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从一个普通爱国学生起步，在60年代成为毛主席极为信任的干部。他这一路，源于爱国救国的热情，在军队里开始奋起拼搏，接着从革命最前线，走向政治、教育、文化等很多重要岗位。他，绝对称得上是政治上的“多面手”。
吴德这一辈子，那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要是说他像那种横空出世的人物，那可真不是。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拼了命地让自己保持清醒，保持忠诚正直，还充满人情味。
1913年，在河北省丰润县大新庄镇有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就像20世纪初的其他农村家庭一样，他打小就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饭都吃不饱，脑子哪能转得动？这小娃娃聪明得很，家人就把他送进学堂了。可一上课，他的肚子咕咕叫得那声音，几乎比夫子讲“发乎情，止乎礼”的声音还大。
他家实在是太困难了，穷得吃了这顿没下顿。他爹娘都说，就算他“脑子比当铺的算盘还灵光”，可还是得回家挨饿，上学也是断断续续的，就跟吃饭似的。
可粮食短缺并没有给吴德启蒙带来太大影响，他特别敏锐。还不到十岁，他就从留过洋的先生那儿知道，他们大丰润打从古代起就是产粮的重要地方，“那咋还会饿肚子？”小吴德小声嘟囔着。先生只是很怜悯地瞧着这个又瘦又黄又黑的孩子，“等你长大了……算了，孩子这样也挺好。”
但吴德就这么热切地长大了。小时候，爹娘老盼着他长大，为啥？长大了，家里就多一个干活的。吴德能去镇上财主家帮工，那家有书。可等到吴德真长成个大小伙子了，爹娘又都愣住了。
这孩子可太有本事了。吴德在大新庄镇上稀里糊涂地念完小学和初中后，1930年就考进了北平志诚中学。嘿，这一下，他差不多成了整个镇子的中心人物。每个路过吴德家的人，见到他父母亲戚，都满脸堆笑，到这个时候，肯定得奉承一句：“您家公子以后肯定是国民党的大员。”
那时候，在一个镇子里，对于镇上的农家来说，要是能出一个“国民党”，那可算是特别光宗耀祖的事儿。可是，谁都没想到，在遥远的北平，吴德这人，这时候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而且还立了志，要做一辈子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北平有相熟的亲戚，看到他这样子，心里都直发毛，一个劲儿地叮嘱：“可千万别让你爸妈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儿，你啥都没有，哪能跟少爷、小姐们比……”吴德就听到那人说到“事业”这俩字的时候，那神情里有害怕、想躲开，还透着点厌烦，反正没有支持和鼓励的意思。他就回了句：“既然啥都没有，也就不怕失去啥了。”
1932年的时候，吴德就加入反帝大同盟了。也是在这一年，吴德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可当时正是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出于革命工作的需求，他就把学业放弃了，干脆做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他就只有一件舒心事儿，就是这一回，再也没人跑来“劝”他了，那种“你以后就只是个高中学历”的话再也听不到了。他都已经想好了怎么回怼，可就是没人来质问他了。不管怎么说吧，大家都看清局势了，这可是斗争救亡的时候。
1933年3月，吴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党组织把吴德派到离老家没多远的唐山市去搞工人运动。丰润县离唐山很近，吴德小时候经常能听到唐山的媳妇扯着嗓子喊“回娘家”。
吴德说话带着丰润口音，他经常往工厂、煤矿跑。他这人本来就不是那种爱到处呼朋唤友、特别张扬的性格，所以像“广交朋友”这种事儿，他做起来可费劲了，老是磕磕绊绊的。有时候，他脸涨得通红，硬着头皮跟煤矿工人说些粗俗的话，嘿，没想到这样很快就把工作局面打开了。
在他的努力下，赤色工会、唐山市工会联合会被建立起来了。基于此，开始发展党员，还成立了党支部。
1932年到1937年的时候，吴德可不是那种突然就冒出来让人惊掉下巴的类型。他干活特别实在，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的。最开始，他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就只是个小小的特派员。不过，因为他工作能力超棒，就被提拔了，先是成了唐山市工联党团的书记，接着又当上华北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然后一路高升，做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职工部部长，还有华北铁路工委书记这些职位。
1935年年底的时候，吴德就当上了北平市委副书记，还兼任职工部部长和华北铁路工委书记。到了1937年4月，他动身去延安，参加了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以及白区工作会议。
七七事变之后，吴德就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还有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并且兼任冀东分委书记。
1938年的时候，他可是领导了冀东武装起义，还有唐山、开滦矿工的起义。为了组建冀东抗日联军，他在动员的最前线、组织的最前线奔忙，这过程当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坚持和发展冀东的抗日游击斗争里去。
