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坎陷”概念的真实含义
坎陷论是牟宗三最早提出来且能够代表其儒学思想的一种理论。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理论自20世纪中叶提出之后便争讼不止,疑惑不断,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准确把握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
从字面上看,“坎陷”在《周易》中的基本意义为陷为险,取象为水。但牟宗三借用这一说法所要表达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重视道德,重视直觉,是一个仁的系统、一个超知性的系统;西方文化强调认知,重视逻辑,是一个智的系统、一个认知的系统。由于有这些不同,中国文化一直走道德的路线,科学和民主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西方文化走的则是认知的路线,科学和民主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因为科学和民主原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当然就不能走那种从传统中寻找所谓科学和民主的“种子”,然后使其发扬光大的路子,而只能走曲折的路线,将我们的传统加以改造,使其能够适应科学和民主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牟宗三在将两种不同文化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始终认为中国文化在价值层面并不低于西方文化,甚至强调科学和民主“卑之无甚高论”(《政道与治道》,新版序第28页,10/31),我们历史上没有这些东西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政道与治道》,第52页,10/57)。因此,我们发展科学和民主并不需要再向上讲、向上发展,而是需要向下讲、向下发展。为了表达这一思想,牟宗三看中《周易》中“坎陷”这一说法,特别借用其中“陷”的含义,以凸显向下讲、向下发展的意思。
“坎陷”概念有三个最基本的含义,即“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所谓“让开一步”,是说道德要来一个自我否定,暂时退让一下,不再发展自己,而是发展自己之外的内容。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我们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偏重道德,道德意识特别强烈。这是我们的强项和优势。但这种强项和优势的形成,不自觉之间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学和民主。在儒学第三期的发展过程中,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当然就不能再刻意发展我们的强项和优势,而必须让这种强项和优势暂时休息一下,让开身来。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让开一步”最根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所谓“下降凝聚”,是说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向下发展。在牟宗三看来,中国文化虽然科学和民主没有得到好的发展,但并不低于西方文化,其层面甚至远在西方文化之上。牟宗三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道德一定高于认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既然我们的强项和优势在道德,而道德又高于认知,那么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当然就必须向下走,而不能再向上走。后来,牟宗三进一步借用康德思想和《大乘起信论》来阐发这一思想。在他看来,一心可以开二门:一是真如之门,二是现相之门。真如之门与道德相关,讲的是智的直觉;现相之门与认知相联,讲的是逻辑推理。因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所以在“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格局中,真如之门在上,现相之门在下。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必须由真如之门向下走,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所谓“摄智归仁”,是说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整个过程不能离开道德的指导。牟宗三特别强调,通过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整个工作必须在道德的指导下展开,必须坚守道德理想主义不放。科学和民主属于“智”的范畴,道德属于“仁”的范畴。科学和民主不能离开道德的指导,必须被纳入道德的框架下进行,这就叫作“摄智归仁”。“摄智归仁”是坎陷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必须指出,尽管“坎陷”概念蕴含着精彩的内容,但其确义却常常被一些不必要的枝节所掩盖,影响了人们的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说明牟宗三的思想,我提出了读解坎陷论的一个新的方法,这就是多重三分方法。这种方法最初是在研究道德结构问题时提出来的。根据这种方法,从横向上分析,道德结构包括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这种情况其实在认知结构和审美结构中同样存在。将审美结构、认知结构、道德结构有机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人的生命层级构成,并进而被推广到社会层级构成。生命层级构成和社会层级构成范围有别,但自下而上都包含体欲、认知、道德这三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横向又包含三个部分,恰如道德层面包括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一样)。我们传统的特点是道德发达,认知不发达;西方则刚好相反,是认知发达,道德不发达(这里的“不发达”是相对而言的,准确地说是不如我们发达,或不如我们合理)。西方的这个特点决定西方走的道路与我们完全不同,近代在科学和民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超过了我们。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开出科学和民主,补上这一课,当然就不能再固守自己的强项和优势不变,而必须发展我们所不擅长的东西。具体说来,就是要大力发展生命层级构成和社会层级构成中的认知一层与体欲一层。有趣的是,根据多重三分方法,道德层面高于认知层面与体欲层面。因此,发展认知层面与体欲层面,是一种退一步的发展,是从我们擅长的层面退出身来,发展在它们之下的东西。牟宗三论坎陷特别重视“让开一步”和“下降凝聚”,其主旨说到底不过是强调,从生命层级构成和社会层级构成中的道德一层退让出来,发展其下的认知层面与体欲层面。更加要紧的是,既然认知层面与体欲层面在道德层面之下,那么发展这两个层面就必须接受道德层面的指导,而不能完全弃道德层面于不顾。“坎陷”概念在逻辑上一定含有“摄智归仁”的内容,根据就在这里。经过这样的梳理,我相信借助多重三分方法,清楚把握“坎陷”概念的内涵已不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了。二、坎陷论的理论意义
