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讲述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真相，还原总理的机智与艰难

世人皆知周恩来总理足智多谋，但鲜有人知，在1928年那个风雨如晦的春天，年轻的周恩来曾在大连遭遇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当时他正要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却在大连码头意外被日本水上警察盯上。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旦身份暴露，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却凭借着非凡的机智与沉着，不仅化险为夷，还巧妙地完成了这次关键的革命使命。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究竟蕴含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周恩来又是如何在日本特务的眼皮底下完成这次完美的脱身？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邓颖超晚年终于道出了这段尘封已久的真相。

一、踏上征程

1928年初春，中国大地风云激荡。北伐军势如破竹，民族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党内分歧日渐加深，重大问题亟待解决。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为确保代表安全抵达莫斯科，党中央制定了周密的路线计划。代表们需分批从上海出发，经大连、哈尔滨中转，再进入苏联境内。当时的大连是日本关东州租借地，虽然危险重重，但这条路线反而成为相对安全的选择，因为日本当局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民党势力北上的动向上。

五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夫妇商人的身份，搭乘一艘日本商船离开上海。为了打消日方疑虑，他们精心准备了商人身份的伪装：周恩来以古董商人的身份示人，随身携带几件仿制的古玩，邓颖超则装扮成一般商人妇女的样子。

就在他们启程的前几天，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在济南爆发。日军悍然发动武装冲突，残害中国军民，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对这一事件格外关注。他和邓颖超在上船前购买了大量报纸，希望及时了解事态发展。

轮船驶经青岛时，两人又趁机上岸购买最新的报纸。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在不经意间引起了日方的警觉。大量购买时事报纸的行为，与一般的古董商人形象似乎不太相符。

船只继续北上，在渤海湾的海面上破浪前行。五月的海风还带着些许凉意，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心情却愈发凝重。济南惨案的消息不断传来，使得原本就盘根错节的中国政局更加复杂。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考验即将来临。

当轮船驶入大连港时，暮春的阳光洒满港口。他们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继续搜集一些报纸资料，然后转乘火车前往哈尔滨。然而，命运往往就在这样平静的表象下酝酿着波澜，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在这个被日本统治的港口城市上演。

二、大连惊变

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准备上岸购买报纸的那一刻，三名身着制服的日本水上警察突然登上轮船。这支专门负责港口治安的警察队伍以其严密的盘查和敏锐的侦察能力而闻名。他们径直走向周恩来夫妇，用带有浓重日本口音的中文要求检查证件。

警察的突然造访打断了两人上岸的计划。其中一名警察开始翻看周恩来随身携带的报纸，这些报纸大多是关于济南事变的详细报道。从警察的表情可以看出，一个普通的古董商人如此关注时事新闻，显然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盘问很快开始。警察先是询问职业，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自己是做古玩生意的商人。警察随即要求检查行李，打开箱子后，却发现里面并没有任何古董。这一发现让警察的态度明显转变，追问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情况进一步恶化。其中一名警察突然说出了＂周恩来＂这个名字，并表示掌握了他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证据。这个意外的转折让现场气氛陡然紧张。就在这时，警察宣布要带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进行进一步调查。

邓颖超本想跟随前往，却被周恩来严厉制止。在警察的安排下，邓颖超被送到了附近的一家旅馆。随后，警察带着周恩来离开了码头，消失在大连繁忙的街道中。

在水上警察厅，审讯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警察反复询问周恩来的个人信息，包括出生日期、学历、职业等细节。他们特别关注他声称要去拜访的＂舅舅＂，这个在吉林省政府工作的亲戚。

警察掏出一叠档案卡片，开始仔细核对。他们指出周恩来使用的证件上登记的是＂王＂姓，而他所谓的舅舅却姓＂周＂，这个矛盾成为了盘问的焦点。更棘手的是，警察似乎掌握了一些关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资料。

