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卢汉调任北京国家体委副主任。

在见到贺龙主任的时候，卢汉装作认真地说：“我还在当年追击过你呢。”贺龙则笑着回答：“我知道，我晓得，你追也追不上，击也击不倒嘛！”

这时，卢汉也笑着说：“这不过是‘送你一程’的意思。”对于双方的哑谜，大家都心知肚明，相互默契地笑了起来……

此后，卢汉居住在北京，开始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而殚精竭虑。

卢汉来到北京后，暂时居住在北京饭店。不久后，国家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对此，卢汉十分满意。

安顿下来后，卢汉向家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把我名下全部的房产，都捐给国家！”

那时候，在卢汉有许多房产。因此，在卢汉的话说完后，家人们都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有人问：“是把全部都捐给国家吗？难道不留下一套喜欢的房产给自己住吗？”

做出这个决定，卢汉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想了很久的。因此，卢汉语气坚定地说：“不留，我要把我所有的房产都捐给国家。现在我在国家的单位工作，我可以住在国家派给我的公家房子里面。”

见卢汉这样坚定，所有的人都没有再劝，也没有表示不悦。作为卢汉的家人，他们虽然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初衷，但却知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决心。因此，大家都接受了这个现实。

国家给他安排的房子，与卢汉决定捐出去的那些房子，条件是没法相比的。然而，卢汉却不在乎。他觉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更加踏实。

在来到北京任职后，卢汉虽然对体育的事情不如对军政方面的事情熟悉，但却没有一点儿失落感。

任职期间，卢汉收集了许多体育方面的书籍，让自己尽快熟悉这些事情，好为国家的体育事业服务。此外，卢汉还经常亲自来到一些体育比赛现场观看。

那时候，每次体育比赛都有人给卢汉送票。每次收到票，卢汉都不愿意缺席，他每次都会欣然前往，为体育健儿们加油鼓劲。

有一次，女儿带着女婿来到卢汉家里看望。见面后，女婿发现卢汉的桌子上有一张体育比赛票。想到岳父年纪也不小了，女婿随口问了一句：“您爱看吗？”

听了女婿的问话，卢汉认真地说：“当然有兴趣了，另外，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了票我就必须要去。”

的确，对于工作，卢汉一直都非常认真。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让他感到十分后悔。那就是在起义的时候，放走了1948年底毛主亲自圈定的、由新华社公布的43位国民党战犯中排名第11位的张群。

张群是1948年5月把国民党行政院长的职务交出去后，自告奋勇在四川组织重庆绥靖公署碰壁后，后在卢汉的邀请下，来到云南昆明的。

那时候，在接到卢汉的邀请后，张群十分高兴，很快便带着夫人来到昆明，和卢汉彻夜深谈。

对于的卢汉的支持，张群十分感激，曾在蒋介石的面前多次为卢汉美言，这也从侧面帮助了卢汉的起义。

1949年，在云南起义前夕，张群在求见卢汉被婉拒后，特意给卢汉写了一封信，希望见面。在这封信中，张群写道：“一年多来，群与吾兄推诚相与，反心自问，尚无有负吾兄之处，尚乞拨冗一见，是所企祷。”

在看到张群的这封信后，卢汉认为此时见面不好，便说：“说我上杨林前线去了。让他明天乘飞机走。”

后来，在听到部下转来的张群是甲级战犯不能放走的中共方面给出的意见时，卢汉没有听从，说：“张群又不是直接带兵长官，留下他来解决两个军的问题，能起作用吗？现在不放他走，共产党来了，我还能放？”

12月11日，张群乘坐飞机飞往香港。而和张群于12月9日同机抵达昆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和第八军军长李弥则被扣押。

原本，卢汉是希望通过扣押李弥和余程万争取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起义的，但却没能成功。其中，这两个军和几个宪兵团以及陆军总部一部分直属部队，还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向昆明进攻。

在请示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和邓小平后，卢汉将李弥释放，让他劝说部队停止进攻的。然而，在到达沾益后，李弥却转飞到台湾去了。

后来，在接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发来的嘉勉电报后，经请示刘伯承和邓小平，卢汉又把余程万送出城，让他劝说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参加起义。与李弥不同，余程万选择了起义。

云南起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听说周恩来总理原本想拿张群换回张学良的想法时，放走张群便成为了卢汉心中最为后悔的一件事情。

云南解放后，卢汉先后担任了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1954年，在贺龙的邀请下，卢汉担任了国家体委副主任，搬到北京居住。

关于卢汉在北京的居所，她的女儿说：“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亲对这些家具也爱护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很想在墙上挂一幅画，父亲死活不同意，只因为用图钉会破坏墙面。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四合院里搬出来，政府来人，看到这个家具，还惊讶地说：‘怎么这么新？’”

可以看出，在起义之后，卢汉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起义这条路走对了。

在日常生活中，卢汉也总是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卢汉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要用他的车送到医院，他还记下来，给公家交了油钱。

那时候，卢汉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做军人时的照片，看见一个就烧一个。

1966年后，在听到有人留在家里的国民党的勋章、奖状之类的东西被抄出来的消息时，卢汉还说：“这个人真奇怪，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东西呢？”

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卢汉的起义，是从里到外的。

1973年，在一次检查时，医生被查出卢汉患了肺癌。1974年5月13日，卢汉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晚年，卢汉逐渐淡出了政治，过上了平凡人的生活。在患了肺癌后，他的心中更是特别想念两个在国外儿子，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已经25年之久了。

后来，在外交部的帮助下，卢汉的两个儿子从国外归来，在卢汉的病床前陪伴尽孝，这也成为了卢汉生前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