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8日上午，铁道部十三工程处的几个休班的青年职工在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自治旗加格达奇区的五花山的树林里采蘑菇时发现一处林中空地的灌木丛边有一堆用树枝盖着的东西，拨开树枝后竟然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几个男女青年顿时被吓得吱哇乱叫，留下一名男青年看守现场，剩下的人跑回工程处报告。
……
在接到铁道部十三工程处公安股的通知后，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处刑警大队的侦查技术人员驱车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法医尸检判断死者系一名年龄在25岁至35岁的年轻女性，身高在1.62米左右，死亡时间在半个月左右，面容因为腐败已经完全无法辨认，经解剖发现胃内有残留的面包和红肠，根据消化程度判断，死者是在食用面包和红肠后不足半个小时遇害的……
经走访调查，本地在近一个月并没有失踪的年轻妇女，所以这具女尸的尸源应该来自外地，但因为其身上并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物证，再加上面容完全无法辨认，所以一连四天，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处追查尸源的工作毫无进展，只好在9月12日向黑龙江省公安厅求援。
9月15日，被剔光残皮剩肉并清洗干净的女尸头骨被送到黑龙江省公安厅，交给省厅技术处法医车德仁的手中，给车德仁的任务就是使用颅相复原法对这颗头骨进行画像，以此来还原女尸生前的样貌。
9月17日，车德仁交出了自己的“答卷”，瓜子脸、双眼皮的丹凤眼、黑弯眉、细鼻梁、樱桃唇、耳朵小且贴着颅侧；根据颅骨周长测算出女尸的身高为1.61~1.63米（身高为颅骨周长的三倍），根据骨密度测算出死者的年龄为30~32岁之间。
根据车德仁法医自己的说法：当时绘制完死者复原肖像并对着颅骨进行最后的比对时，这颗颅骨似乎就在对他讲：“不错，这就是我！”
车德仁发现，颅骨的额头顶部有一块长7厘米、宽6厘米的缺损，这是导致死者死亡的致命伤，经判断应系用类钝器猛烈击打数下所造成的，直接死因应系钝器击打造成的颅内大出血；除此之外，颅骨表面还有三十二处两两成对的骨凹陷痕迹，判断也系同一把钝器击打所造成。
从这些击打后留下的骨凹陷痕迹看，凶手在使用工具时非常不顺手，属于质地坚硬、形状固定但又不便于挥动的铁器类工具，因此才可能在颅骨上留下这么多击打的痕迹，而且凶手肯定不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以凶手的力气，要造成那块长7厘米、宽6厘米的致命缺损，不击打个上百下是形成不了这种缺损的。
为确定凶手杀人时使用的凶器种类，车德仁从各处收集到一大堆钝器：有各种型号的螺丝刀、铁板手、小榔头、老虎钳等物，然后将这些钝器对着硬度和颅骨密度差不太多的瓦楞纸板进行反复击打试验，然后将这些钝器击打在瓦楞纸纸板上留下的痕迹和颅骨上的凹陷痕迹进行反复对比，结果发现用老虎钳子竖着向瓦楞纸纸板“捣”下去时，留在上面的痕迹与颅骨上两两成对凹陷痕迹非常相似——
最后，车德仁告诉等候结果的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处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刑警队的侦查员：凶手系用老虎钳作案，从其作案心理、作案手段、作案准备以及选择的作案地点综合分析，凶手系年轻男性，和死者关系密切，虽然作案手段凶残，但对如何击打才会致人死命方面缺乏经验，说明凶手在作此案之前可能没有任何前科，作案性质较大可能系仇杀。
……
随即，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处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立即根据车德仁法医绘制的死者复原肖像印发协查通报，在加格达奇区所有的旅社和招待所进行走访，查找有没有长相类似的女人在8月25日至8月30日这段时间来店投宿。
结果在9月18日，侦查员在加格达奇商业局招待所走访时，负责住宿登记的服务员表示：“这个人我有印象！”
该女服务员表示：这位女同志是8月27日早晨来招待所办理入住登记的，根据住宿登记簿上的信息，此人名叫陆惠英，时年31岁，在阿木尔林业局教育科当科员，来加格达奇是出公差，登记住宿的房号是209号房。而且，陆惠英在8月28日凌晨5时不到离开招待所外出，至今未归，也没有退房，但是随身携带的行李已经被拿走了。
根据这条线索，侦查员兵分两路：一路根据住宿信息寻找8月27日同住209号房的另一名住客了解当天的情况；另一路前往阿木尔林业局了解陆惠英出差的情况。
当天下午，侦查员就找到了8月27日曾和陆惠英同住209号房的住客——某单位妇联女干部赵某，根据赵某的回忆：“8月27日早上，服务员领着一名女同志来到房间，这名女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自称是阿木尔林业局教育科科员陆惠英，她在一张空床上放下行李后不久就出去了，直到当晚11点多才回来。我当时已经躺下，但并没有睡着，她进屋后怕影响到我，就没有开灯，脚步放得非常轻，然后拿出洗漱用具就去了盥洗室。几分钟后她从盥洗室里出来就声音很轻的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4点多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起床的声音，待我睡到6点半醒来的时候看到陆惠英的床位已经空了，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而且到我9月2日退房离开的时候再也没见她回来。”
