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被迫将皇位让给幼子福临后,并未放过两个始作俑者

丁一丁北 2024-11-18 22:06:54

世人皆知多尔衮是清朝开国元勋,以摄政王身份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开创了清朝统治的新局面。却鲜有人知,这个位置原本并非他的首选。当清太宗皇太极驾崩之际,多尔衮本可以继承大统,却在两股势力的联手打压下,不得不将皇位让给了年仅六岁的福临。为了维护八旗团结,他不得不暂时隐忍,接受了辅政王的职位。然而,这位雄才大略的亲王,真的会甘心将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人吗?那些逼他退让的人,最终又是什么样的下场?让我们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清史轶闻,看看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

一、帝位之争:权力的角逐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盛夏的沈阳城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太宗皇帝皇太极因脑溢血突然驾崩,这个噩耗如同一声惊雷,在皇宫内外激起千层浪。皇太极驾崩时年仅52岁,正值盛年。这位励精图治的帝王离世前,甚至没来得及立下储君。

当时的沈阳城内,八旗贵族们私下议论纷纷。按理说,皇位应当由皇长子豪格继承,可偏偏豪格因为在军中屡次违抗圣命,早已失去皇太极的信任。朝中大臣们都知道,皇太极生前就有意将皇位传给十四弟多尔衮。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他的生母富察氏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福晋之一。早在努尔哈赤在位时期,就曾许诺要将皇位传给多尔衮。可惜天不遂人愿,皇位最终落入了皇太极之手。这一次,多尔衮终于等到了机会。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突然提出异议,他认为皇位应当由皇太极的子嗣继承。济尔哈朗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了两黄旗诸多大臣的支持。

当时的八旗势力错综复杂: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势力、以济尔哈朗为首的镶蓝旗势力、支持多尔衮的两白旗势力,三方各自盘算,互不相让。沈阳城内的气氛越发紧张。

就在各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御马厮养马人发现,皇太极生前最喜爱的一匹白马,竟连续三日不进食不饮水,昂首对着福临所在的宫殿长嘶不止。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沈阳城,许多人认为这是上天的预兆。

正在此时,年近七旬的德高望重的范文程站了出来。这位汉臣在朝中素有威望,他提出:"立幼主可保江山永固"的主张,得到了济尔哈朗的积极响应。

多尔衮见势不妙,立即召集心腹商议。他的亲信范文程分析道:"若强行即位,必引发内战。不如暂时退让,以退为进。"多尔衮深思良久,在第二天的议政会上,主动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自己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的方案。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朝臣们的一致赞同。九月初一,年仅六岁的福临登基称帝,是为顺治帝。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被任命为辅政王,共同处理朝政。表面上看,各方势力达成了平衡,实则这只是一个新的角逐的开始。

二、权衡与退让:辅政之路

顺治元年九月初一,沈阳故宫太庙内香烟缭绕。六岁的福临身着黄袍,在群臣的簇拥下完成了登基大典。这一天,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分别在太庙左右两侧伫立,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登基大典结束后的第三天,两位辅政王便开始分头行事。多尔衮入主中极殿处理军政要务,济尔哈朗则在东暖阁主持六部事务。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平等分权的局面,实则暗藏玄机。多尔衮选择的中极殿,正是皇太极生前议政的重要场所,而军政大权历来是满清统治的核心。

为了稳定局势,多尔衮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他下令追赐皇太极庙号为"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以示对先帝的尊崇。同时,他还恢复了一些在皇太极时期被贬的官员职位,其中包括几位豪格的旧部。

这些举措看似宽宏,实则暗藏玄机。被重新启用的官员们,大多被安排在远离核心的闲职上。而那些与多尔衮关系密切的官员,则纷纷被调入军机要职。短短两个月内,朝廷的权力结构就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济尔哈朗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九月十五日,他提出要重新厘定辅政王职权范围的建议。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以范文程为首的一批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军政大权不宜分散。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形成了"凡事先启睿亲王"的章程。

