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有一座城市被日军改名。

日军为了侵占这座小城，战死2万余人，他们为此认为不吉利，将其改名：福阳。

在那场惨烈的守城战役中，最后撤走的中国士兵，是一个工兵排。

他们的排长只要炸掉一座桥，就能延缓日军西进。

他只差三十步。

| 黄埔之子 口述人：严作华

1944年5月的一天深夜，急令来了，要求我立即炸桥。

自从接受了炸桥的任务，我要求战友们睡不宽衣。一声令下，大家齐刷刷地站成了一排，我带着他们冲进了夜色里。

我冲在最前头，以最快速度赶往交口大桥。炸药已经被我们提前埋设好，只要触发引信，大桥瞬间可化为灰烬。

跑到桥头的时候，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日军已经出现在桥上，看到我们，一边“哇哇”大叫，一边举枪射击。

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擦过，身后的几位战友应声倒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引信就在距我30步开外的桥中心，我朝前冲去。

我是1943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随后分配到陆军工兵第13团。

当时部队驻扎在河南洛阳，离学校有一千多公里。我和另外8个同学一路翻山越岭，忍饥挨饿，摘榆树叶充饥，前往驻地报到。

沿途所见皆是战争下凋敝的景象，真正是国破山河碎。

一个多月后，终于抵达了驻地，我被任命为少尉见习官，半年见习期满后分配到2营4连任少尉排长。

作为全连唯一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大家都高看我一眼。

连年抗战，国力虚空，一批上级官员浑水摸鱼贪污舞弊，一层一层剥削，大发国难财，拖欠军饷成了家常便饭。

当时士兵们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打折扣，逃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败日军侵略者？

我大小算一个官，比普通士兵待遇要好一些，加上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发的津贴都给士兵买肉吃了。

很多兵都是抓壮丁抓来的，我还买来纸和笔教大家学文化，让他们给家里写写信。

这样一来，我排里没有一个逃兵。

1944 年3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旨在打通中国东北到东南亚大陆的交通线，以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

我所在的洛阳是战略要地，日军志在必得。

国军也针对性制订了战略，决定以弱势兵力守卫洛阳城，吸引日军大部队，其他部队在外迂回，对攻击洛阳的敌军实施反包围，一举歼灭。

一场大战临近，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工兵团虽然不是直接跟日军交火，可执行的任务往往更艰巨。

士兵冲锋前，我们要先架桥铺路修筑工事；士兵撤退后，我们要破坏桥梁公路来掩护撤退。

所以，要么死在最前面，要么死在最后面。

我们团的任务是修筑洛阳城防御工事，策略是挖城壕，阻挡日军坦克。

宽10米、深6米的城壕很快挖好了，壕内也引来了河水，一条人工护城河就这样建成了。

同时在洛阳城各街巷也挖有宽、深各2米的壕沟，壕沟上边再以麻袋、沙土或砖石，堆积成高1.5米，宽1米的掩体，作好了打巷战的准备。

刚准备好，喘一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上头又命令我带着全排驻守陕县的交口大桥。

国军计划万一战局失利，就往豫西方向撤退集结。交口大桥是通往豫西的必经之地，炸了交口大桥，可以拖延日军推进。

我感觉到了山一样的压力。

那时，100多公里的卢氏县已经被日军攻占，日本兵如何残害手无寸铁老百姓的消息不时传来，令我毛骨悚然又义愤填膺。

为圆满完成炸桥任务，每天，我带着战友们反复演练模拟炸桥，有战士说：“严排长，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闭着眼睛都能把桥炸了。”

