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7年的北宋嘉祐二年科举，堪称“史上最牛科考”——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考生中更汇聚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未来文坛巨擘。然而最终摘得状元桂冠的，却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名字：章衡。殿试考题《民监赋》要求考生以“民本”为核心论述治国之道。福清才子林希以“天监不远，民心可知”破题，暗含警示皇权之意，引得仁宗不悦。而章衡以“运启元圣，天临兆民”开篇，巧妙颂扬先祖功业，既贴合仁宗心意，又彰显政治智慧。仁宗赞其“皆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当即钦点其为状元。

同场竞技的章惇（后官至宰相）因名次低于族侄章衡，竟当场弃考，次年重考方中进士。这场叔侄对决，成为科举史上罕见的戏剧性插曲。苏轼虽屈居二甲，却坦言：“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足见章衡的学术实力。

章衡的仕途始于湖州通判，此后辗转十余州府，却始终未入权力核心。这种境遇，折射出北宋党争与人才选拔的深层矛盾。在郑州任上，他顶住豪强压力，将霸占的土地分还百姓，树立“为民请命”的典范。任澶州知州时，面对官府严苛的盐禁政策，他直言：“民恃盐以生，虽犯法不顾”，主张放宽限制，避免民生动荡。出使辽国期间，他以文臣之身展现武将之能，宴射时“连发破的”，令辽主叹服“文武兼备”。归国后，他敏锐指出辽境防御空虚，建议收复山后八州，却未被采纳。这种战略眼光与务实精神，在“重文轻武”的北宋尤为难得。

章衡深感“学者不知古今”，耗时编纂《编年通载》。这部15卷史书以编年体梳理历代帝王世系，被宋神宗誉为“冠冕诸史”。其价值体现在：突破传统纪传体局限，系统呈现历史脉络，开后世通史编撰先河。通过梳理历代兴衰，暗含对北宋积弊的反思，如他在奏疏中强调“礼制不可废”，直指当时礼法混乱之弊。然而，这部著作因未被列入官修史书体系，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成为学术史上的遗憾。

对比苏轼的千古流芳，章衡的沉寂背后，是多重历史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