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11月至1938年7月，10年间共有5位德国高级军官来华担任军事总顾问，而整个德国军事顾问团，最多时有70多人，最少时也有30多人。

在德国魏玛政府以及后来纳粹德国的初期，其实都是默许这样做的。因为这不仅会把德国的军事理论和实战素养广泛传播，而且随着军事顾问们的到来，与军火相关的重工业、设备制造业、原料加工业等德国较为看重的军工贸易也会随之而来。

这5位德国军事总顾问在华时间或长或短，都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判断、军队的改进以及军工事业的发展提出过很多建议和方案。

回顾历史，他们当中有没有真正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战争威胁有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案呢？

这是一位资历极深、背景复杂且经历颇为传奇的德国军人，1914年一战爆发时他是德国参谋本部作战处的一位参谋，战争结束时以上校军衔退役，就其擅长的专业来看，鲍尔是一位重炮专家，所以与德国克虏伯等军火巨头关系匪浅。

1920年鲍尔和大批德国退役军人参加了著名的卡普暴动，结果受到通缉而逃亡国外，先后在多个国家担任过军事顾问，后来承诺放弃在德国国内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这才获得特赦并回到德国——此时的鲍尔，生计和理想都受到了限制，所以他决定再次出国发展。

马克斯·鲍尔

早在1927年底他就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接触，经过多次当面交流，双方都很满意。1928年11月，鲍尔到南京接受任命：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首任总顾问。

不过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鲍尔亲赴武汉前线参与指挥蒋军同桂系作战，4月鲍尔在前线染上重病，虽被送往上海急救但医治无效于当年5月去世。

不过，鲍尔开了一个好头，仅半年时期他就建立了令国民政府愿意接受的沟通模式——这其实与鲍尔的为人处事有很大关系，他走遍多国、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而且鲍尔还确定了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任务，所以坚定了国民政府继续聘用并扩大德国顾问团规模的决心。

德国军事顾问团主要成员

鲍尔提出的报告，重点是集中有限资源（可见是了解当时中国实际国情的），实现精兵之路。

鲍尔认为当时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所以力诫国民政府整编军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干的标准——这正是一战后德国能够继续扩军的秘诀之一。

鲍尔领导的德国顾问团利用当时有限的德国兵器为南京国民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这支小小的教导队，成为国民政府军队中现代化、多兵种部队的雏形。

还有一个重点是，鲍尔利用自己与德国军工系统熟稔的优势，已经将这条军工贸易线给搭上了。

早期的德械教导队在训练

需要注明的是，赫尔曼·克里拜尔的职务是代理总顾问，并不是正式的总顾问。

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克里拜尔，早年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战结束时他已经晋升为陆军中校，后来通过纳粹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上尉的拉拢而加入纳粹党，成为纳粹的军事领袖之一。

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后，克里拜尔与希特勒一起被捕，都被判处数年的有期徒刑，但实际服了不到1年就被特赦，不过克里拜尔在1924年获释后选择与希特勒分道扬镳，前往奥地利过起了隐居生活。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首创者鲍尔重病期间，克里拜尔经朋友引荐从1929年4月开始，代理军事总顾问一职，此时正好是中国国内各系军阀彼此攻伐，克里拜尔、顾问团其他成员以及新成立的教导旅和航空队全部卷入了一系列内战。

军事顾问团的多数成员纷纷质问克里拜尔，顾问团的根本任务是以帮助军事建设、实现军队改革为目标的，为何要在异国他乡成为战争的实际参与者呢，所以整个军事顾问团内部也发生了很多问题。

到了1930年5月，克里拜尔尽管已经在华工作一年但却仍是代理顾问，说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

而且，另一场规模更大的内战爆发即1930年5月至11月的中原大战，克里拜尔其实也算兢兢业业，不仅亲赴前线筹划布防，而且协助拟订作战计划，不过仍然在当月被替换。

发生在克里拜尔担任代理总顾问的一年出头时间里，国民政府最为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新建了航空队，这是第一支正式的空军作战部队，按照德国的方法训练飞行员，并且还在中原大战中进行过实战。

乔治·佛采尔是在1930年5月正式就任军事总顾问的，说明国民政府一直在暗中寻找合适的人选来替换克里拜尔，不然无法实现无缝对接。

出生于1869年的佛采尔中将退役后作为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于1930年5月24日正式抵华履职。他的工作内容最多，先后参与了蒋桂冯阎的中原大战，辅佐蒋系中央军作战，1933年初佛采尔又参与了长城抗战的布置与指挥工作。

令国民政府最为满意的是佛采尔的中原大战的大量作战建议，比如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威力，在中原大战最终以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告终后，蒋为此给予佛采尔“功不可没”的四字评价。

令佛采尔自己最为满意的是德械师，他将第一任总顾问鲍尔创建的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除了尽可能按照德械装备之外，而且全部按照当时德国国防军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1932年这两个教导师又改编和扩编为陆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和第八十八师，成为蒋系的中坚力量。

完全换装的德械师并不多

1932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不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佛采尔亲赴上海前线参战，除了提出作战建议，佛采尔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在实战中考察第八十八师的练兵效果，结果佛采尔非常满意，所以国民政府接受了佛采尔加快推广德式训练、扩大德械师规模的建议。