如果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抗战中洛阳城外的大桥

日军早已识破了国军意图，从山西调集部队，对中国外围负责反包围的中国军队形成夹击，洛阳城彻底沦为孤城。

洛阳城里的守军多为河南籍官兵，日军进攻家乡，官兵纷纷表示决一死战。

但无论官兵如何勇敢，防线如何坚固，也未能挡住日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势。

战友的、日军的尸体，在我们刚刚修筑的工事前“堆积如山”。血战20天后，1.8万守军最后只突围出2千余人。

一天深夜，急令来了，要求我立即炸桥。

自从接受了炸桥的任务，我要求战友们睡不宽衣。一声令下，大家齐刷刷地站成了一排，我带着他们冲进了夜色里。

我冲在最前头，以最快速度赶往交口大桥。炸药已经被我们提前埋设好，只要触发引信，大桥瞬间可化为灰烬。

跑到桥头的时候，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日军已经出现在桥上，看到我们，一边“哇哇”大叫，一边举枪射击。

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擦过，身后的几位战友应声倒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引信就在距我30步开外的桥中心，我朝前冲去。突然，感觉左脚被硬木棍子抽打到一样，人失去重心摔倒在地——一颗子弹穿过了我的小腿肚。

两位战友上来扶我，我用力推开他们，吼道：“快去炸桥啊。”

炸桥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日本兵一边朝我们射击，一边呈扇形朝前突进。

战友一左一右地架着我，趁着夜色往后撤退。

未能完成任务，我沮丧地流下了眼泪。

兵败如山倒，洛阳沦陷。

损失惨重的日军认为洛阳这个名字不吉利，将其改名为：福阳。并开始了疯狂的屠杀。

而我撤退的路上，都是溃散的国军将士，沿途躺满死尸，天气炎热，苍蝇嗅到了腐肉的气味，铺天盖地地飞来飞去。

我左脚的伤口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很快就溃烂，苍蝇飞来吮吸脓血，赶都赶不走，它们还在伤口上产卵，孵化出一条条白色的蛆虫，爬来爬去，又痒又痛。

我发起了高烧，说起了胡话。

排里的几位士兵没有扔下我不管，他们砍下树枝扎起一副担架，抬着我走了六十多公里路，把我送进了第六陆军医院。

真是庆幸，医生说要是晚来两个小时，就直接锯腿了。

几位士兵把我送到医院就告辞了，后来我多方打听他们的下落，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他们可能早已战死沙场了。

在阻击日军的中国军人

受限于当时的物质储备与医疗技术条件，伤兵在医院也不见得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想要康复，大多要看自己的运气和身体素质。

这次在医院住了半年时间，我才完全康复。

伤兵痊愈后，要重新分配回部队，除非缺胳膊少腿不能拿武器的，才准许回家。

一般来说，部队是欢迎伤愈归队的老兵的，一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二来意志坚强，一心想报仇雪恨。

我属于后者。

回到了工兵第13团时，已经是1945年的年初，此时盟军太平洋战场已经取得节节胜利，日军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大家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心情不像过去那样阴郁了，相互之间还经常谈论战争结束以后打算干什么。

有人说要回家种地，有人说要学做生意，问我时，我告诉他们自己想当一名教书先生。

这几年，我明白了中国国运式微、民生日蹙的原因，当个教书匠，多少能把孙中山先生的忧思和情怀让更多的后人知道。

天气越来越炎热，那天下午，我正在浴室里冲澡，突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爆竹声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擦干身体穿好衣服等我走到门外，看到一架飞机载着大喇叭在空中盘旋，不停地广播着一个让所有人都振奋不已的喜讯：日本投降了。

人们涌上街道，有人笑有人哭。

战友们打来了酒庆贺，我从来不喝酒，但那一天，我喝了一小杯，然后醉得不醒人事。

几天后，接到命令，我们回到了洛阳，负责接收日军的军械和监管任务。

一算，我离家七个年头了，家中的兄弟是否安好？

我的老家在浙江省常山县龙绕乡，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农村里的人，常常为了一点小事结下世仇。

