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主题：普通乡村(Generic Village)

时间：2018年9月7日星期五下午1:00 – 5:00pm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5号楼报告厅

参会人员：Rem Koolhaas、范迪安、朱锫、王明贤、渠岩、周榕、汪民安、李翔宁、Stephan Petermann、姜珺、吕品晶、姚冬梅、陶磊、华黎、支文军、徐卫国等

本次论坛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朱锫主持。

乡村世界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朱锫致辞，他对世界的未来提出疑问，指出近百年来，人类习惯了用占有、掠夺、侵略式的城市化进程对自然乡村以及地域文化的挤压与徘徊，东方自然观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伟大理想与我们渐行渐远，乡村世界的未来展览是城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为我们的城市建筑寻找一片新的疆域，一种新的可能。

尽精微 致广大

接下来央美院长范迪安先生欢迎并致辞，他指出本次论坛活动是中央美术学院在新学期开始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也是朱锫先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之后精心组织筹备的一场学术活动。他说，库哈斯先生是一位能够体现全球学术文化发展态势的建筑师和学者，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信息交汇，文化相互交融的一种新的趋势。

中央美术学院的校训为“尽精微 致广大”，在某种程度上库哈斯先生的治学精神就是尽精微，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对每一个具体的事物的细节研究渗透。他身上所具有的大关怀、文化关切、现实关注都体现了致广大的情怀。所以聘请他为高精尖视觉中心的首席专家，会为研究与教学形成新的动力，对推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术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致辞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将聘书交到库哈斯手中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朱锫与库哈斯亲切交谈

了解社会，理解建筑

库哈斯教授对央美的热情邀约表达了感谢，非常感谢央美聘请自己成为视觉艺术高精尖创新中心的首席专家。他认为了解社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从理解它的建筑出发，而亚洲这样的城市需重新定义城市的架构，必须把目光投注于乡村，同时他也非常期待与中国的文人志士、专家们、学者们、学生们在未来做更多的交流和沟通。

建筑的另一面

荷兰驻中国文化大使称，建筑其实并不仅仅是建筑本身，它也关乎着我们的生活、活动和人本身，库哈斯就是一个非常理解建筑内涵的人，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建筑的宇宙。中央美术学院能够向他下聘书，邀请他成为创新中心的首席专家，倍感荣幸与幸运。他非常期待未来的合作和协作，大使馆也会不断地促进这项合作，不断地推动双方的交流。

范迪安院长等各位和库哈斯合影

乡村主题分享

早些年库哈斯对世界各地进行调研，他认为全世界现都可看到乡村的变革，因此他希望看到的是在不同单个乡村当中，可以有一个更加宽泛的，或者说更加总揽的一种研究。库哈斯主要想做的系列是更好的支持，组织城市进程，同时又关注乡村。

纵观乡村发展的历史，20世纪的很多政治家都关注乡村问题，例如前苏联在50年代的乡村发展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乡村农业发展的转变等等。现在的很多项目在体量上越来越大，是之前都无法想象的，如何在这些变化中合理安置建筑，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乡村的巨变”策展方案

Stephan提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多层的信息已经被传递了，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铁路都在改变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状况，甚至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中国乡村跟美国土地相比的话，是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组成和构造完全不一样，如何定义乡村，他认为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可以很好的改善乡村的质量，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

Stephan Petermann

不同领域的学者、嘉宾与库哈斯的座谈

本次座谈由城市学家、文献编辑、独立策展人姜珺主持。他指出从城市到乡村的转变不仅仅是库哈斯先生本人的转变，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型。接触“普通乡村”的主题，是从库哈斯里的一篇名为“普通城市”的文章开始的。此次座谈邀请五位嘉宾，每位嘉宾各自做15分钟的自述。

王明贤《从空间生产到广普乡村再到复杂乡村》

乡村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在中国也有很多建筑师在研究乡村，可能都是从建筑，甚至是单体建筑的角度来研究乡村建筑，完全没有从全球性的角度来研究乡村。他指出光谱城市和普通城市的研究，曾经对全球的城市研究起到重要的影响，现在的普通乡村研究有同样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这种矛盾性、复杂性形成了乡村的活力，恰恰是中国当代乡村最有意思的地方。

渠岩《标靶时代的乡村世界：空间·现代性·艺术实践》

从2008年开始，渠岩开始了"艺术推动乡村复兴"的"许村计划"和"青田计划"的实践，相继提出了许村范式和青田范式，央视拍过他一个《一个人的村庄》纪录片。他对农村和乡村的概念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农村和乡村对待目标社会和目标态度的记录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周榕《第三维组织——非城·非乡·非设计》

