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气势磅礴的《七律-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毛主席为赞美江青摄影作品所题之诗。当时江青爱好摄影，经常使用“李进”这一艺名。
这张名为《庐山仙人洞》的摄影作品于1961年江青随毛主席前往庐山参加工作会议时所拍，由于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这张照片名满天下。
2013年，这部影视作品再次出现在了公众视线中，它成为了“华辰秋拍”中的重磅角色。该作品起价一万元，经过了十几分钟的拉锯战后，这一作品最终以34万的价格落槌，超过了预估价格的17倍。
《庐山仙人洞》是江青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作品究竟值不值这个价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买家之所以斥巨资购下此作品，大概率也是因为毛主席曾为其题诗。
对艺术痴迷
说起江青的艺术生涯，还要追溯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江青是正儿八经的艺术科班生，上世纪三十年代，“蓝萍”这个名字在上海滩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她出演的话剧更是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而当年红极一时的“蓝萍”便是江青艺术生涯所使用的第一个艺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有志青年涌入革命圣地延安，江青紧随人群，从一名艺人逐渐成为了一名革命者。虽说延安没有光彩夺目的霓虹灯，没有灯火辉煌的舞台，但江青对于艺术的痴迷并未削减。
就是在这一时期，江青接触了摄影。当时部队在前线打仗时，曾经缴获过一台旧相机，战士们将这部相机带到了延安，送给了毛主席当礼物。
由于当时江青已经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工作，所以没少摆弄这台旧相机。当年在上海都是别人给自己拍照，江青第一次接触相机，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部机关转战陕北时，江青还曾用它给毛主席拍过很多照片。
但是，我军一向纪律严明，缴获的东西一律要上缴，所以江青并没能成为这部相机的真正主人。从那时起，江青的内心便一直有个摄影梦。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先后担任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务，可以说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1952年9月6日，江青前往苏联治病，据随行的秘书张国男回忆：“由于江青是毛主席的妻子，所以她在苏联治病期间受到了诸多照顾。苏联政府得知江青爱好摄影，特意送给了她一台全新的德国造照相机，江青对这台新相机爱不释手。”
回国后，江青在摄影方面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她的足迹踏遍了天坛、颐和园、香山、景山、中山公园等北京著名景点。
别看江青曾经是光鲜亮丽的演员，但她并不是个爱美之人。她很少买新衣服穿，经常把旧衣服拿去染成别的颜色，然后当成新衣服来穿。
不舍得买衣服，但她却舍得买摄影设备，当时江青的工资大概每月是243元，这笔钱大多被她用来购买摄影设备上。当时中国工业水平落后，这些设备大多来自于进口，自然价格不菲，有时甚至还要毛主席掏出自己的稿费来资助。
特殊时期，江青在党内影响力与日俱增，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江青也实现了自己的导演梦，她所开创的样板戏文化风靡全国。
在指导样板戏拍摄的过程中，江青时不时的给演员们拍几张照片，或许是因为从这些年轻演员身上她能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虚心拜师
江青的摄影水平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少不了恩师的指导，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吴印咸、石少华、徐大刚三人。
吴印咸可以算是江青在摄影方面的启蒙老师，早在延安时期两人便已经相识。1938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了电影团，吴印咸就是电影团摄影负责人。
为了培养更多宣传方面的人才，吴印咸还在延安宝塔山下开办了摄影课程，江青就是吴印咸的学生之一。
但是当时的设备非常稀缺，江青只是略微了解了一些摄影方面的理论知识，吴印咸也并未在实操方面给予江青太多指导。
与吴印咸相比，徐大刚是摄影行业的后起之秀，在上海小有名气，1960年更是被调到了中南海，成为了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
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摄影爱好者，江青经常向徐大刚交流有关摄影的经验，外出摄影时还经常让他跟随。
1961年，江青和徐大刚跟随毛主席去庐山开会，庐山景色宜人，江青几乎每天都要外出拍摄美景，并将自己的作品拿给徐大刚点评。
徐大刚每次都会不厌其烦的指出作品的优缺点，告诉她如何捕捉动态物体的最佳瞬间，如何借用光线等等。
江青拍摄《庐山仙人洞》时，便是由徐大刚随行。“拍摄这种照片，一定要运用动静对比的方法，这样才能拍出意境。镜头不要晃动，否则晚霞会呈现出模糊的景象。按快门时要慢，还要注意陪衬物。”
徐大刚一边讲解，一边帮江青架设好了摄像机，调好角度后，让江青透过目镜观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江青缓缓按下快门，这幅著名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照片洗出来后，江青迫不及待的拿给毛主席看，于是便有了《七律-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得到毛主席的夸赞，江青心满意足，每当遇到熟人，总会提一嘴自己的作品。
