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建立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华夏大地之上。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国的根基是奠定在通过两任开国君主的强力军事实力之上。宋太祖和宋太宗用了不到半个世纪，扫平华夏大地上的各个军事割据力量，把华夏文明勉强拉入到了基本统一和稍微稳定的社会上来。
然而，这也就是基本和稍微而已。初创的帝国虽然稳住了自己内部的局势，可是却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危机。盛唐时期早已经化为云烟，中原王朝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动荡。
帝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已经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疯狂的发育起来，成长为华夏大地上的一支支强大的力量。比如东边的高丽蠢蠢欲动，北方的契丹一直占据着中原的燕云地区，西边的党项、西夏更是把中原养马场河套平原纳入自己的囊中。西边的吐蕃、回鹘也都各自立国，南方的南诏统一大理割据西南地区。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北方那个强大的敌人，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那就是辽国，有时候它也自称契丹。自从公元917年建国以来，他们就不断的南下用兵，入侵中原。甚至到了宋朝立国的前夕，也就是947年，他们直捣黄河流域的重镇开封，改国号为大辽。《资治通鉴 后晋二》：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
各位看官注意，这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号带“大”字的王朝。后世我们经常说什么“大汉、大秦、大唐、大宋、大明”等等，都是后世人加上去的。真正开这一先例的是这个北方民族。
他们几乎占据了现今山西陕西北部、河北北部以及内蒙古和东北全境，压着大宋王朝喘不过气来。双方在“军事交流”上你来我往，不分伯仲，胜负有常。双方缠斗近百年，虽说契丹通过扩张，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地区”，甚至到了黄河流域的开封。但是面对着初创的大宋王朝，他们没办法再前进一步，入侵中原的美梦一直萦绕在大辽决策层。
你以为只有初创的北宋帝国难受吗？辽国的处境可以说也是非常难受。经过两个王朝之间几十年你来我往的战斗中，他们发现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优势。
契丹国内因为长期的战争，皇帝的日子不好过，大臣的日子不好过，契丹军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虽然他们立国已近百年，可是国无宁日。不管是与南边的中原王朝的斗争，还是西边的西夏回鹘、还是东边的高丽王国，各方之间的战争频繁不断。特别是高丽，这个王国自从脱离大唐帝国之后，就一直在中原王朝中寻找平衡，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最关键还是这个高丽就像是一根刺卡在契丹的咽喉上，又十分硬，很难啃动。
特别是双方交界的地方因为长期不断的拉锯，让当地的社会生活处于长期的凋敝状态，黎民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谁不想过着“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太平日子？不仅是大宋王朝想，北方的辽国也想。毕竟谁也不想过着每天提心吊胆、家破人亡的日子。可是双方的意见能达成一致吗？
时机在不经意间出现。公元1004年，也就是大宋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时期。他带领的大宋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宿敌辽国达成了一纸盟约——-澶渊之盟。之后两国迎来了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和平，这也为华夏文明出现了文化盛世，百姓的富足日子堪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特别是催生了一个华夏文明历史上最后一次完整的改革，也是涉及国家所有领域的综合配套体制改革——王安石变法。
这一纸盟约其实在当时的时局来看，就是最优解。
暂时冻结了中原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
自从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引狼入室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从此历代中原王朝把收复燕云十六州作为自己王朝崛起的标志之一。后汉郭威、后周世祖柴荣都是如此。