牟宗三坎陷论的理论意义是巨大的,经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检验,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9世纪至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西方文化借着船坚炮利的优势大举入侵,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这是每个有识之士必须认真思考的严肃课题。面对这个课题,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文化,在他们眼里,西方的东西都是先进的,中国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不把线装书统统扔到茅厕中,中国是没得救的。陈序经、胡适、殷海光是这个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但也有一些人持保守主义态度,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尽管有问题,但也不是事事不如人,很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万万不可将自家的东西全都抛弃,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梁漱溟、熊十力是这个阵营的重镇,牟宗三也是其中一员。自20世纪中叶起,牟宗三便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有了较前人更为系统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特点截然有别,中国文化是仁的系统,西方文化是智的系统。中国文化属于“综和的尽理精神”,是“理性之运用的表现”。西方文化属于“分解的尽理精神”,是“理性之架构的表现”。我们的传统有其短,但也有其长,对自己这所长绝不能视而不见。
当然,牟宗三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不需要改进和更新。在他看来,中国文化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在了西方后面,关键就在科学和民主之有与无:西方有科学和民主所以强大,中国无科学和民主所以弱小。在新的情况下,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想办法开出科学和民主,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历史课题。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一历史重任,牟宗三没有像当时其他学者那样,将主要精力放在寻找科学和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种子”上面,似乎只要把这些种子发掘出来,加以培养,就可以长出科学和民主了;与此相反,他强调,科学和民主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开出科学和民主,不能直通,而必须事先绕一个弯,走曲通的道路。这种曲通的道路就叫“坎陷”。要做到坎陷,必须“让开一步”,从自己的强项和优势上退出身来;必须“下降凝聚”,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不管牟宗三的坎陷论有多少缺陷和不足,仅就其没有把中国文化完全归并于西方文化的体系之下,没有把主要精神放在寻找中国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的“种子”之上,其贡献就是不可小视的。
更为可贵的是,牟宗三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另一方面又必须保留我们自己的优长,由此提出坎陷必须“摄智归仁”的主张。坎陷必当向下发展,但这种向下发展不是无限度的,必须有一种向上的道德力量加以提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科学和民主当然有其价值,没有科学和民主,现代化便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不是最高的东西。较之科学和民主,更重要的是道德。没有道德的指导,科学既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完全可以为人类添害;没有道德的指导,单纯的民主可能会走向“泛政治主义”,同样会出问题。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民主问题。儒家将政治的希望过多寄托在道德方面,确有自身的缺陷,但也有很强的合理性,不能因为要开出民主,就将儒家重德的思想传统完全弃之不顾。尽管牟宗三的相关思想有一定的缺陷,如没有对西方的民主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立脚点似乎不如梁漱溟高超,但从理论上分析,经过坎陷而成的民主不应再是西方式的民主,否则他讲坎陷就不需要讲“摄智归仁”了。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为只有民主有价值,值得提倡,政治必须与道德分离开来。内圣外王老调“可以休矣”,内圣外王是“已陈刍狗”,成了最时髦的话语。牟宗三不是这样,他建构坎陷论,一方面自然是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开出民主,跟上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儒家政治传统的优势。外王是要开的,但内圣也不能丢。不丢掉内圣就是不能丢掉儒家的政治传统,不能丢掉道德理想主义。这是“摄智归仁”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也许只有从这个视角才能真正看清牟宗三创立坎陷论的历史意义。三、坎陷论的方法缺陷
坎陷论虽然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但其具体表述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牟宗三在讲坎陷的时候,总是喜欢说“良知坎陷”或“良知自我坎陷”。按照这种说法,坎陷的主体就是良知,再无其他。但只要认真分析即会看到,良知属于道德的范围,但道德不都属于良知。“良知坎陷”这种说法到底是讲,仅有良知还不够,还必须发展良知以外的内容,还是以良知作为道德的代表,强调只有道德还不行,还必须有道德之外的内容?根据上面的分析,在牟宗三那里这两层意思都有,但与开出科学和民主相关的,最重要的还是后者。换句话说,牟宗三讲坎陷根本的意思是说,儒学传统中道德一层很强,认知一层较弱,实践理性很强,理论理性较弱;由于科学和民主与认知和理论理性相关,所以我们如果要开出科学和民主,那么就必须大力发展认知,发展理论理性。但牟宗三在阐释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反复讲“良知坎陷”,这很容易造成误解,使读者认为,牟宗三这里的主体是良知,而不是道德,尽管良知属于道德。此其一。
