，建议他去东德进一步治疗和检查。

就这样，黄文欢动身出发，身边跟着医生和秘书乘坐飞机出发。期间，飞机停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休息，越南驻巴基斯坦使馆派出一名秘书特地照顾和迎接黄文欢。

黄文欢称自己有些疲劳，想要在卡拉奇休息几天，等下一趟航班来了再去东德。他还表示，为了去东德做准备，可以让秘书和大使馆派来的秘书一同去东德，只留下一名医生就行。

当天，黄文欢的秘书就乘坐飞机来到东德。黄文欢见秘书已经离开，便趁着夜色来到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希望安排他尽快去北京。

双方商议后决定，第二天晚上总领馆会派车来旅馆接黄文欢。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将此事报告北京后，中方便派出中联部的一名副部长前往卡拉奇前来迎接黄文欢。

就这样，黄文欢顺利来到了北京。一时间，黄文欢在机场“失踪”和“通敌叛国”甚嚣尘上，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舆论声中，黄文欢在北京的举行来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书》。他表示：中国是“曾经在抗美、抗法救国斗争中，我和中国人民一同流血牺牲，是并肩战斗的邻邦”。

与此同时，黄文欢还严厉抨击了越南中央内部的反华政策，维护了中越之间的友谊。他义正言辞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尽全力做出自己贡献。”

在发布会上，黄文欢最正义的举动还是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揭露了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的真相。

原来，胡志明在去世前，曾准备召集了包括黄文欢在内的政治委员听取他最后的遗言。但这件事却被黎笋以说不清、不清醒的原因发表在报纸上。

就在胡志明去世的当天，黎笋突然拿出一份打字文件，声称这就是胡志明事先准备好的遗嘱。几天后，这份遗嘱发表在报纸上。

但黄文欢惊讶地发现，报纸上的遗嘱和黄文欢当初出示的那份文件并不一样。他严重怀疑，黄文欢已经篡改了胡志明生前的遗嘱。

对于黎笋的行径，黄文欢在报纸上严正表示：“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越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感到自豪，就越对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

由于黄文欢的揭露，越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开除黄文欢的党籍。1980年6月，越南国内决定采取缺席审判的办法，以“叛国”罪判处黄文欢死刑。

黄文欢来到北京后，经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癌。1979年9月，中国政府请来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专家。为黄文欢做了肺癌切除手术。由于手术成功，他的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

黄文欢康复后，曾为中国的医务人员写了一首诗：

病入膏肓一载多，神州有幸遇华佗。如今病已连根治，愿把残年谱战歌。

他坚信，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定能恢复，并持久发展。

的确，黄文欢在来中国的10余年时间里，一直在为真理进行战斗，谱出了一曲高风亮节的挽歌。他不顾年迈体弱，为恢复中越友谊而努力工作，他写了许多文章，发表讲话，高度评价越中传统友谊，高度评价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

尤其是在81岁之际，黄文欢还撰写了长达几十万字的长篇回忆录《沧海一粟》，接着又编选了来华著作《黄文欢文选》

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中越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越南当局虽然没有撤销判决，但在一些方面已经有所缓和。

比如说，允许黄文欢的儿子来北京探视，还允许黄文欢的夫人来中国小住。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召开期间，时任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亚运会开幕式。

武元甲来华期间，还在私底下和黄文欢见面。至于两人聊了些什么，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旁人无法知晓。

武元甲

据时任越共总书记阮文灵表示：他原本想要帮助黄文欢恢复名誉，随后将其接回越南，但没有得到其他领导的支持。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因病经过多方抢救后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临终前，他在遗嘱中表示：

我去世后，建议采用火葬方式;将骨灰分作两份：一份撒在红河源头，让我得以顺利返回亲爱的祖国越南。

一份则以某种形式留在中国，以表达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在华越侨们的留恋和感激之情。

黄文欢之墓

黄文欢虽然已经离开了，但他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