他没当成啥“国民党大员”，就回了老家，成了个游击战士，实实在在地用心血保卫那片土地。
1940年的时候，吴德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然后就去延安了。在当时的那些新干部里，他都能算得上是“老前辈”了。要知道，那时候他才27岁，可革命经验相当丰富。
他在天津得知中央要召开七大的消息。天津的党组织设有电台，所以能经常与中央和中央分局联系。
许多年过去了，吴德始终都忘不了那一刻。当时，他跟阎达开、谷云亭一块儿得知了这个消息。三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好像得花点时间来消化这个天大的喜讯似的。等确定消息是真的以后，也没人肆意张狂地大笑起来，他们只是拼命地把满心的欢喜给压下去，转过身，接着干自己的活儿去了。
为了去参加七大，他们从天津启程，先到平西，也就是冀热察这块儿。在那儿整顿了一阵子之后接着往前走，1940年四五月的时候，就到了晋察冀中央分局，还向分局的领导彭真、姚依林等人汇报了工作。
吴德才到了晋察冀以后发现，晋察冀分局把冀中区、冀东区、冀晋区、冀热察区的代表们全都集中到一块了。这些代表有部队的，也有地方的，他们还结识了不少新同志。
代表们初步互相认识之后，为了方便领导工作以及开展行动，组织就打算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小组成员里，李葆华、鲁贲和吴德是来自地方的，其余的都是部队来的。
许多年过去了，吴德还能把人名一个个地数出来。他说：“还有冀中的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带队的是一位老红军，叫陈伯钧。当时，我们得过同浦路，还专门找了一个向导。”
走过同浦路之后，就到了一个叫白水村的地方。那儿全是黄土高原上深深浅浅的沟岔，有些沟岔深达几十丈。我们正沿着公路前行的时候，突然就遭遇了敌人的伏击。当时我和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在大队的后面走着，我俩都牵着马，每人还带着两个警卫员。
一伙人走着走着就聊了起来，突然，前面“轰——”的一下传来声响。鲁贲大声说道：“前面好像出事了！”说完就跨上马朝着前面冲了过去。吴德还落在后面，就瞧见前面的人开始往回退了。
坏心眼儿的敌人把一个尖兵排放到前面去了，专门朝着吴德所在的那一块打。吴德说：“我们带着两个连，这两个连是贺龙的八路军第一二O师的。”他还提到，连队的任务是护送一批物资材料到晋察冀，跟自己这拨人正好顺路。
这时候，吴德和来自冀中的侯玉田在一块。侯玉田在冀中那片打过游击战，对当地的地形地势可熟悉了。他一看到对面的情况，就知道要是硬来，那可就中了敌人的计了。他很有经验地说道：“在马路上走怕是不行，得下坡往田埂、田坎那儿去。快点，跟着我走。”
一伙人摸着黑边打边往后退，到了一个山沟，那山沟可有十几丈深。吴德他们就围着沟慢慢找路，这时候还遇见了陈伯钧、李葆华和孙志远。没一会儿，他们就发觉这情况有点麻烦了——向导跑了，他们迷路了。
天刚有点亮的时候，吴德、陈伯钧、李葆华这几个人才走出去，到了一个村子。这一回可把吴德他们折腾得够惨的，送给中共七大的礼品都弄丢了不说，还折损了好些同志。从晨雾里出来后，吴德哪还有心思去管自己在什么地方、脚踩在哪片土地上。
后来，有几个热心肠的老百姓给带路，他们就到了贺龙和关向应的第一二O师师部所在的晋绥军区司令部。在那儿歇了一小会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之后，又给他们重新配上马、被服还有些装备。为了以防出啥意外，专门派了部队护送吴德他们这一伙人，这才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之后，他们就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了，然后就住在组织部的窑洞里。吴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组织部长是陈云，副部长是李富春。之后，他们急不可耐地向中央汇报了唐山开滦煤矿同盟罢工还有冀东暴动前后的情况。
那时候，毛主席、王稼祥、任弼时他们听了汇报。中央把七大开会的时间往后推了，吴德就一直在延安住着，一住就是五年多。
吴德他们到延安之后，别人都在中央党校学习。这党校有一部、二部、三部、四部、五部，来学习的都是从各个根据地和白区来的干部。可吴德没去成党校学习。他到延安没多长时间，就因为城市工作干得好，被分到新成立的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了，专门负责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像东北、上海这些地方的工作都归他管。
他被调到那儿担任秘书长，粟再温、晋绥的张家富、东北的李范五以及上海的卢伯明也一块调过去了。委员会设立了东北组、上海组，还有平津唐（就是敌后的北平、天津、唐山）敌后城市组，还开办了学习班，等接受训练以后，就把人派到敌后去做地下工作了。
后来，中央组建了情报部。这情报部的部长是康生，叶剑英和李克农担任副部长。这个情报部下面设置了四个室，一室就是办公室，二室负责训练方面的工作，三室主管军情，四室就负责政情相关事务。
吴德当时是第四室政情室的副主任，这个第四室政情室进城后就成了中央调查部，后来又改成安全部。那时候，他们主要是在社会部过组织生活的。