我小时候，父亲辛辛苦苦开垦出一块山地，邻居家眼馋，硬生生给霸占了过去。

父母去说理，却遭遇邻居家的一番打骂，从此，两家成了仇人。

恶邻仗着家大势大，经常找茬欺负我家，我们在村子里几乎难以立足。

我家兄弟4人当中，我算最聪明，父母决定让我读书，以便将来有个功名，报仇雪恨。

郁郁寡欢的父母先后去世，大哥被迫到县城谋生，年幼的弟弟靠打短工维持生活。没人供我读书，只能靠自己卖柴攒学费。

攒够了去读，没钱了又去砍柴，书读得断断续续的。后来听说隔壁的江西玉山中学教育质量不错，学费也很便宜，我就到那里念初中了。

但不久抗战爆发，日本鬼子的飞机对浙赣铁路沿线狂轰滥炸。一般早上9点多，县城里就会响起防空警报声，老百姓深受其害。

记得1939年4月9日上午，我和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复习功课，窗外传来由远及近的嗡嗡声，我也从没听过这种声音，好奇望向窗外。

只见9架飞机，像老鹰一样在天空盘旋起来。一直都在说有日军飞机要来轰炸，这回真的来了。

刹那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教室里乱作一团，哭喊声骤起。这一次，日军在玉山县城投下70余枚炸弹，炸死100多人，很多房子化作一片废墟。

好在，我们学校幸免于难。

为防日军再次轰炸，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张小凳子，一块木板，转移到郊外的树林里上课。

老师经常在讲着课的时候失声痛哭起来，年轻的我们无不深受感染，真正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茫然。

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国民党军训部在招收入伍生团学生的告示，就去报了名。我要把家仇放一放，先去雪国恨了。

那一年，我刚17岁。

当时军校在江西瑞金，正值天寒地冻的冬天。

军校发给我薄毯一条、棉衣一套、布袜一双、草鞋几双，一套部队淘汰下来的破军装，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装备。

入学不久，军校迁往铅山陈坊，条件更加艰苦，吃住都在几座破庙里。

军训部要求自力更生修建营房，我们每天早晚挖山平整场地，两个多月后终于建成了简易营房。

营房很简陋，用箬叶当瓦，下雨就漏。伙食也很差，一天才两餐，饭是糙米煮的，老是吃到砂石，几乎要将牙齿蹦掉。

虽然饥寒交加，夜里睡觉经常被冻醒饿醒，可大家立志抗日救国的决心没有动摇，咬紧牙关坚持着。

我心里也憋着一股气，等完成学业，先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再回家报仇，然后过平静的生活。

侵华日军

学习一年多，我们这批入伍生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升学至军校，将来做军官。

虽然军队急需人才，但还是要求个子一米六以上，长相要端正，还要通过国文、数学等课程的考试。

我如愿以偿，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18期工兵科，那时是1941年10月。

当时，黄埔军校委托陆军工兵学校培养工兵科学生，所以我也是工兵学校第8期学生。

学校位于湖南零陵，因交通被日军切断，只能徙步前往。为绕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我们夜行昼伏，忍饥挨饿，差不多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到达学校。

一个个看上去简直像一批流浪汉。

入学后又进行了复试，我总共经历了3次考试，淘汰下来的就分配到部队当班长，能留下来继续深造的很少，我很珍惜留下的机会。

工兵要学的东西非常多，筑城、爆破、渡河、坑道，这些都是基础课。

在上专业课的同时，也上政治课，教官中有些是从沦陷区来的大学教授。有一位教授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我吸引住了。

先生不仅创办了“亲爱精诚”的黄埔军校，他的很多理念也让我深受感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一心为公、救国救民”的人？

我把孙中山先生视作自己的人生偶像，心想，有机会一定要去南京的中山陵拜谒祭奠一番。

想到自己耿耿于怀邻居那点火柴头大的家仇，简直是羞耻。那一瞬间，我就放下了伴随我整个青年时期的家仇，整个人顿时轻松了许多。

经过近两年的严格训练，1943年我毕业了。

我那一届工兵科共有4个队，每队约100人，我在4队，队长也是早期黄埔毕业的，对我十分欣赏。

一天，队长找到我，说帮我在学校里争取到了留校任教的名额，让我做好准备。

我一心想到战场上跟日本人一比高下，谢绝了队长的好意，去了陆军工兵第13团，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我向部队告了长假，回家探亲。