公共知识领域著名的学者、评论家、策展人周榕总共三个部分：第一，城乡二元的认知结构；第二，被设计所主宰的乡建；第三，基于当下的第三维组织。在被互联网所扫荡过的物质空间的废墟上，用第三种组织来重建某种形式的抵抗，某种形式的我们仍然生存在大地上的尊严，而不是启迪于传统，也不是依托现在强大资本的力量，如何做到这点？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艰难的拷问。

汪民安《如何定义乡村》

他说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讨论过乡村的问题，甚至很少思考乡村的问题。他觉得中国乡村的核心就是土地，中国的农民在乡村里面是以土地为最基础的根基，他们生活在土地上，土地是决定了乡村的一切，一旦是以土地决定乡村一切的话，中国乡村一定是封闭的，它不是流动的，而是牢牢的被土地所粘附住。

从王久良《垃圾围城》认识到，马路也不能衡量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周围都是被一条垃圾带所包围，在今天城市和乡村的区分垃圾带作为最明显的标志。

李翔宁《我们的乡村》

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李翔宁老师讲，当下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不应该把中国所有的乡村打一个统账，中国的乡村都称为乡村，对于物质形态来说有三大类型的乡村，它们非常不一样。即深圳的城中村、边远乡村、剩下的村落。城中村更多是法律和经济的问题，边远的乡村是解决生存基本设施的问题和技术的问题。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2018动态ID

到场嘉宾交流环节

库哈斯：之前没有涉及乡村和农村的建筑体，只是一两年前才开始对乡村进行思考，他发现有很多的乡村有一些相似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点。

Stephan Petermann：广泛式乡村的反思，感到非常有意思，他想说乡村在中国是有自己的含义，可能和他们理解的含义不一样，他会和中国的建筑和中国的生活方式相关。

汪民安：中国乡村的问题根本不应该把它具体化，或者乡村的改变问题，或者真正乡村的主要问题不是涉及一个一个单体的建筑，或者这个建筑到底是回到传统，还是更现代，或是更适合乡村居住，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清洁的问题，非常重要。

周榕：中国乡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了，没有人你的物质躯壳就没有意义，主要得有人，现在做乡建的，包括做社区建设，还是着重于人是乡村本身，本乡本土的人，吸引年轻人回流，回到乡村能够留在乡村，能够在里面工作、生活，这是主要的一个方式。

姜珺：现在城市化率在提高，但是城市化的增长速度在减慢，但是逆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

渠岩：乡村是完整的整体，所有事情都是重要的事情，但是有相对主次，有的提乡村是文明、文化问题，有的乡村是个人情感记忆。每个人都有特殊的生活经验和经历带来的问题。社会最重要是由生命价值来验证，这个是中国乡村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库哈斯讲座

时间：2018年9月7日星期五晚6:30 – 7:30pm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

主持：朱锫

主讲人：库哈斯

晚上的论坛由朱锫教授主持，论坛开始前先对库哈斯本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库哈斯也对自己的背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阐述。鹿特丹，自己出生时的地方，在二战期间被完全摧毁了。它带给库哈斯是非常重要的体验，混乱、贫穷，还有一些特别让人觉得戏剧化的事情。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朱锫

cctv新大楼

他说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在欧洲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事情。他们当时的工作不仅仅是工程学怎么样创新，或者建筑学怎么样创新，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性，用计算机的眼光去看一看行为模式、行为结构。

中央电视台项目

叙利亚规划项目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非常重要的文明的交错之地，很多文明在这里汇合。这个城市有很多的残垣断壁，有罗马、伊斯兰、希腊文明等等。当时的想法是创造一个考古遗址一样的地方，就这些小的盒子。在小的立方体当中，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以前的东西，可以通过投影或者是其他展示，将这些古迹和残垣的一部分保存下来。

这是库哈斯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它是非常激进的方式，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和摆放方式。

叙利亚规划项目

卡塔尔国立博物馆项目

卡塔尔是很有趣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很高的包容度。卡塔尔是很现代化的，他们把体育、文化、教育、艺术、媒体放在同一个类别，这是很有趣的很有创意的组合。人们可以通过互动，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影响并改变这些类别。

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建筑，能够有不同的进入方式，并不是从正面进入它，而是直接进入建筑的核心。只要你进入里面，瞬间就会被环绕。