大量材料证明,牟宗三在“外王三书”中创立坎陷论明显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在20世纪中叶,牟宗三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黑格尔的思想,大受启发,于是将儒家的思想与黑格尔联系在一起,将儒家的仁比作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因为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有自我否定的力量,于是牟宗三大讲儒家的仁可以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就是“良知坎陷”。我们知道,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概念,它在辩证的发展中可以否定自身,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使自身不断向前发展。将儒家的仁比作绝对精神,问题很多,因为人们实在没有办法明白,儒家的仁为什么就是绝对精神,这种仁是如何自我否定的,其内在的动力何在,其具体过程又是如何展现的等一系列问题。后来,虽然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和《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不再像先前那样直接将坎陷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联系在一起,但也没有彻底放弃或明确否定自己早年的做法。于是,读者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各种猜测、纷争不止,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此其二。
牟宗三将“坎陷”这一古老词汇移为己用,一个重要用意是,说明要发展科学和民主不能向上讲而只能向下讲。牟宗三为了说明此间的道理,做过很多努力。如强调无论科学还是民主,层面都不高,远在道德理性之下。到了后期,在重新建构“一心开二门”理论的过程中,更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强调,根据《大乘起信论》,一心可以开出二门:一是与道德理性相关的真如门,二是与理论理性相关的现相门。根据康德道德理性优于理论理性的原则,道德理性在层面上一定高于理论理性。由于我们的传统特别看重道德,不大重视认知,所以道德理性发达,理论理性薄弱。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展科学和民主,就必须向下走,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牟宗三的这种做法较之早期以黑格尔讲坎陷明显有了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理解的困难。但这种进步还不够彻底,还留有一些问题。人们可能还会追问:借助黑格尔与借助康德来说明坎陷,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道德理性优于理论理性,还有没有更深层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仅仅以道德理性的优位性说明坎陷,只能说明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大力发展理论理性,但这种讲法对于科学是可以的,对于民主就不完全适应了。发展民主,不仅要有理论理性,更要关注经济利益,注意恶的问题。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增强权利意识,发展法权观念,成为独立的政治存在,为开出民主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其三。
在我看来,这些缺陷很重要的还是一个方法问题。由于缺乏一套合宜的系统方法,牟宗三对坎陷论的说明始终没有达到让读者能够明白接受的程度。正是看到了这个困难,我试着以多重三分方法对其加以诠释。根据这种方法,无论生命层级构成还是社会层级构成,自下而上都包含体欲、认知、道德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中国文化的特点都是最高层面特别发达,其下的层面不够发达。具体说来,就是道德发达,认知和体欲不够发达。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科学和民主的发展。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科学和民主来一个大的发展,必须首先“让开一步”,从道德层面让开身段,“下降凝聚”,发展其下的认知层面,对于民主而言,还要特别发展其下的体欲层面。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懂得:第一,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向下发展,而不是向上发展。第二,“良知坎陷”不是一个确切的说法,准确地讲应当叫作“道德坎陷”。第三,这种坎陷旨在强调从最高层面退出身来,以发展其下的认知和体欲层面,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第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坎陷开出的民主,必须坚持“摄智归仁”的原则,不能丢掉中国文化重德的传统。这样开出的民主既有别于中国传统政治,也不同于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模式、文明模式。坎陷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找到这种新的模式,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上面对“坎陷”概念的含义、理论意义与方法缺陷的逐一总结,我对坎陷论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朗。牟宗三在阐述这一思想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不够清晰的地方,后期的一些具体讲法(如断言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后形态)也大大减损了它的光彩;但总体来看,这一学说的理论价值仍然不可轻视。与学界质疑者多认同者少的情况不同,我对牟宗三的坎陷论予以积极的肯定和评价,并希望借助自己的多重三分方法,一方面澄清其中一些不够清晰的地方,另一方面清理因局势对比而有的一时褊狭之见,将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