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六年，鉴于两广总督百龄在任内展现出卓越政绩，且始终秉持勤政恤民之理念，嘉庆帝特颁旨意，调其入京出任刑部尚书（满缺）。此举彰显了嘉庆帝对百龄的赏识与栽培之意，意在待合适时机成熟，使百龄能循序渐进，依次晋升为协办大学士乃至大学士。

从制度架构审视，虽总督亦位列从一品大员之阶，然其实际地位相较尚书略逊一筹。由此，两广总督迁任刑部尚书，实乃官职擢升之举。然而，百龄接获朝廷上谕后，并无欣喜之意，亦非欣然受命。抵京之后，百龄旋即向嘉庆帝呈递辞呈，以自身染恙为由，恳请卸任官职，退而调养身体。

在清代官场格局中，百龄本居刑部尚书之要职，却毅然托病请辞，此中缘由值得深究。刑部作为清代重要的司法机构，其内部情况错综复杂，非寥寥数语所能详尽。

自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思想路径分化伊始，于传统士大夫的认知体系中，法家思想常被赋予“严苛峻法、酷吏用事”之表征，与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理念大相径庭。实则，就彼时的读书人群体而言，对出任“刑官”一职存在显著的抵触情绪。究其缘由，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

【其一、读书人都以仁人君子自居，不愿意去做杀人、刑人这样的刻薄事。】

在清代六部的序列格局中，刑部位列第五，仅居工部之后。六部各司其职，刑部在其中，以繁杂的事务与重大的责任而凸显。就其职能属性而言，刑部的地位理应处于吏部、户部之后，但相较礼部，又略高一筹。

刑部位列第五，其主因在于士大夫阶层对刑部的轻慢态度。清代，诸多官员对刑部任职表现出明显抵触。以乾隆年间进士李坚为例，其被派至刑部后，即明确向同僚表示“不乐为法吏”，流露出强烈不满，随后通过种种途径，最终成功调离刑部。

以嘉庆九年为例，彼时，有一通过捐纳途径获得出身的官员方璞，被分派至刑部湖广司见习。自清代中期以降，凭借捐纳获取出身之人，能于刑部谋得一职已属难得，实应倍感满足。

方璞对自身被分派至刑部一事，并无过多异议。然而，其父亲素以宽厚仁爱著称，当听闻儿子的这一任职安排后，顿时忧心忡忡。他认为，刑部乃执掌刑罚之所，关乎人之生死，从内心深处极不希望儿子身处其中，故而称“西曹用刑之地，出入生死，雅不欲其居之” 。

鉴于此，方璞之父不惜斥以重金，于京城展开一系列疏通运作。历经数载艰辛经营，诸事顺遂，方璞终获调任至户部任职。至此，方家众人悬着的心方得放下。

伊始提及的百龄，奉圣上旨意调任满刑部尚书一职，此任命实则为其入阁拜相之前奏。彼时，任职刑部之举，于百龄而言，似仅为形式上的过渡。然而，百龄对此安排并无就职之意，坚决拒绝上任。嘉庆帝以宽厚仁爱著称，洞察百龄内心所想，旋即将其改任为左都御史。

此外，百龄未就任刑部尚书一职，还有一关键因素。彼时，汉刑部尚书金光悌以严苛峻厉著称，于京城官场久负“刻酷”之名。百龄珍视自身声誉，虑及刑部任职恐因金光悌而累及自身清誉，故而有所顾虑，终未就任。

【其二、刑部的差事一般人干不了。】

部分出身进士的官员，以及长期于地方主理行政事务者，未涉律例研习，专业知识匮乏。基于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滋生了畏难情绪。

此类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以乾隆朝进士王又曾为例，其获授刑部职位后，鉴于自身对刑法律例知识几近空白，内心忧惧万分。然而，皇命威严，不容违抗。权衡之下，王又曾最终决然辞去官职，以养病为由，回归故里。

【其三、士大夫普遍认为刑部这个衙门浊气太重。】

刑部因其工作具备高度专业性，刑部官员在履职过程中，常需与书吏、差役乃至犯人进行接触。在部分人看来，此类官员无异于典型的“风尘俗吏”，难登高雅之境，故而备受秉持清高理念之士的鄙夷。

特别是在秋审阶段，刑部官员每日需对各省解送至刑部监狱的死刑犯进行提审。这些死刑犯出身繁杂，涵盖社会各阶层。此情形，对饱读诗书之人而言，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其四、受佛教观念的影响，认为担任刑官容易损阴德遭报应。】

在佛教教义体系中，秉持着“普度众生”以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理念。基于此，佛教坚决反对杀戮与刑罚等致人痛苦或剥夺生命的行为。在其观念里，此类行径将折损自身阴鸷，不仅对个人德行有负面影响，长远来看，甚至可能祸及子孙后代。从佛教所构建的因果轮回体系而言，施行此类恶行之人，在生命终结后，极有可能坠入地狱，承受无尽苦难。

在传统观念中，读书人群体对佛教教义多怀尊崇与信奉之情，尤其对佛教所宣扬的救苦救难理念深表认同，且笃信因果报应之说。基于此，于官场之中，官员们对于任职刑部一职往往心存抵触。以道光、咸丰时期为例，刑部司官张云藻，便因自身绝嗣这一状况，归咎于在刑部履职期间“杀人过多”，足见此种观念影响之深。

嘉庆朝刑部尚书金光悌，其职业生涯皆与刑部紧密相连。至晚年，因其独子身染重病，时人以 “戾气太重” 作解。自此，金光悌对佛教深信不疑，为挽救儿子性命，竟于僧人面前长跪恳请，此行为在当时成为同僚间私下议论的笑谈。

在古代，士大夫阶层秉持着这样一种态度：一方面，他们郑重且严肃地强调刑名体系为国家之根基，关乎国之根本制度与统治秩序。然而，另一方面，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这一群体却对刑部任职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他们顾虑此举会有损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清誉，仿佛投身刑部便会使自己陷入某种不利境地。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或许可归结为读书人群体所特有的一种心态。实际上，从这一现象不难看出，在他们看似高尚的表象之下，内心深处亦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