当我昼夜兼程赶到家时，眼前只剩满目疮痍。

原来早在我上黄埔军校的时候，日军就侵占了老家常山，一把火将我家里的几间房子烧得精光。我最小的弟弟被他们抓去当挑夫，历尽折磨，最后死在他乡，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兵荒马乱，哥哥在县城也撑不下去，又回到村子里，搭起几间茅草棚艰难度日。大弟弟则进了县城，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县自卫队谋到一份差事。

我回家探亲，兄弟俩顿时觉得扬眉吐气，天天让我陪着他们在村子里走上几个来回。我身高1米79，穿上那身笔挺的军装后，不仅仪表堂堂，更是威风凛凛。

好多村人上门来问候，但也有人躲着我。

与我家相邻的仇家就远远地躲着我，晚上更是早早地闭门熄灯，出行都要绕过我家门前，生怕遇上。

应付完这些，我们兄弟仨人结伴去给父母扫墓。

这些年来，我们兄弟几个颠沛流离，自顾不暇，父母的坟被风雨冲刷，只剩下一个矮矮的小土包，还长满了萋萋野草。

看到这些，我难抑心中的悲凉，失声痛哭起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哥哥和弟弟也随我一起跪下，哥哥说：“爸妈，作华回来了，来给家里报仇了，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再欺负我们。”

插画师根据文字讲述还原

我听后心里一惊，因为我早已经把这个仇放下了，而他们始终铭记着。

冤仇可解不可结，要是一直冤冤相报，何时才是个头？

没必要，也不值得。远亲不如近邻，关系和谐了，相互之间还可以有个照应。

我跟哥哥和弟弟说了自己的想法，还说了一心为公的孙中山先生。哥哥瞪圆了眼睛，责问我：“你忘记爸妈是怎么死的吗？”

弟弟也坐在一边生闷气。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弟弟，他没读过书，头脑简单，脾气暴躁，如今又在县自卫队当差。

我从军多年，多少知道这样的武装组织是个什么德行，纪律松散，仗着手上有枪，专横跋扈，欺行霸市，几乎像半个土匪。

我转头劝弟弟另外找一个差事，别在自卫队当差。弟弟让我放心，他就混口饭吃，不会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父母的坟前，我好说歹说，兄弟俩才终于同意我的观点。毕竟我读过书，又当上了军官，他们还是愿意听从我的。

第二天，我脱下军装，换上一身便装，还专门到集镇上买来了几斤猪肉和两包桂圆干走进了仇家家里。

他们见我时，惊得张大了嘴巴。一番交谈，知道我的来意后，才放松下来，还给我泡了一杯茶，一连声地跟我说“对不起”。

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家的大儿子还把我送到门口。我以为经过这次已经完全解开了两家人心头的疙瘩，想不到他们并没有放下。

10年后，他们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本来还想趁这次探亲的机会，去南京拜谒中山陵。

这是我多年的心愿，可就在出发前，部队一封急电催我立即返队。

国共内战爆发了。

我想不通，为什么打跑了日本人，自己人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干嘛中国人要打中国人？

作为一名下层军官，我就像巨浪之下的一粒沙子，卷进了另一场兄弟之战。

这兄弟之间，要成了仇人，那可咋办。

在与解放军的抗衡中，国军屡屡吃败战，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黄埔军校毕业的我，更感觉到人生茫茫。

我随着部队到处转防，所幸的是没有跟解放正面交战过，不然，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

最后，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91军，驻防在大西北的甘肃兰州。

严作华（中）与战友在嘉峪关合影

解放军势如破竹，很快，中国版图上基本上插满了红旗。攻打大西北的是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冲锋的号角仿佛隐约可闻。

解放军开始攻打兰州，刚一交战，国军就开始溃散。我随工兵团撤到了河西走廊的酒泉。

酒泉没有可以利用关隘和坚固城池的地方，在后勤保障上也面临枯竭，我们已经3个月没发到薪水了。

一天，上头命令我带一个连的工兵去城外修筑防御工事，我口头上答应，但根本没去行动，士兵们也支持我的做法。

大家心里都明白，就是修了铜墙铁壁，也别想挡住解放军，能睡就多睡一下，能吃就多吃几口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壮烈了。