作为第一位来华担任总顾问的德国国防部高级将领，佛采尔喜欢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即使在蒋面前也时常摆出总顾问甚至总权威的架子，而且随着在华时间久了，开始越权干涉蒋的人事安排，这就犯了大忌。

1934年5月，塞克特正式接替佛采尔成为新一任军事总顾问，不过佛采尔是在华军事总顾问中任期最长的，从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整整四年。

另外，他既是干活最多的一位，也是引入德国陆军大学教官最多的一位，更是将德械师的规模和中德军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位。

不过，就军事顾问的本职工作而言，佛采尔最重要的贡献却是另外两个：

一是军事教育系统的改革，帮助国民政府从团 、旅的战术，提升到师、军、集团军的战术安排和战役指挥，佛采尔本人就是德国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二是看清了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包括他本人被蒋解除总顾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佛采尔多次劝谏蒋应该团结各种力量，一起防日抗日，而不是内战。

这位德国军事总顾问的资历和地位，在德国也是非常高的，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

1933年5月8日，被削去德国陆军总司令一职后沉寂数年的塞克特以私人名义应邀来华，这是对德外交的核心人物朱家骅、厉麟似等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塞克特同意担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之后，中德关系便得到了快速发展。

汉斯·冯·塞克特

就塞克特而言，他对当时中国军队的建议是真正全面化和系统化的，尤其是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快速实现现代化——德国军工装备。

在塞克特的推动下，中德双方签署了《中国原料及产品对德国工业产品交易合约之实施》，通过这份合约，一方面满足了中方对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德军整军备战对战略原料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

汉斯·冯·塞克特

经验十分老到的塞克特或许已经注意到当时国民政府的贪腐，所以他多次建议应该加强军费的预算和审计，如果有必要，可以聘请德籍军队审计人员，杜绝虚假账目。

出生于1866年的塞克特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1934年在体检时被告知不能继续工作，所以塞克特在递交辞呈后于1935年3月离任，次年即1936年在德国去世。

塞克特在德国任职时检阅部队

在塞克特因病辞职、返回德国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向国民政府推荐自己的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担任德国军事总顾问。

法肯豪森于1878年出生在一个德国皇家贵族家庭，1927年开始担任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从1935年3月至1938年7月接替塞克特担任德国军事总顾问。

工作中的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判断、建议和解决当时问题给出的预案。

对日本的判断。1935年8月，法肯豪森向国民政府呈送了《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其中对日本的判断是：眼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期其实现。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华盛顿九国之公约实际早已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面拔刀相助，须竭尽全力，为保全国土而奋斗——意思是一旦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根本别指望国联，需要丢掉幻想、坚决抵抗。

顾问团在后期已不再方便穿戎装拍照

法肯豪森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也做了判断：华北危机会进一步加剧，全面战争爆发后将会呈现“持久抗战”的态势，需要以四川等地作为战争的“最后防地”。

对军队实现德式现代化，法肯豪森也看得非常透彻：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和财力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极为困难的，“国军60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是一个雏形，应该走“轻装快速部队”的路子——与日本抢时间，先把自己的基础尽可能扩大和做好。

法肯豪森任职期间，中德的军备贸易明显加快，1936年德国运交约2300万马克的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约8200万马克军火，中央系的约30个师在轻武器装备上实现了部分或者大部分德式化，为不久后就爆发的中日大战打下了一个能够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法肯豪森称之为抗战的“最低度的标准”。

很明显，实现同时期德军相同的武器装备是不现实的

1938年7月8日，法肯豪森在广州挥泪登船返回德国，这已经是法肯豪森故意一拖再拖的最后时限，否则就要被德国除去国籍和军籍，因为早在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轴心就已经正式形成了。

临行前，法肯豪森等人以军人的荣誉向中方保证，决不向日本方面泄露任何军事机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实现部分轻武器的德械，已经很不容易了

坦率地说，历任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当时的中国推销各类德国军火，在生意层面，几乎所有报告中都会提到应增加从德国采购新式装备及弹药的预算。

但在军工自产、战略判断、军事系统等方面，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确实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尤其是法肯豪森为代表的最后一任顾问团。

淞沪会战日军同样出动了精锐陆军

在当时的背景下，愿意对华输出先进或者相对先进武器的国家并不多，比如日本在国际上不断恐吓其他国家的对华军火贸易、英法等其他欧洲国家的自顾不暇、美国的孤立主义抬头等等，所以，截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超过80%的进口军火都是来自德国。

以法肯豪森担任总顾问的几年内为例，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总值占当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左右，1936年快速增长到近29%，1937年则高达37%，如果没有这些武器装备，至少1937年的淞沪会战会更加难打。

淞沪会战中的一处机枪阵地

最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德械装备很快就消耗（损失）殆尽。从1937年9月开始，苏联对中国持续进行了多年的军事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如果没有1937-1941年苏联的军事援助，期间爆发的多场规模巨大的中日会战，中国损失只会更加惨重。

抗战期间的苏联飞行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