整个审讯过程中，警察采用了多种方式试图让周恩来露出破绽。他们时而和蔼可亲地闲聊，时而突然严厉追问，甚至故意说出一些错误信息来试探。这场较量不仅是对机智的考验，更是对意志力的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在旅馆等候的邓颖超收到通知，要她随时准备接受问讯。这个消息表明，日本警方可能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身份展开全面调查。如果真相被揭穿，等待他们的将是逮捕、审讯，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这场发生在异国港口的危机正在向着未知的方向发展。

三、机智周旋

面对日本警察的连番质疑，周恩来以一个古董商人的身份展开了巧妙的应对。当警察质疑他没有携带任何古董时，他从容解释这次北行是为了收购货源，而不是出售商品，因此没有携带样品。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详细描述了几件著名的古董，展现出专业人士的见识。

关于购买大量报纸的问题，周恩来解释说作为商人需要了解时局，以便判断市场行情。他特别提到济南事变可能影响古董市场的走向，因此格外关注这些新闻。这个解释既合情合理，又巧妙地避开了政治敏感话题。

最具挑战性的是解释＂舅舅姓周＂的问题。周恩来告诉警察，自己的母亲闺名叫周曼青，由于父亲早逝，他跟随母亲姓氏生活。这个说法既解释了姓氏的差异，又为自己要去吉林拜访＂舅舅＂提供了合理依据。

警察对周恩来的军人身份产生怀疑，要求他出示手掌以检查是否有持枪留下的茧痕。周恩来立即伸出双手，这双经年握笔的手上确实没有持枪留下的痕迹。他还主动向警察展示了自己的文人风范，即兴写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这一举动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商人身份。

在解释去吉林的目的时，周恩来提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行程计划。他表示除了拜访亲戚，还打算考察当地的古董市场，特别是一些满清遗老手中可能存在的珍贵藏品。这个说法既符合商人的身份，又完美解释了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线。

为了打消警察的最后疑虑，周恩来还展示了一些事先准备的商业往来信件和名片。这些材料虽然是伪造的，但做工精良，足以以假乱真。同时，他还详细描述了上海古玩市场的行情，展现出对这一行业的深入了解。

经过长时间的周旋，日本警察的态度开始缓和。他们不仅同意让周恩来离开警察厅，还主动帮助安排了前往吉林的火车票。这个意外之举反而给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继续行程的合法掩护。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完全解除。警察在放行时特意提到，他们会通知沿途各站的警务人员关注这对＂商人夫妇＂的行程。这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威胁。周恩来表面上表示感谢，实则明白接下来的旅程仍然充满危险。

就这样，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较量，周恩来成功化解了身份危机，为后续的行程赢得了喘息之机。当他回到旅店与邓颖超会合时，新的挑战已经摆在了面前：如何在日方的监视下继续完成这段危险的旅程。

四、巧妙脱身

在离开水上警察厅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并未立即启程。他们注意到至少有两名便衣警察在暗中跟踪，这使得原定计划必须做出调整。为了甩开跟踪，两人决定在大连停留一天，按照商人的作息规律行动。

第二天早晨，两人特意前往大连著名的古玩市场。在那里，周恩来像一个真正的古董商人一样，仔细查看各种商品，还与几位店主谈论价格。这些举动被跟踪的警察看在眼里，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身份。期间，周恩来还故意在一家店铺定了几件古玩，约定等回程时来取货付款。

中午时分，两人在一家日本料理店用餐。用餐期间，周恩来注意到跟踪的警察也在店内就餐，但明显放松了警惕。午餐结束后，两人前往火车站购票。在售票处，周恩来特意大声咨询了去往吉林的列车时刻，但实际上买的却是去往长春的车票。

当天下午，两人在大连市区继续进行＂商业考察＂。他们走访了几家老字号商铺，询问古董行情，还特意在一家茶楼与当地商人攀谈。这些举动看似平常，实则是在为即将实施的计划做铺垫。