当赵某看了复原画像后，当即表示“是她，就是她，一模一样！”
9月19日上午，连夜驱车赶了一夜路的另一路侦查员赶到阿木尔林业局，林业局教育科证实确实有一个叫陆惠英的女科员在这里工作。科长回忆说：“8月25日早晨上班后不久，陆惠英就来找我请两天的假，去一趟加格达奇去办点私事，问她有什么私事她不肯说，当时科里刚好要派人去加格达奇出公差，我就派她去了，这样还免得她请事假。她对我讲（8月25日）晚上的火车，最多两三天就回来，结果她这一去就再也没了消息，我们一直在找她。”
科长在看到复原画像后惊呼：“这不就是陆惠英吗？她怎么了？”
侦查员回答：“她死了，死在加格达奇。”
至此，死者的身份确认：时年31岁的阿木尔林业局教育科科员陆惠英。
在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后，侦查员立即在阿木尔林业局党委的大力协助下对陆惠英的社会关系开展调查，以期发现新的线索。
经了解，陆惠英是从浙江插队到漠河的知青，因为文化水平高被林区推荐到师范学校上学，198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阿木尔林业局教育科工作，由于文笔较好，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一些文学作品被一些报刊杂志刊载，她写作的儿童文学《大兴安岭冬天的童话》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被不少行家认为有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的潜质。因此，陆惠英也成为阿木尔林业局教育科的重点培养对象。
一名经常帮他人当红娘的林业局女干部告诉侦查员：陆惠英被分到林业局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所以大家都以为她是单身，再加上她长得文静秀气、文采出众，不少男青年对她青眼有加，于是有人托她给牵个线、搭个桥。然而，当她向陆惠英提起准备给她张罗个对象时，陆惠英笑眯眯地对她说：“大姐，您别忙活了，我有丈夫，1981年领的证。”
女干部当时大吃一惊：“小陆啊，你结婚了啊？咋从来没见过呢？他是干啥的？”
“他是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念书呢。”
女干部表示，当时她半天嘴没合上，硕士研究生，这在当时简直就是碾压一切的存在，整个林业局都找不出一个能和硕士研究生比学问的，所以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给陆惠英介绍对象了。
问题在于，陆惠英在1981年领证到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时间，她的丈夫始终没有来林业局探过一次亲，都是陆惠英在探亲假的时候才有见面的机会，所以林业局的同事们虽然知道陆惠英有丈夫，但是这个丈夫长啥样他们都不知道，陆惠英的丈夫在阿木尔林业局属于一个“透明人”的存在。
因此，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决定查明陆惠英的这个从未在阿木尔林区露过面的丈夫。
在陆惠英的宿舍里，侦查员查到大量的信件，从信上得知陆惠英的丈夫名叫顾广尧，也是来自浙江的知青，但刚来黑龙江的时候两人并不认识，是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因为分在同一个班级所以认识的。
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成绩优异的顾广尧在1979考上了华东地区的某所大学，在他就读期间，陆惠英节衣缩食，除了饭钱和基本的生活费外，几乎将每一分钱都寄给了顾广尧，顾广尧对此甚为感动，在一番海誓山盟后两人在1981年低调的登记结婚。1983年，顾广尧考进北京某名牌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虽然研究生已经有了国家编制下发放的生活费，但是陆惠英依然每月给顾广尧寄生活费，看上去非常正常。
但是，就在1984年，两人之间的通信内容就发生了变化：顾广尧原本充满爱意和忠诚的书信被满纸的做作和敷衍的文字所取代，而且来信的数量也明显不如从前。借口往往都是“身体不太好”、“学业太累”、“因为想你（指陆惠英），所以心情也不好”。
可是，当陆惠英要求去北京探望时，顾广尧的回信却是：“千万别来，不仅影响不好，还会耽误我写论文。我放暑假一定去阿木尔看你，其实我也很想你，都快想疯了，但为了将来幸福的团聚，又何必在意这短暂的分离呢？”
不过，到了1984年暑假，顾广尧却来信说忙于写论文，还可能要跟着导师去外地考察，所以不能来阿木尔探亲了。而陆惠英的室友证实：那天陆惠英接到来信后，当即向科长请了假，连夜就买了去哈尔滨再转北京的火车票。六天后她回来了，回来就扑倒在床上大哭，说顾广尧变心了，喜欢上了别的女人，要跟她离婚，她节衣缩食资助他上大学，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不能就这样被他丢弃。并且还表示，如果顾广尧一意孤行要跟她离婚，把她逼到无路可走，她就去找他学校领导，找他的导师，问问他们是怎么教育学生的，请学校党组织评评理！但很快她就又哭着说：“我不会这么做的，要是真这么做了，广尧的前程就全毁了。他是有才华的，那样就太可惜了！”
……
看来，这个顾广尧有问题！