军队里到处弥漫着未日的情绪，各种消息满天乱飞。

但有个消息让我看到了一线生机，一名平时关系要好的团级军官偷偷地告诉我，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有意要率众起义。

“真的吗？”我不敢相信，一再向他确认。

没想到，消息竟然是真的。

1949年9月24日，国民党驻河西部队3.8万余名官兵在酒泉宣布起义了。

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官兵们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雄赳赳气昂昂从酒泉南城门进入酒泉城。

当地群众分站两边，那欢呼雀跃的场景，国民党军队是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由此可见，解放军是真的得人心，能参加这样的军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可人家要不要我呢？我心里既有期盼，又有忐忑。

没想到我多虑了，解放军拿我当宝贝。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我被改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工兵团。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又有丰富实战经历的技术兵，我受到了重用，先后被任命为2营6连连长、副营级参谋长。

酒泉，真是我的吉祥之地。

我猜想几千公里外的老家，哥哥和弟弟肯定也过上了新生活。

和平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朝鲜内战爆发了。

1951年6月11日，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第1团，任第2营参谋长，赴朝作战。

我参加的是夏秋防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志愿军通过连续5次战役，将战线由鸭绿江推进到三八线之后，要依托野战工事继续抗击美国的进攻。

在强大的美军装备面前，这对我们工兵是一种考验。

朝鲜又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不利于工兵作战。我刚入朝不久，就发生了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灾害。

接着，美军趁着洪水灾害，又发动了以截断志愿军运输线为目标的“绞杀战”，美国空军在重点轰炸铁路的同时，对公路也进行了严重的破坏。

在一个叫西川岭的地方，我所在的工兵第2营负责整修公路，为了保障志愿军车辆安全和快速通行，我要求战士加宽路幅，减小坡度，尽量拉直弯道，还加修了汽车待避所。

刚开始，美军飞机老是轰炸我们刚修好的公路。这我倒不怕，反正你炸了我再修。美军飞机来了，我们就躲进树林里，待飞机一走，我们再抓紧修路。

可后来我发现，美军飞机转移了轰炸目标，不去轰炸公路，而是专门把炸弹往我们设在树林中的隐蔽点投掷，很多战士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美军真够狠的，公路炸了可以再修，但人没有了，公路就修不起来了。

悲痛之余，我隐约觉得不对劲，为什么美军能准确找到我们的隐蔽点？

我叫来一个排的战士，让他们带上武器，以隐蔽点为中心，朝四周搜索，看看有什么异常情况。

不一会儿，一队战士押着一名年轻女人回来了，对方还穿着朝鲜老百姓的服装。

我正想问他们干嘛时，战士把一台发报机递到我手上，说参谋长，她是女特务，在隐蔽点半里外抓到的。

原来是这个南韩女特务化妆成朝鲜老百姓，在附近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通过发报机，将我们的方向位置发给美军。

终于剔除了这颗隐形炸弹。

工兵的工作除了修公路，另外就是修防御工事，前者为了保障补给，后者为了保障生命。

为了减少敌机对志愿军造成的伤亡，工兵开动脑筋见招拆招，比如把两个或三个猫耳洞打通联成一体，成为一个小型的屯兵洞。

实践证明，工兵的办法取得了显著效果，志愿军伤亡大大减少。

1952年7月，我入朝参战刚满1年零1个月。一天，志愿军工兵第1团首长把我叫了过去。

我以为又有新任务，兴冲冲地赶到时，首长开口就说：“你准备一下，明天启程回国。”

“回国？”我脑子一下根本转不过来。

仗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怎么就回国了？

首长说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安排给我。

抗美援朝两年下来，志愿军牺牲和负伤的工兵非常多，导致前线工兵紧缺，国家决定迅速培训一批工兵干部，学成以后补充到朝鲜战场。

我受过专业训练，又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首长决定抽调我回国当培训班教员，并任教研组长。