这个章程的出台,实际上确立了多尔衮在辅政体制中的主导地位。此后,各部院的奏章必须先经多尔衮过目,再转交济尔哈朗议决。这种工作流程,使得济尔哈朗逐渐沦为橡皮图章。

十月初,多尔衮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原本分散在各旗的火器营统一收归中央管理,由其亲信范文程统领。这个决定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军队管理,实则是在削弱各旗的独立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多尔衮还着手改革了皇宫卫戍制度。他以"精简冗员"为由,将豪格和济尔哈朗的亲信逐一调离,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到顺治元年年底,皇宫内外的警卫力量,已完全掌握在多尔衮手中。

在这场看似平和的权力交接中,多尔衮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既没有贸然清洗对手,也没有公开挑战既定的辅政体制,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人事调整和制度改革,逐步加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表面上,这仍是一个"二辅政"并立的局面;实际上,真正的权力已经悄然向多尔衮一边倾斜。

三、布局与清算:对手的覆灭

顺治元年十二月,北京城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蒙上了一层白纱。多尔衮在中极殿召开军机会议,会上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豪格在沈阳秘密集结兵马,疑有异动。

这个消息来自多尔衮安插在两黄旗中的密探。据报,豪格不仅暗中联络旧部,还与蒙古科尔沁部有所勾连。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多尔衮立即召集亲信商议对策。范文程建议先发制人,以雷霆手段处置豪格。但多尔衮并未立即采纳这个建议。他先是派人暗中监视豪格的一举一动,同时调集禁卫军收紧了对沈阳城的控制。

正月初八,多尔衮以"祭祀太庙"为名,召豪格入京。豪格起初推辞不至,后在多位大臣的劝说下,不得不启程赴京。他大约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

豪格抵京的第二天,多尔衮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其逮捕。随后的审讯中,搜出了豪格与科尔沁部密谋的书信证据。这些证据显示,豪格不仅打算夺取皇位,还准备借助蒙古势力,推翻现有政权。

二月十五日,朝廷正式下旨,革除豪格所有职务,并将其圈禁于宗人府。与豪格有关联的两黄旗将领,也被陆续革职查办。短短一个月内,豪格的势力便土崩瓦解。

然而,多尔衮并未就此停手。他注意到,在处理豪格案件时,济尔哈朗表现出异常的犹豫。进一步调查发现,济尔哈朗与豪格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联系。

三月初,多尔衮再下一着。他以"整顿吏治"为名,开始清查各部院官员。在这次清查中,多名济尔哈朗的亲信因贪污受贿的罪名被革职查办。虽然没有直接动济尔哈朗,但这次行动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济尔哈朗在朝中的影响力。

四月,多尔衮又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改革辅政制度。新的制度规定,军国大事由睿亲王独断,其他辅政大臣只能参与日常政务。这一改革,使得济尔哈朗彻底沦为了一个虚职。

到顺治二年初,昔日的"二辅政"体制已经名存实亡。豪格被永远囚禁,济尔哈朗失去实权,而支持他们的官员也都被清除出权力核心。多尔衮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不动声色地铲除了所有政治对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多尔衮始终以"清查叛逆,整肃吏治"的名义行事,既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又避免了引起八旗贵族的普遍不满。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使得反对者无从发难。

四、权力巅峰:独揽大权

顺治二年春,随着最后一批反对势力的清除,多尔衮终于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权。在这一年的正月朝会上,他以摄政王的身份,首次独自接受百官朝贺。这个场面颇具象征意义:当时年仅七岁的顺治帝端坐于大殿,而多尔衮则立于御座之侧,代行天子职权。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多尔衮开始着手调整朝廷机构。他首先改革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将原本需要集体商议的重大事项,改为由自己独断。各部院的奏章,也必须经过他的批阅才能上呈皇帝。

在军事方面,多尔衮更是大刀阔斧。他将八旗军队重新编制,设立专门的统领机构,由其亲信担任要职。同时,他还在京师设立了一支直属亲军,号称"护军",实则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

