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承德市围场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个刚刚出狱的老土匪齐达榜被分配到当地送货。一天，他开着大车来到了南北营子村，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农，正在田间劳作。这位老农看到齐达榜后，立刻低下头快步离开。这个细微的动作，却勾起了齐达榜20多年前的记忆。那段尘封的往事，关乎着1947年震惊冀东的柴胡栏子惨案。这位看似普通的老农，真实身份究竟是谁？他为何会在看到齐达榜的那一刻仓皇逃离？而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往事？
一、任芳武的早期生活（1898-1945）
1898年，任芳武出生在河北承德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任福全在当地拥有数百亩良田，还开设了三家钱庄，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富户。任福全膝下只有任芳武这一个独子，从小便对他百般宠爱。
在当时的承德农村，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并不多，但任芳武却有幸进入了县城里最好的私塾读书。然而，他并不珍惜这样的机会，整日里只知道吃喝玩乐，经常带着一帮地主家的少爷们在街上横行霸道。
1912年，任福全因病去世。年仅14岁的任芳武继承了家业。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加上年少轻狂，短短几年间就将三家钱庄经营亏空。到了1915年，任家的钱庄相继倒闭，只剩下了祖传的田产。
生意上的失败并未让任芳武收敛，反而让他变本加厉。他开始纠集地痞流氓，在当地横行霸道。1920年代初，任芳武已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恶霸，经常带人强占良田、勒索商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热河沦陷。任芳武看准时机，主动与日军建立了联系。1933年初，他被日军扶持为热河省承德县维持会的会员。在这个职位上，任芳武不仅替日军搜刮粮食、征收税款，还经常带人四处抓捕抗日分子。
1935年，任芳武更是成为了日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治安维持会＂的重要成员。他利用这个身份，不仅为自己谋取了大量利益，还借机报复那些与他有过节的乡亲。据当地老人回忆，在这期间，任芳武至少导致了十多个抗日志士被捕入狱。
1940年，任芳武又被提拔为伪县参议会议员。他开始大肆搜刮民财，不仅强征抗日村庄的粮食，还勒索过路商队。短短几年间，他又积累了不少财富，在县城里置办了三处宅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任芳武见势不妙，立即将家产变卖，携款潜逃。然而，他并未就此收手。在得知国民党即将进驻热河后，任芳武主动与国民党军队取得联系，想要重操旧业。这一次，他的目标是组建一支武装力量，继续在当地称霸。
二、从地主到土匪（1945-1947）
1945年末，国民党第93军进驻热河地区后，任芳武立即找到了暂编22师的师长赵明德。凭借着在日伪时期积累的人脉和财富，他很快获得了赵明德的信任。赵明德授权任芳武在承德、赤峰一带组建地方武装，名义上是＂剿匪自卫队＂，实则是为国民党部队充当地方喽啰。
1946年初，任芳武以高价收购军火为由，从国民党军队手中买到了第一批武器装备。这批装备包括了100余支步枪和3挺轻机枪。有了武器，任芳武开始在当地招兵买马。他首先找到了此前在日伪时期与他有关系的一些地痞流氓，又通过高价悬赏吸引了一批亡命之徒。
到1946年4月，任芳武的武装已经发展到300余人。他将这支队伍命名为＂热河挺进队＂，并在承德西北部的山区建立了据点。这支队伍表面上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烧杀抢掠的勾当。
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任芳武开始拉拢其他土匪团伙。当时在热河一带活动的大小土匪团伙不下十余股，其中以张二狗、李三炮的队伍最为出名。任芳武用重金收买了这两股土匪，使得队伍一下子扩充到了800多人。
1946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在热河地区的战事不断推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暂编22师师长赵明德为了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步伐，决定加大对任芳武等地方武装的支持力度。他不仅给任芳武补充了大量弹药，还派来了几名军事教官，帮助训练队伍。
在军事教官的指导下，任芳武的队伍开始系统地学习军事技能。他们还在山上修建了工事，储备了大量粮食和弹药。到1947年初，这支队伍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战斗力。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热河全境节节败退。暂编22师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在撤退前，赵明德找到任芳武，要求他的队伍留在当地继续打游击，为国民党军队制造麻烦。作为回报，赵明德不仅给了任芳武一大笔军费，还留下了两门迫击炮和五挺重机枪。
为了向国民党表示忠心，任芳武决定干一票大的。他派出侦察人员，在承德、赤峰等地打探解放军的行动情报。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目标：即将从林西返回唐山的冀东军分区代表团。
三、柴胡栏子惨案始末（1947）
