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艰难征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妄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途中。1935年4月，红军历经多次战斗和艰难行军，来到了金沙江畔。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穿行于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是红军北上的一道天险。

蒋介石的封堵与红军的困境

蒋介石很快意识到红军的意图是渡过金沙江，他立即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在红军抵达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并对渡口严密防守。红军如果不能渡过金沙江，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此时，红军的处境极为艰难，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必须尽快找到渡江的办法，突破敌人的封锁。

周密部署与分兵行动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革军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兵分三路抢渡金沙江：红一军团为左路，攻占元谋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路，急进禄劝洪门渡；军委纵队为中路，抢占皎平渡。这一部署既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又增加了渡江成功的可能性。

1935年5月1日，红一军团第四团先头分队3个连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巧妙地骗过了沿途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了禄劝、武定、元谋三县，直趋金沙江畔的龙街渡口 。然而，到达龙街渡口后，他们发现这里江宽水急，加上国民党军机频繁低空袭扰，架设浮桥的计划未能成功，且没有找到船只，渡江受阻。

几乎同时，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于5月4日抵达金沙江畔的洪门渡，但同样只弄到一条渡船，此处水流湍急，无法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

干部团奇袭皎平渡

在这关键时刻，干部团承担起了至关重要的任务。1935年4月30日，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为中路先遣部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抢占皎平渡。周恩来向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郑重叮嘱：“夺取金沙江皎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刘伯承深知任务艰巨，他率领干部团先遣营伪装成国民党军，以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的速度，日夜兼程，于5月2日午夜12时左右赶到皎平渡口。在当地人张朝寿的帮助下，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旧船，随后又夺得一条从对岸划过来的船。先遣连连长萧应棠率领一个排乘船悄悄摸上对岸，成功控制了厘金局，夺取了江北岸的中武山渡口。

5月3日，陈赓率干部团主力渡江，击溃了川军刘元瑭指挥的2个团，夺取了中武山渡口以北20公里的通安州，为大部队渡江打开了通道。干部团占领渡口的时间比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限整整提前了两天，这宝贵的两天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其关键的渡江先机。

艰难渡江与紧密协作

5月3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赶到皎平渡过江，并在北岸组建渡江指挥部，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全权负责指挥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河守则》，对渡江的步骤、纪律等进行了精细规划，确保渡江行动有序进行。

渡江仅有6只船，而且船只破旧，江水经常从船底上涌，每次来回，都需要专人在船舱中将船底的水用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再次使用。因江流湍急，每小时只能来回三四次，异常危险。红军先后找来30多位船工，每名船工每天工资为5元现洋，每只船安排了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10次又换另一班，歇人不歇船，保证船只24小时不停运转。

当中革军委得知红三军团在洪门渡所得渡船很少，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架设浮桥没有成功时，果断于5月5日下令，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过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火速赶往皎平渡过江。

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渡江，董振堂等指挥红五军团在石板河坚决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线，多次打退追敌的进攻。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他们交替掩护，有序撤出阵地，赶到皎平渡渡江。

担负掩护任务、独立作战的红九军团，在攻占会泽后扩红1500余人，于5月6日从树桔渡全部渡过金沙江 。

从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个昼夜里，2万余中央红军主力利用这6条船，从皎平渡口成功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两天后，敌人追兵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远去，只留下空荡荡的渡口。

胜利渡江的重大意义

红军巧渡金沙江，是长征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一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为红军北上陕北、实现战略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这一胜利彰显了红军的机智、勇敢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展现了中革军委卓越的战略决策能力和指挥艺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将士们凭借坚定的信念、紧密的协作和无畏的勇气，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