吴德在开展工作的时候，还老是念叨：“我没去党校学习，唉……这可太……”话里话外都是遗憾。为啥吴德被任用了还这么沮丧？因为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是彭真，秘书长是黄火青，实际管事的就是彭真，而校长正是毛主席。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尽管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可吴德老人常常激动得声音发颤地回忆说：“我当年亲自参加了七大，这可是我一辈子都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吴德担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这人可挺有意思，他有着多年下工厂、下煤矿的工作经历，干这个工作不正好嘛。
马上又去学习深造了一回，就有人开玩笑说：“您这在城市工作的经验还得学习深造，那得您去当老师。”他却一脸严肃地讲：“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现在是新中国了，国家和民族都在发展进步，我也得进步。”
1950 - 1952年的时候，吴德担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他，经常在冀东那边活动，群众基础相当不错。从1952年7月到1955年5月，吴德就成了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52年12月至1954年8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还有，1952年8月到1955年1月期间，吴德是天津市副市长，还做过代市长、市长。
1955年2月到1966年5月的时候，吴德就调到吉林去了，在那儿当省委第一书记。这期间，他还兼任吉林省军区的政治委员，也就是省军区政委。1956年，吴德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而且还成了中央候补委员。在吉林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口碑可棒了，一直坚持集体领导，很会团结省委的同事们，不管是搞工业还是搞农业生产，那都相当厉害。
在艰难的时候，他老是跑到各个地方去搞调查研究。他会及时对国家、集体、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处理，还亲自带头，去参加劳动，就这么一来，人民群众搞生产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
每次他饿着肚子干活，肚子咕噜咕噜叫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劝上几句。但吴德，他却想起了小时候饿着肚子读书的情形，一下子就笑了起来。这笑，在胸腔里满满当当的，这么一来，好像也没那么饿了，然后慢悠悠地感叹：“还是长大好。”
1957年3月的时候，吴德开始担任天津大学校长。在他当校长的这段时间里，天津大学的新校址建成了，有1幢行政楼、4幢教学楼、15个实习工厂和实验室，还有21幢学生宿舍楼，另外建成了5个教职工宿舍新村，像大礼堂兼食堂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设施也都有，西沽那边的全体师生就都搬到七里台这个新校址去。
从1960年1月开始，吴德就担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在1960年10月一直到1966年5月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的书记。
以前，毛泽东有个特别棒的习惯，就是记别人的名字、解读名字，有时候还会给人改名字。就因为这个习惯，人们头一回见到领袖的时候，那种紧张、拘束，一下子就减轻了好多。
解名字来赞扬干部，能让干部的激励感和荣誉感增强好几倍。就像毛泽东有一回在一个会议上评价北京市的负责干部吴德时说：“吴德有德。”这话让吴德心里特别舒坦。吴德原名不叫这个，连姓都不是吴。后来因为革命形势很严峻，工作任务又特别难，他老是改名，最后定下了吴德这个名字，其实是无心之举。
1972年5月的时候，吴德就开始担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在这之前，从1967年到1971年这十年里，他是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3月到1972年5月，他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2年5月起，他成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兼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7年12月到1978年10月，他又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长。
从1970年6月开始一直到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在1973年8月到1980年2月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75年1月和1978年3月的时候，吴德先后被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5年11月29日，吴德在北京离世了，终年82岁。
瞧吴德这一辈子，可真不能说是幸运又平顺的。在特殊时期，他也是拼了命地跟反动势力对抗，可老是受伤，被诋毁得也很厉害。
就因为一句“吴德有德”，他就被安排到主席身边了。但他可从没骄傲浮躁过，老是说自己是“没文化的大老粗”，是“矿工工人的好伙伴”。他把毛主席当成一位教员，在陪伴作战的那些日子里，他就好像总是回到那一年，去听那一场没赶上的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