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谢觉哉既是“长征四老”，也是“延安五老”，被誉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

谢觉哉担任过内务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官至副国级，就连毛主席都尊称一声“谢老”。

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跟他一样，都是老红军。

童养媳出身的王定国参加了长征、西路军、抗战和解放战争，巾帼不让须眉。

然而，1971年谢觉哉去世后，他的夫人王定国找到中央，说道：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

2004年6月，四川天全县二郎山来了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

上山瞻仰时，儿女们担心她的安全，特地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去。

老人一下子就火了：“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不用你们抬！”

这位倔强的老人，就是王定国。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王定国的思绪瞬间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的一个雇农家庭，16岁那年，她因为家境贫寒被迫出嫁。

在舅舅的影响下，王定国结识了陈同生、杨俊等地下工作者。

从那以后，王定国剪了发、放了足，又凑了40多块银元“赎身”。

1935年，王定国被调入四川省委领导的新剧团，成为宣传队员。

不久后，参加了波澜壮阔的长征。

长征开始，到处都是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有时候，王定国他们剧团不得不背着乐器参战。

提起当年的一幕幕，王定国记忆犹新：“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有时候敌人不是正规军，是土豪的队伍，他们也没有什么枪。他们听国民党的指挥，不让我们过，拦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打，冲开一条血路。”

红军靠着一双脚板爬雪山、过草地，走了两万五千里路，而作为宣传队员们，要走的路程比大家更多。

王定国感叹道：“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1936年2月的一天，王定国她们抵达党岭山下。

暴雪纷飞，为了给筋疲力尽的红军战士们加油鼓气，王定国和其他宣传员就站在冰天雪地里当啦啦队。

“北风卷地白草折”，单薄的军衣怎能挡住呼啸而至的风雪。

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谁要是坐下来休息一下，就很难再站立起来了。

路途艰难也就罢了，吃喝才是最大的问题。

王定国回忆：“沿途的水，大都有毒，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找不到食物，大家只能野菜、草根、甚至是皮带充饥。”

红军翻越的雪山大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

某天夜里，王定国和战友们又累又饿，在雪山顶上倒头就睡。

可是，人多被子少，根本就盖不到脚。

王定国醒来一看，竟然冻掉了一根脚趾。

王定国没有为这根脚趾流过一滴泪，她说：“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攀登下一座雪山前，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笑眯眯地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

“我今天就缝好，明天就给你送去！”王定国一口答应下来。

老同志自我介绍道：“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

第二天，王定国就给谢觉哉送了过去。

“谢谢你，缝得很好！”谢觉哉关心地说：“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做的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些辣椒，可以御寒。”

王定国不知道，眼前的这位老同志将来会救自己一命。

1936年11月，西路军首长徐向前责问王定国：“你这个同志，怎么坐着放哨？”

王定国虚弱的回答：“腿受伤了。”

徐向前又问：“腿伤了，怎么还来站岗？”

此时的王定国是西路军前进剧团的一名排长，在之前的战斗中，她两次腿部负伤，却依然坚持战斗。

王定国之所以“坐着放哨”，是查岗查哨时，王发现有位战士换岗后迟迟没有人来接班，所以她便接替一会儿。

徐向前见王定国的右腿完全麻木，流出来的血变成了冰块，赶忙叫另外的战士换下了她。

12月5日，王定国所在的剧团奉命到九里铺的红九军军部慰问。

不料，路上遇到了马步芳的骑兵。

“马匪”们人数众多，几乎是十几个对付红军一个。

激战一天，王定国和战友们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好在王定国没有暴露自己红军女干部的身份，她谎称自己是炊事班的伙夫“苟秀英”。

于是，王定国和其他被俘战友，一起被送到了西宁羁押。

回忆起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王定国晚年仍然万分难忘：“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应运而生。

谢觉哉是“八办”的负责人之一，而“八办”的主要任务，就是营救西路军被俘队员。

在党的积极营救下，王定国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在兰州，王定国见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谢觉哉。

王定国本想立即回到延安，但“八办”处长彭加伦极力劝阻：“目前我们还有很多同志，没有逃出敌人的魔窟，还是请你留下协助我们的工作吧。”

具体工作，则是去给谢觉哉当助手。

彭加伦表示，谢老（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

在朝夕相处之下，两人互生情愫。

回忆起与谢觉哉的结合，王定国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

1937年10月，谢觉哉、王定国在兰州“八办”的小屋子里，组成了一个幸福的革命家庭。

1940年，王定国与从苏联回国的周总理夫妇一起，由兰州回到延安，和先期抵延安的谢觉哉会合。

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谢老 ：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近二十年。互相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年。今逢你七旬大寿，我无限的欢欣。正当可爱的春天，正当祖国的建设年，花长好，月长圆。”

1953年谢觉哉七十岁生日之际，王定国特地写了首诗，请人书写绣成画幅悬挂厅堂。

谁能想到，王定国在跟谢觉哉成婚之前竟然是个文盲。

两人刚在一起时，谢觉哉让王定国拿《西北日报》。

可王定国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她羞愧地说：“我不识字。”

“不用怕，我教你。”

于是，谢觉哉开始识字扫盲，他在夫人来信上边改错别字、边附笔回信。

王定国的悟性很高，没多久就把字都认全了，还跟着谢觉哉写起了诗。

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娶王定国之前，有一段包办婚姻，原配还生了四男三女。

只是革命期间，谢觉哉与原配断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王定国一直没有忘记她，对原配颇为照顾。

谢觉哉原配夫人88岁去世时，王定国亲自料理后事送行。

而谢觉哉和王定国一共生育了5男2女，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谢飞。

谢飞在家中排行老三，是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代表作品有《火娃》、《湘女潇潇》、《香魂女》、《黑骏马》等等。

“会说会写会拍”表示，自己的成就，与父母的教导不无关系。

谢飞回忆，母亲王定国总是嘱咐他们要向父亲谢觉哉学习。

谢觉哉认为，学好语文非常关键。

他一直在强调：“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工具，文字不通顺的人，学习有困难，工作也一定有困难。早练早成功，迟练迟成功，不练不成功。”

1971年，谢觉哉病逝，举国哀恸。

刚入殓不久，王定国就主动找到组织：“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谢觉哉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按照规定，他去世后，妻子完全可以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但王定国认为，既然谢觉哉已经去世，自己就不能再享受他的待遇。

所以，王定国请组织给谢觉哉的秘书分配了新的工作，退掉了组织上给谢觉哉配备的车子和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1977年，王定国再次找到组织，希望能干一番大事业。

领导回复说：“别的工作你都不要做，有一件大事等着要你来做，这就是把谢老生前留的大批宝贵的日记、文章、资料等整理出来。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

1978 年，全国政协五次会议召开，王定国被特邀为政协委员，参加文物委员会的工作，整理谢老的资料。

离休以后，王定国继续发挥余热。

她多次去往甘肃、青海，跑遍河西走廊、乌鞘岭，寻找当年遗落的西路军战友。

同时，王定国还发起了拯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

王定国不仅创办了中国文物学会，还十分注重国际交往。

谢觉哉、王定国，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红军战士，不为名，不为利，不图富贵，不图享受。只为国家，只为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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