可我不乐意这样的安排，更愿意留在朝鲜战场跟美军面对面地干。

团首长很生气，把脸一拉，严肃地说：“你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100个1000个跟你一样的人力量大？”

这个简单的道理，一下子就把我给说服了。

几天后，我回到了国内。在我任工兵教员的1年时间里，为朝鲜战场输送了一大批工兵骨干。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得知这个消息，我激动不已，抗战胜利到现在，我又在战场度过一个八年，好在我们终于不再打仗了。

我被留在东北军区工程兵部的工程指挥部工程科担任科长，在部队领导的撮合下，与驻地辽宁姓金的一名女同志恋爱结婚，有了一个可以避风躲雨温暖的家。

我打算在部队里再干上几年，然后就地转业，把家安顿在东北，妻子是东北人，对闷热潮湿的南方气候不适应。

就在我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的时候，组织上却私下里对我展开了调查。

因为组织上收到了一封举报信。

这封举报信是我老家的仇家的大儿子写的，他比我大3岁，解放后表现积极，当上了村干部，但他一直没能放下对我们家的怨恨。

加上我后来又当上了解放军的军官，怨恨当中又增添了妒忌，就伺机打击报复，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说我在老家县自卫队当差的弟弟，在常山解放时，听从别人的教唆，没有主动缴械投诚，与一伙人躲避在山上打游击，最后被新政权镇压了。

举报信上说，我曾几次为弟弟提供枪支弹药。

这简直是无中生有的诬陷，我有口难辩，气得全身发抖。

组织上调查来调查去，根本就没有掌握到什么情况。但在建国初期，这样的举报信，对于一位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军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这封举报信永久地装进了我的档案袋。

我成了一个有疑点的人，部队里是呆不下去了，在东北也呆不下去，毕竟那时候还处于一个“重要敏感时期”。

组织上让我转业回老家，由当地负责安排工作。我心灰意冷，觉得很对不起妻子，和她商议离婚，不想拖累她。

但善良的妻子坚定要跟我回老家，打消了我顾虑。

回家没有房子，只能挤进哥哥家的破草屋。

最苦的是我的妻子，正值江南最炎热的8月，在北方生活习惯的她，全身都长满了痱子，但她从没当我面叫苦过。

带回来的积蓄很快用完了，我工作的事情一直得不到落实。我想靠种地维生，但仇家当着村干部，他不点头，我别想分到田地。

真的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

那一阵子，仇家的大儿子春风得意，喜欢披着外套，两只手也不穿进袖子里，走起路来很拉风，衣服要滑下来时，他能一抖肩膀，让披着的衣服复位。

看到他从路上走过，我都要躲着他。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就硬着头皮给县里的一位主要领导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回复。

一天，我正闷坐着发呆，突然来了一位中年男子，称自己懂建筑，邀请我随他一起去舟山。

“舟山海岛正在大搞建设，像你这样懂行的人工作很好找的。”

我心动了，决定过几天随他同行。

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县里的领导派人找到了我，让我马上去县里一趟。

原来，领导终于看到了我写的申诉信。我刚进门，他就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茶水，说：“你的材料我看过了，没什么大问题嘛。”

得知我第二天要去舟山找工作时，他严肃了起来，让我别去，说像我这样的人，县里需要用呢。

领导让我回去等通知。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掉，走到外面，第一次感觉到老家的天是那么的蓝，风是那么的柔。

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安排我去供销系统工作，虽然与我的专业所长离得有点远，但我已经相当满足了。

离开村子后，我踏实工作，根本不提自己的过去，很少有人知道我上过黄埔，参加过抗美援朝，只以为我是个说话和气、办事牢靠的人。

就这样，我安稳工作到1982年退休。虽然享受的只是普通退休工人待遇，但我非常满足。

很多和我一样上过黄埔，参加过抗战、抗美援朝的老兵，回到农村后都是自食其力，一分钱退休工资也没有，生活十分困难。

有了空闲时间，我两次带妻子到南京拜谒中山陵，感谢孙中山先生当年点醒了我，放下那芝麻大的家仇。

人一上了年纪，名啊利啊，恩啊仇啊看得更淡了。我晚年偶尔回老家，会与当年写举报信的仇家偶遇，他也已是满头白发、双眼浑浊、步履蹒跚的老人了。

一次，我跟他主动打招呼，他站在那里，沙哑着嗓子跟我寒暄。他可能都认不出我了，更想不起曾对我一家的伤害。

但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回想我这一生经历的家仇国恨，才知家仇易解，但战争留下的伤痕，太难愈合了。

