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伟大胜利，是实现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实现香港的回归，是邓小平伟大的政治杰作。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把一国两制科学地应用到香港，使得香港问题和平解决。

在面对耍无赖的英国时，邓小平表示，若英方有意拖延，直接将部队开进去。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利益成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考量标准之一。1949年11月，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总理指出：“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

因此，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捍卫国家利益。而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继承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观。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以对外交往中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同时也决定了经济利益成为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重要内容。

他的国家利益观，从他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所制定的策略和采用的手段能够集中体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开始，毛主席曾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他表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贯穿了他在处理香港问题的过程中。

他把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他在和香港总理麦理浩进行会谈时，首次向英国发声：“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之后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和前首相时，他一再重申，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

在和撒切尔夫人会谈中，对方不愿意放弃香港，邓小平寸步不让，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中国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包括香港岛和九龙。

在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中，关于驻军问题双方曾发生过严重的分歧。

英方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而邓小平认为在港驻军看作国家主权的象征。

英方多次表示，中国有责任保卫香港，不见得非驻军不可。

只有在特别行政区的完全受到侵略危害的临时和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中国才有驻军的实际需要。这一要求和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

为此，港英方面还打出民意牌，通过媒体传出不希望甚至反对中央政府在港驻军的意向。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始终明确，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说，1997年我们会派一小支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在之后的讲话中，在大批香港记者面前，他表示，如果我们没有驻军这个权利，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由于邓小平在香港驻军的坚定立场，迫使英国最后作出让步。

1984年4月-9月，中英进行了第13-22轮会谈。邓小平在对待香港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保证了两年22轮艰苦卓绝的谈判，在曲折斗争中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在香港回归时间的问题上，邓小平坚决表示必须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在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展现出卓越的指挥和坚定的决心，运用高超的外交策略化解了谈判中的种种挑战，促使英方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她和邓小平谈判的全部过程，字里行间对邓小平很是钦佩。她特别强调，和邓小平的谈判相当艰难，并称为“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

经过两年的磋商，中英两国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并签署了联合声明。

而邓小平也了解英国心里是不甘心的，于是他再次提出：如果有阻碍回归的事情发生，部队就开进去，一锤子砸死。

这一句话代表着邓小平的信心和决心，也让英方知道邓小平也是一个强硬的人物。

在香港过渡时期，英国政府仍然不愿意放弃，期间还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为香港的移交和政权的平稳过渡埋下了隐患，一度导致香港局势混乱。

这也是邓小平早就料到的事情，所以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喜庆时刻，他仍然以冷静的眼光提醒大家不可掉以轻心。他强调，我们必须对可能存在的变数保持警觉，因为总有一些人不打算完全遵守承诺。

一些不安定因素的出来，可能来自香港内部或某些国际力量。

果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在多个关键问题上频繁制造事端，试图挑战一国两制俄底线和香港的平稳过渡。

为此，邓小平亲自领导了同英方的继续谈判和斗争。

首先他觉察到了英国在撤出香港前的一系列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并迅速作出了回应。明确表示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第二就是继续谈判，他表示要和英方保持密切地磋商，通过谈判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他还鼓励香港人士提前参与香港事务，实现港人治港。

他认为，政权交接之后，换一个新班子不熟悉情况很可能会造成动乱。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表示在过渡期内，从社会各界选出一批有能力的青年才俊，管理香港政府的事务，这也能保持香港的稳定。

最终，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和各种措施应对下，最终保证了香港如期地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