就在他还是少年时期，他的叔父宋太祖和父亲宋太宗北伐契丹时都遭到惨败（公元979年、986年宋朝两度北伐，皆为辽军所击败，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宋太宗自己都是狼狈不堪，差点把自己都搭进去。）。从此中原对收复燕云地区的计划无限期推迟，转为了战略守势。
如果帝国还一直钻着牛角尖，把收复燕云十六州作为国策，执着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起兵，只会耗尽帝国的民财，掏空整个帝国。百姓将会在无休止的战争中，祖宗的基业就会很快葬送。
你看那个隋炀帝不就是因为三征高丽耗尽隋朝家底，导致隋朝灭亡。帝国不能重蹈隋朝覆辙，必须要拿出自己的魄力，来决定是战还是和。因为那对于刚刚建立的帝国而言，不能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那将是一个深渊，一个埋葬中原王朝的塔尔塔罗斯。
必须开启帝国的成长发育之路，这样才能在以后吊打敌人
虽说后世证明发育起来，吊打敌人成了一句妄想，可是思路应该是这样。毕竟前朝可鉴，父辈创立的大宋王朝，到自己接受还不到30年，帝国的发育期太短，必须争取时间。帝国需要的是修养生息。就像先秦的秦孝公为自己抓住二十年的时机实行商鞅变法一样。华夏大地经过五代的动荡兵争，黎民百姓需要的是像汉文景之治那样的盛世，止戈养息。那赵恒是这样的一个帝王吗？他能够做到人们热切期望的帝国主人吗？
怎样发育，儒家的仁政还是道家的无为？摆在他面前可以参考的盛世，文景之治、昭宣盛世、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一些是靠帝王的雄才大略才能够实现，一些则是靠帝王采用的诸子百家学说实现。
最容易学习就是文景之治，因为大汉王朝刚刚统一天下之后，百姓流离失所，人口锐减，社会发展百业凋敝。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初年，汉文帝、汉景帝采用道家黄老学说，政府“无为”而治，对内鼓励发展经济，减轻赋税，对外与大敌匈奴和亲，维持一个好的外部环境。
其实答案也就比较明了，汉朝的盛世才是大宋王朝应该学习的来，他不需要帝王多么英明，自己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经历，对帝王的要求也学不会那么高。小时候，他的叔叔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问他，天子好做吗？他回答说，天子是天命所归（由天命而）。就是为了这个“天命所归”，他的一生都在为此奋斗，不管是当世人的阿谀奉承还是后世人“举国癫狂”的嘲笑，他必须一往无前。
帝国的文明顶峰
即便是后来自己的手下说自己的一纸盟约竟然是“城下之盟”，这是亡国灭种的做法，是君王、国家的耻辱。而那个第一次说这个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的人，就是当时被称为“北宋五鬼”之一的宰相王钦若。
儒家经典中，城下之盟是被看的非常重。《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这就是说城下之盟，就像是把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一样，不能这样做。那么宋真宗这么做，真的是“城下之盟”吗？
显然不是，他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最优解。因为自澶渊之盟后，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极大的繁荣。特别是在人口数据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你看帝国用了不到一半的领土和时间，把华夏文明的繁荣再一次推向了顶峰。
人口户数从宋朝刚立国时期的不到100万到了宋太祖末期达到309万，到宋徽宗时期，北宋户数达到了2088万户，人口数达到了4600多万人，一百年的时间总户数增长了近7倍。
翻看那个让让万国来朝的隋唐盛世的顶峰，也不过如此。要知道隋朝大业三年，帝国王朝的户口数才890，人口数4601万。隋朝的疆土面积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时期，帝国户口数841万，人口数达到4814万。天禧五年，也就是宋真宗末期，户数达到603万户。基本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奠定了北宋时期的繁荣。
宋真宗赵恒，这个太宗皇帝第六子的身份登上帝国最高位的人，他为大宋王朝的生存争取到了最大的空间。他把自己最大的敌手转变为帝国的邻居，双方保持了长久的和平，至少以后辽国再也没有能力继续南征中原。直到更加厉害的女真金国崛起，辽国的末路也已经初现。
幸运的是这个大宋王朝的接班人，他作出了明智的抉择。我们常说，男子汉大丈夫必须当机立断，忌讳优柔寡断。真宗其实为后世的帝王做出了榜样，敢于做出一些妥协为帝国的崛起争取了时间。
只可惜宋帝国的后世误解了他的意思，走错了方向。他们把仁政发挥到了极致，帝国文明确实得到极大的发展。却把武将排挤出了帝国朝堂，可是又把军事力量聚集在帝国京师，这样让帝国患上了“冗兵”的病症。以至于帝国出现的军事危机只能靠临时招募来解决，比如“陕西义勇军”。
这对于帝国是非常致命。大宋朝的这种“偏科”行为，最后造就了千百年来的“靖康事件”。这一十分可惜的事情， 这不是他真宗赵恒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也跟当初"澶渊之盟"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