就在我退休后不久，县里一家食品厂得知我在供销系统干过，有丰富的管理和经营经验，就准备聘用我。

我当时身体尚好，也不想做个无用的闲人，就答应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埔军校的历史意义被人熟知，中央也决定重新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以便传承黄埔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看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怦怦直跳，历史的回声终归还未远去。

到1987年9月，衢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我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这一年我已65岁，还是欣然受命。

当时，衢州市有登记的黄埔同学162名，同学散布各地，我骑着自行车、或者徒步，也尽可能走访到每一位同学。

但每一次的走访，都让我心里很难受。

能考上黄埔军校的人，全是那个年代的精英，可时代没有选择他们，他们被命运无情摆布着。

看到大家生活都不太如意，我心里突然多了一个使命：让他们安度晚年。

可黄埔同学会是个安抚老兵的民间组织，刚成立时没有分文可供开支，连组织个活动的经费都没有，谈何安度晚年？

这难不倒我，黄埔学生有懂英文的，有懂教育的，有懂医疗的，只要把他们的专长都发挥出来，还用愁活动经费？

我当机立断，辞去食品厂工作，自筹资金，带着老同学开始创业。

中山英语夜校、中山科技服务、中山医疗诊所、中山高考补习班、中山贸易公司相继成立。

之前我在西北、东北呆过，情况熟悉，还有一些老战友做人脉，我亲自上阵，去把便宜的特产贩回来销售，又从中赚取差价。

为了节省开支，我出差都是睡大通铺，饿了就啃馒头，回来为省路费，就跟车押运，千里奔袭。

之前的老领导不解地问：“老严，你都七十的人，究竟图个啥？”

究竟图个啥？

我也回答不了，反正不折腾一下，好像就对不起谁。

第一年，黄埔同学会获得4000元的收益，虽然不多，但大家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是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

几年之后，积累到了数万元。有了钱，走访慰问、联谊活动、贫困救助都有了保障。

大家都把同学会当成自己的家，只要有组织的活动，除了躺在床上实在动不了的，都会想方设法来到现场。

看着一片白花花的脑袋，我心里非常难受，曾经心里有梦、眼里有光的少年子弟，在岁月更迭中，垂老于江湖，垂老于四野。

他们越来越少了，我也越来越老了。

一天，我听说一位同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我立即前去探望。

当我把装慰问金的信封递到他手上时，他双手接过，颤抖的手反复摩挲着信封上“衢州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字体。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我看了，心里那个难受啊，便说：“老同学，亏待你了。”

他看我一眼，说跟死在战场上的同学比，自己多赚了几十年，知足了。

几天后，他安然辞世。

这位同学比我还小了4岁，他黄埔毕业后参加过长沙会战，因大腿被弹片炸伤致残回到了老家种地。文革期间历经了磨难，生活过得非常不如意。

同学会刚成立时，我多次上门邀请他入会，他都不愿意，避之唯恐不及，深怕再与国民党扯上关系。

后来经过我的反复动员，知道同学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他才入会积极参加活动。

只是时至今日，他的心愿也没有实现。

一日同窗，终身不弃。

尽管曾因不同政见而分属两个阵营，但正如严老人生总结：

家仇国恨，终究会把我们带往何处呢？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像严老那样去战场奋勇杀敌，只能发泄在自己的同胞上，砸同胞的车，抢同胞的店。

好像不如此，就显示不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古往今来，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

家如此，国也如此。

编辑：霞姐

插画：娃娃鱼

（图片、视频来源于网络、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