在随后的查看信件中，一封8月22日从北京寄出、署名是顾广尧的信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信中顾广尧告诉陆惠英：他会在8月27日到加格达奇，约她去加格达奇见面，把两人之间的事说清楚。
“怪不得陆惠英会在8月25日向科长请假，还说要去办私事，原来是要去加格达奇和顾广尧见面啊。马上传唤顾广尧！”
……
9月22日，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将顾广尧从北京带到加格达奇，审讯刚刚开始，这个身材矮小瘦弱，穿着一件在身上松松垮垮的灰色西装的顾广尧没有任何顽抗，很干脆的表示：“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找我，都是我干的。”
原来，顾广尧在考上硕士研究生后，觉得只有中专文化的陆惠英和他的距离越拉越大，越发觉得陆惠英配不上他，尤其是在学校里又交了一个来自老家同乡的女朋友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和陆惠英离婚。1984年7月，他借口要和导师外出考察而放了陆惠英的“鸽子”后，没想到陆惠英自己跑到北京来找他，还正好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卿卿我我的样子，他趁机提出离婚，被陆惠英断然拒绝，并且在盛怒之下的表示要找校领导和他的导师告发他婚内出轨的恶劣行径，要向校领导讨个说法。
这让顾广尧又怕又怒，因为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只要他事实上在搞婚外情的行为被捅出去后，他的前途和名声就全毁了，虽然陆惠英最终没有这么做，但是已经在顾广尧心头上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顾广尧生怕惹怒陆惠英导致陆惠英告发他，在反复权衡和谋划下，他在1985年8月22日给陆惠英写信，告诉她自己将在8月27日早晨坐火车到加格达奇，约她见一面，把事情说清楚。
“……在长春换车时，我在长春百货商店五金柜台买了一把老虎钳子，放在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来以前我已经想好了，如果陆惠英同意离婚，什么都好说，如果她不同意离婚，我就把她杀了。我不能再等了，我面临着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的问题，我和同班的女友已经有了那种关系，已经在商量毕业后结婚的事情，这女孩子不知道我是个已婚的男人。所以，我不能让陆惠英毁了我后半生的前途和幸福。”
“早晨4点，火车准点到了加格达奇，我在车站候车室见到了陆惠英，我看候车室正对着群山，就提议上北山区玩，那里环境好，又安静，方便我们讲事情……我们走下公路，沿着山脚下一条人迹踏出的小路上山，走了一段后，我离开小路，专门朝没有路的荒草和柞树丛里面钻，陆惠英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跟着我走，我们从认识开始，主动权就牢牢掌握在我手里，但想到她居然敢威胁我，我心头火就往上冒，就更加决心把她杀掉。”
“到了一小片林中空地时，我不走了，我对这个环境十分满意，看脚下是地毯式的青草，四周的树林像围墙一样围着，人站在里头就像一头扎进了深海里，有一种远离尘嚣、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觉得我在这里把她杀掉非常安全，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然后我把陆惠英给我披上的一件运动服铺在草地上，然后一屁股坐下来，并让陆惠英坐我边上，她从提包里找出一张旧报纸铺在我边上坐了下来，然后从包里拿出两只面包和一截红肠，我们吃完了面包和红肠后，我刚想提离婚，还没把离婚二字说出口，陆惠英就激动地表示坚决不离婚，我当时就气炸了，她挡了我的路就得死！”
“我确实不记得是怎么把她杀死的了，只知道我从公文包里拿出老虎钳子，朝陆惠英的头部一直砸、一直砸，我只记得我当时把她恨透了，恨之入骨。我只记得她说她要告发我，要叫我身败名裂，所以我不把她杀掉我这一辈子就会毁在这个女人手里。我特别奇怪自己当初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疯女人，一想到这些我就痛恨不已。我用老虎钳子砸她的时候，感觉我砸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多年以来纠缠我、让我喘不过气脱不开身永无出头之日的一个魔鬼……砸了多少下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我砸累了后，累倒在她的尸体旁，我以为我也会跟她一起死掉，等回了口气后，我把陆惠英的尸体啦到灌木丛处，用树枝盖好。然后我翻了她的提包，里面有一沓她写的童话手稿，还有200块钱，我把钱拿走了，把其它东西连同老虎钳子一起塞进她的提包，扔在山脚下的一条小河里，后来我打听到那条河叫甘河……”
“是我杀了她，我无话可说，愿受严惩，但我有三点要求：一、我希望把我带到大兴安岭的那片林子里枪毙，就是陆惠英死的那块地方；二、不要把告诉我父母我是因为杀人而被枪毙的，他们受不了这个刺激，会被活活气死的；三、我对不起我的女朋友，我欺骗了她，请转告她，让她把我忘掉，开始新的生活……”
在顾广尧的指认下，侦查员在甘河中捞出了陆惠英的那只提包，里面发现了一把沾血的老虎钳子，以及沾着已经干涸的血迹和脑浆的童话手稿……
最终，顾广尧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