江青虽说从未正式拜徐大刚为师，但内心却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老师。虽说徐大刚比江青小12岁，但江青在向他请教时非常虚心。
虽说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江青感到摄影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距离专业大师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江青也是非常有自知之明，从庐山回到北京后，便一直为自己物色摄影老师，最终她把目光锁定在了石少华身上。
石少华是个货真价实的摄影大师，他的作品还曾在国际上获奖，当江青的老师绰绰有余。但石少华对江青的脾气秉性早有耳闻，这种师生关系未必会走的远。所以石少华以工作太忙为借口推辞了这件事。
然而，江青并没看出石少华的用意，找到了毛主席出面撮合此事。毛主席在中南海备好茶叶，邀请石少华来做客：“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江青做学生吧，她身体不好，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有摄影这一爱好，也算是对她生活的调节。”
石少华一直以来都很敬重毛主席，既然毛主席都出面了，所以也就没再推辞，成为了江青的摄影老师。
刚接触摄影时，江青大多数时间都是拍人，但正在石少华的建议下，从难度稍低的静物风景拍起。江青在不愧是演员出身，在艺术方面比较有悟性，在石少华的指导下，她的摄影技术有了质的飞越。
因为孤独，沉迷摄影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日理万机，很少有和江青单独相处的机会，尤其是七十年代之后，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江青经常独守空房。
江青的性格比较孤傲，延安时期社交圈子就比较窄，几乎没有能说说心里话的朋友。特殊时期，江青在党内地位有所提生，但亲近他的基本都是阿谀谄媚之辈，那些有骨气的老革命大多对她敬而远之。
可能江青一生中唯一一个能说说心里话的只有自己的女儿李讷。1971年，李讷在江西插队期间，认识了一位姓徐的小伙子，两人一见钟情，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李讷写了两封信，分别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毛主席和江青，没想到两人的反应竟然截然相反。
由于小徐出身贫寒，从小没接受过教育，两人的价值观差距太大，最主要的是，小徐目前也仅仅是个服务员，岂能配得上自己心爱的女儿，所以江青极力反对这门婚事。
但毛主席却认为，与工农阶级相结合，这是好事，明确表示会支持这门亲事，还教导李讷：“不要嫌弃小徐的出身，以后生活难免会有摩擦，一定要相互包容。”
李讷曾努力说服江青成全自己的婚姻，或许是因为江青太爱自己的女儿，态度一直比较坚决，母女二人的关系因此破裂，李讷感到母亲并不理解自己，一气之下搬出了中南海。
自从和李讷关系产生隔阂后，江青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于是她开始将大量时间用在摄影上。
七十年代初是江青对摄影最痴迷的时期，为了方便自己拍摄，她还专门占用了钓鱼台10号楼和17号楼的两个房间，并把它们改建成了摄影室。
为了训练自己的摄影技术，江青经常邀请中央领导来此拍照，比如周恩来、李先念等都曾前去捧场。
由于拍摄消耗了大量胶卷，江青经常去新华社补货，美其名曰“借”，但新华社的负责人怎么好意思去找她要，只能吩咐记者们，平时节省点用，把江青用的这部分省出来。
两年的时间里，江青欠了新华社3000元的胶卷钱，最后实在过意不去，找毛主席要了3000元稿费，将这笔债清了。
为了摄影，江青常常早出晚归。1972年在北戴河避暑期间，为了拍摄日出，江青经常早上4点就起床，吩咐随从携带拍摄设备，前往附近的联峰山。
地平线上刚刚闪出一丝阳光，江青便目不转睛的盯着远方，直到出现她满意的情景。一套操作下来，基本上五个小时就过去了，上午九点左右，日光变得毒辣，江青才不舍的离去。
当然，摄影对天气的要求也比较高，在拍摄日出时，往往会遇到多云、多雾的天气，江青便十分沮丧，回去的路上一言不发，眼睛死死盯着车窗外，随行人员也不敢去打扰她。
还有一年春天，江青在浙江居住，看到一片翠绿的油菜田，她马上来了兴致，但拍摄地点她不是很满意，于是她便吩咐当地农民将一部分油菜移植到自己心仪的地点。
当地的同志忙活了好几天，而且还损失了一大片油菜，只为了江青能够按几下快门。
对于自己的摄影作品，江青自然是十分满意，每次接见外宾时，她都会炫耀自己在摄影方面的造诣，甚至自称是“半个摄影专家”。
毛主席曾多次批评她：“一定要保持谦虚严谨的态度，尤其是在接见外宾时。”但是江青对此不以为然。
到了1973年，江青积攒下来的底片已经堆满了好几个屋子，自己“辛辛苦苦”创作，没人捧场怎么行？
于是江青提出要开办一次专属于自己的影展，影展的地点竟然选在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地方？岂能以个人名义去开办影展？毛主席当即否决了她这一提议。
但是江青依然未死心，1975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江青将100幅摄影作品运到了大寨，照片挂满了整个会议厅。
回到北京后，她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想要办影展，但是毛主席的回答依然是那两个字“不行！”
从此之后，江青便再也没提办影展的事，这也成为了她一生未完成的梦想。
结语
如今在网上依然能搜到《庐山仙人洞》这一作品，网民们对作品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这幅作品其实很一般，主要是因为毛主席题词了，所以才被炒到了这个价格。”也有人说：“作品看似普通，但对细节的把握非常完美，对得起这个价格。”
关于《庐山仙人洞》，各位看官觉得它值34万的价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