这些举措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存仁曾上书,婉转指出"军权过于集中之弊"。多尔衮对此的回应很有意思:他不但没有降罪张存仁,反而加封其为太子太保,但同时也剥夺了内阁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力。

在文官制度方面,多尔衮采取了"以汉制汉"的策略。他大量启用汉族官员,如洪承畴、范文程等人,使他们在与江南抗清势力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汉臣因为失去了原有的政治依托,不得不完全依附于多尔衮。

顺治三年二月,多尔衮又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迁都北京。这个决定不仅有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沈阳老勋贵的掣肘。在迁都过程中,多尔衮巧妙地调整了各旗驻防地点,使得支持他的旗丁占据了北京城防的关键位置。

随着权力的不断集中,多尔衮开始享受准皇帝般的待遇。他的府邸扩建为"摄政王府",规模之大仅次于皇宫。每逢朝会,文武百官需先到摄政王府行礼,然后才能入宫觐见皇帝。他出行时,百官需要下跪迎送,这是以前只有皇帝才有的礼遇。

在处理政务时,多尔衮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不拘泥于清朝旧制,而是广泛采纳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官体系。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一些保守派满洲贵族的反对,但却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也赢得了汉族官员的支持。

顺治四年春,多尔衮的权力达到顶峰。朝廷特别追加了"钦命议政"的封号,这意味着他的政令与皇帝诏书具有同等效力。在实际运作中,朝廷大小事务,从军机要务到民间词讼,几乎都由他一人决断。这时的多尔衮,除了皇帝的名分之外,已经掌握了一个帝王应有的一切权力。

五、权力的终结:突然倒台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北京城外的南苑狩猎场上一片寂静。这里原本应该举行一年一度的皇家围猎大典,但多尔衮却突然染病,不得不取消了这场重要活动。十二月十九日,这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在德胜门外的官邸中溘然长逝,终年四十七岁。

多尔衮的死讯传出后,朝中反应出现了微妙的分化。一些大臣立即请求为其举行符合皇室规格的丧礼,但另一些人则保持了诡异的沉默。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仅十二岁的顺治帝破天荒地召开了一场特别御前会议。

这场会议的内容出人意料。顺治帝当场宣读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诏书,详细列举了多尔衮的种种罪状:僭越皇权、专擅朝政、结党营私、贪婪聚敛等。诏书中特别提到,多尔衮曾私自处置太庙神主,更改祭祀礼仪,此举有违祖制。

随后的几天内,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快速而严厉的措施。多尔衮的灵柩被移出德胜门,改葬在城外普通义地。其生前的"摄政王"称号被追夺,府邸被查封,家产被籍没。与他关系密切的官员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让人意外的是,这场清算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那些曾经对多尔衮俯首帖耳的大臣们,此时纷纷站出来揭发其生前罪行。范文程上书称多尔衮"专权乱政",洪承畴也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奏章,列举其种种不法行为。

元旦过后,朝廷又下令彻查多尔衮任内的财政收支。调查发现,其府中收藏的金银珠宝数量惊人,仅黄金就达数万两之多。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其私人账册中发现了大量贿赂记录,涉及朝中多位重要官员。

整个清算过程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期间,顺治帝还特意召见了被多尔衮打压的济尔哈朗,恢复了其原有职务。豪格虽然未被释放,但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些举动表明,新政权试图与多尔衮时期划清界限。

到顺治八年二月,这场声势浩大的清算行动基本结束。多尔衮的政治遗产被彻底清除,其建立的特殊权力体系也随之瓦解。那些曾经依附于他的官员们,要么被革职查办,要么及时改弦易辙,投靠了新的权力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尔衮倒台后,朝廷并未恢复"二辅政"体制,而是确立了皇帝亲政的新格局。顺治帝开始亲自处理朝政,重新调整了内阁和六部的职权划分。这标志着清初特殊的辅政时期正式结束,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

多尔衮的案子被载入清史,成为一个典型的权臣覆灭案例。他在短短几年间完成了权力的积累,又在一夕之间失去一切。其庞大的政治帝国,终究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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