卡塔尔国立博物馆

台北艺术中心项目

台北是古老的，看起来比北京还要古老。当地的夜生活非常丰富。这是一种典型的组合，剧院、舞台、大厅相结合的建筑方式。库哈斯做的就是将三个剧院集成在一个空间里。整个技术都是集中在这个正方体当中，这个正方体是非常有趣的。里面的每一个剧场都是独立的，也可以同时把这三个剧场连接起来，造成一种工业的感觉。

台北艺术中心

莫斯科博物馆项目

对库哈斯而言，俄罗斯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第一次去了莫斯科以后，他在1967年真正成为了建筑师。见证了很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建筑。建筑并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想象的实现的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人们与工作、自由休闲时间的新的联系方式。

莫斯科博物馆

Prada项目

Prada中心是一个艺术机构，在米兰周边。黑色的区域是1960年代的工业区。当考虑工业区域的时候，不只是把它当成工业区域，而是有潜力变成艺术区域的。红色和白色的区域，将它们嵌入到本身已有的黑色区域当中。本身就是一种对比，一种冲突，一种静态的对比。

在Prada的项目中有一个塔楼，这里常设展览，也是一个餐馆。它可以做展览，还可以吃饭，是一个结合体。它在街道上，连接着广场。有些楼层是直角的，有些楼层是倾斜的。

Prada项目

问答环节

问：我是电影导演，是北京第一家艺术电影院“小庄电影馆”的负责人，得到了您及姚冬梅老师的帮助，非常感谢。您年轻的时候做过记者、摄影师，甚至还拍过电影。艺术电影和人文建筑之间有什么关系？假设让您策划一个艺术电影展，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导演的作品、什么样的主题，为什么？

答：其实我写过电影脚本。当时我的年纪是30多岁，不到40岁，我每天都能看3部电影。我觉得我是从批评的角度。当然，我也受到电影的影响，尤其是1960年代的欧洲电影，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电影都对我有影响。因为我觉得对于文化的角度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要看的是它的表达，或者在某一个时刻人们想表达的自我。这是社会道德角度的兴趣。这也是我成为记者的原因。

问：我是北京的年轻设计师，也在国际建筑所里工作。我最近关注一些国际竞赛，您的事务所投标了墨尔本南岸的建筑项目，结果是UN Studio中标了。我感觉您设计的质量是在不断下滑的，您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答：这不是特别简单的问题。我能够展示的是我自己的作品和成果，我不觉得我的质量在下滑，谢谢。

问：之前您说到建筑的内部设计，可能您对外部设计不是那么关注，现在处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和态度。互联网这样的数字产品会如何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不用假装说，我们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我可以想到的是在90年代中期，我们当时坚信建筑不仅仅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且也是可以适应整个数字时代，或者是去适应整个科技领域。因此，我觉得这是这些数据、分发中心能够做的事情，这都是数字手段。这样的建筑完全可以被接受。在未来，这种是很少见的，我们要产生大的达尔文主义，关于建筑和建筑的技术也是需要人类去考虑的。

问：关于虚拟现实呢？虚拟现实将怎样影响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答：我觉得虚拟现实很了不起，可能在未来的35到40年，人们对于新技术的向往，包括向往新的设备，它将变得人人可用。直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给建筑带来任何清晰可见的变化和影响。VR可以给人们带来非常强的感官刺激，这与建筑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补充，而不会真正改变建筑本身。

问：我的问题是从我的角度而言，您的作品《疯狂的纽约》是您最重要的作品。您如何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似乎在这本书以后，您一直是以实践为主，而并不关注理论，您是不是已经放弃了建筑理论方面的研究？

答：并没有，《疯狂的纽约》是我很多工作的结果，花了我很多时间。在之后的著作中，我也想尝试定义城市是如何改变的，包括光谱城市。我提到了建筑的改变，包括建筑背后的思考。这些是更短的书，但这些书也是我的宣言。这也是驱动着我跟任何一个时代产生共识，包括了解我们所经历的时代，以及我们对时代的反馈。这也是我永恒的努力，去让建筑永远都在这个社会视野的中间，包括什么是建筑要去竞争的。

问：我读了您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的性格》。您提到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有些情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能不能讲一讲关于中国的特征、中国的性格，特别是与您在北京的建筑作品相关。

答：我觉得中国的性格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与众不同、那么的独特。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的国家。实际上阿拉伯国家、东欧也有这种非常深刻的激进改革和变革。比如，柏林的城市中心已经完全改变了。跟北京一样，好像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如果你让我讲讲中国的特质、中国的性格，实际上是速度、市场经济、现代化、原生文化之间的角力。这也在德国、迪拜、阿布扎比发生。这种境况，我们所有人都要经历，所有人都要考虑我们究竟是用建筑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