入夜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到旅店。他们按照正常作息准备休息，但实际上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两人将行李分成两份：一份是表面的随身物品，另一份则是藏有重要文件的秘密行李。

第二天凌晨，火车站月台上灯火通明。周恩来和邓颖超准时出现在站台上，身后依然跟着便衣警察。当长春方向的列车进站时，两人按照购票的车厢号登车入座。警察也跟着上了火车，但选择了邻近的车厢。

列车启动后不久，两人趁着列车员查票的机会，提出要去餐车用早餐。他们故意将外衣和部分行李留在座位上，只带着随身包包离开。这个举动让跟踪的警察放松了警惕，认为他们很快会回来。

然而，周恩来和邓颖超并未去餐车。他们穿过几节车厢后，在一个小站趁着停车的机会迅速下车，立即转乘了一辆早已联系好的马车。当列车重新启动时，警察仍在等待他们返回座位。

马车载着两人驶向相反的方向，在一个偏僻的小站换乘了另一趟开往哈尔滨的列车。这趟车属于不同的铁路线路，不在日本警方的监控范围之内。通过这一连串精心设计的调虎离山计，他们成功甩开了跟踪。

几个小时后，当日本警察发现上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已经安全抵达了哈尔滨近郊。他们临时改变了容貌和装扮，化装成普通的本地居民。接下来的行程更加谨慎，他们放弃了大路，选择一条偏僻但安全的路线继续北上。就这样，这对革命伴侣成功突破了日本特务的围追堵截，向着莫斯科的方向稳步前进。

五、莫斯科之路

从哈尔滨出发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改变了之前的身份掩护。他们不再以古董商人的身份示人，而是装扮成返回俄国的华侨商贩。这个新的身份既能解释他们的行程目的，又能掩护携带的文件和资料。

途经满洲里时，两人遇到了第二次危机。当地的俄国白军势力正在加强边境检查，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严格盘查。这些白军残部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在满洲里火车站，白军士兵开始挨个检查乘客证件。周恩来出示了一本提前准备的商业护照，上面盖有几个模糊的???语印章。这些印章虽然是伪造的，但在匆忙检查中足以以假乱真。邓颖超则以他的妻子身份，展示了相应的配偶证明文件。

检查并未就此结束。白军特别关注他们携带的行李，尤其是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皮箱。周恩来立即打开箱子，展示了一些俄国商品的样品和订货单。这些商品都是精心挑选的：既符合当时的贸易实际，又能合理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前往莫斯科。

通过满洲里后，两人搭乘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方向前进。这段路程横跨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沿途要经过赤塔、伊尔库茨克等重要城市。每到一个车站，都会有新的乘客上车，其中不乏特务和情报人员。

在赤塔站，一名自称是商人的俄国人试图与他们攀谈，询问在中国的贸易情况。周恩来借口语言不通，只用简单的俄语回应，并装作专注于手中的商品目录，避免了深入交谈。这个＂商人＂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还几次试图接近，但最终因未能获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而放弃。

列车驶入西伯利亚腹地后，气温骤降，旅途条件更加艰苦。车厢里经常停电断暖，但这反而给了两人更多的隐蔽机会。他们趁着夜晚，在昏暗的车厢中整理携带的文件，将重要资料重新分类存放。

在新西伯利亚站停留期间，车站突然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警察带着军犬检查可疑行李，搜查违禁品。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时展现出了极高的应变能力，他们主动将行李打开接受检查，同时把藏有机密文件的皮箱混在其他乘客的行李堆中，成功避过了搜查。

经过将近两周的长途跋涉，列车终于接近莫斯科。在进入莫斯科前的最后一个检查站，他们遇到了最后一次盘查。这次检查由苏联正规军队进行，比之前的检查更为专业和严格。周恩来出示了一份提前准备的介绍信，上面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署名。这份文件帮助他们顺利通过了检查。

1928年4月，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危险旅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终于抵达莫斯科。火车缓缓驶入莫斯科车站，这对革命伴侣成功完成了这段充满惊险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