1947年4月15日，冀东军分区代表团一行12人从林西出发，准备返回唐山。代表团由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国华带队，成员包括参谋长李明德、政治部主任王子林、两名女电译员以及7名警卫人员。为了确保安全，军分区还特意派出了一个骑兵连担任护卫，由连长王虎庆负责。
4月16日凌晨，代表团一行人来到了柴胡栏子村外的山路上。这里地势险要，两边是陡峭的山崖，中间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按照正常行军计划，代表团应该绕道平原地带前进，但王虎庆为了赶路，擅自决定抄近路通过这段山路。
就在代表团进入山路的瞬间，早已埋伏多时的任芳武部队突然发动了袭击。土匪们居高临下，用两门迫击炮和重机枪对代表团展开了猛烈射击。由于地形限制，骑兵连根本无法展开队形进行反击。
战斗中，张国华等5名师级干部在第一轮炮击中牺牲。两名女电译员李红梅和张玉华被土匪生擒。王虎庆在战斗爆发后，不顾代表团安危，带着大部分骑兵仓皇逃离，只留下了少数警卫人员和代表团成员在艰难抵抗。
危急时刻，附近的柴胡栏子村和东山咀村的群众听到枪声后，立即组织了一支临时民兵队。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从侧面山路包抄了土匪的阵地，打乱了土匪的部署，为剩余的代表团成员争取到了突围的时间。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幸存的代表团成员成功突围。当地民兵还冒着枪林弹雨，将部分烈士遗体抢救了出来。两名被俘的女电译员经历了三天的折磨后，在押解途中趁着看守不备，抢夺了敌人的手榴弹同归于尽，用生命捍卫了军人的尊严。
这起惨案震惊了整个冀东地区。冀东军分区随即派出精锐部队展开地毯式搜索，誓要将凶手绳之以法。然而任芳武早有准备，在得手后立即带领部众分散逃窜。当地群众在搜捕行动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主动为部队提供线索，协助搜捕任芳武的残部。
经过一个月的围剿，任芳武的部队被歼灭大半，但任芳武本人却不知所踪。据后来审讯落网的土匪交代，任芳武在逃跑时，带走了一大笔现金和金银财物。至于王虎庆，由于临阵脱逃，被军事法庭以严重失职罪判处极刑。
烈士们的遗体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被安葬在柴胡栏子村东侧的山坡上。村民们自发在墓地栽种了白桦树，每年清明都会前去扫墓。这片白桦林不仅是对烈士的纪念，也成为了见证这段历史的永久丰碑。
四、潜逃与追捕（1947-1968）
1947年5月，在柴胡栏子惨案发生后，任芳武带着几名亲信和大量财物，沿着长城古道向西逃窜。他们避开大路，专走偏僻的山路，昼伏夜行。任芳武凭借着多年的地方经验，成功避开了多次围捕。
在逃亡途中，任芳武先是躲在宣化一带的深山里。那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藏身之所。他用金银财物收买了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为他提供食物和情报。这些人在山下的集市上打探军警的动向，然后及时通报给任芳武。
1948年初，由于军警搜捕范围不断扩大，任芳武不得不继续西逃。他带着剩余的亲信，穿过河北北部的崇山峻岭，一路摸索到了张家口。在那里，他巧遇了此前在热河时期的一个旧部刘二和，此人已经改名换姓，在当地开了一家小饭馆。
刘二和收留了任芳武，将他安排在饭馆后院的地窖里藏身。任芳武用黄金换取了一个新身份，化名张永福，以刘二和的远房表弟的身份在饭馆帮工。为了避人耳目，他故意将脸上抹上烟灰，装作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1949年，张家口解放。任芳武见形势不妙，再次逃往更偏远的地方。这一次，他选择了内蒙古的阿拉善盟。那里地广人稀，是蒙古族牧民的聚居地。任芳武靠着随身携带的金银，在当地一个牧民家中租了一间蒙古包，开始了放牧生活。
1953年，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通缉行动，任芳武的画像被张贴在各大城市和乡村。一位路过的商人认出了他，向当地政府报案。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实施抓捕时，任芳武又一次成功逃脱。
这次之后，任芳武更加谨慎。他来到了甘肃北部的一个偏远山村，在那里娶了一个寡妇，以务农为生。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从东北逃荒来的灾民，对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
1960年，当地一位老游医在给任芳武治病时，发现他左臂上有一处枪伤疤痕。这个特征与通缉令上的描述完全吻合。游医向县城派出所报告了这一发现。这次，任芳武终于没能逃脱。在公安机关的突袭行动中，他被当场抓获。
经过审讯，任芳武对柴胡栏子惨案供认不讳。他交代了自己这些年的逃亡经历，以及藏匿在各地的赃物。专案组根据他的供词，先后在张家口、阿拉善盟等地找到了大量金银财物，这些都是他在土匪时期抢劫所得。
1961年，承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任芳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63年，根据任芳武在服刑期间的表现，死刑改为无期徒刑。1968年，他被转移到围场县监狱服刑，后来因年老体弱获准保外就医，被安排在当地一个供销社做运输工作。
五、最后的结局（1968-1975）
1968年冬，任芳武在围场县监狱度过了他的第一个冬天。由于年事已高，加上长期逃亡生活的折磨，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监狱根据有关规定，安排他在监狱医务室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罪行材料，写下了详细的悔过书。
1969年春，监狱根据任芳武的病情，决定让他保外就医。他被安排在围场县供销社担任运输工作，主要负责往返于县城和各个乡镇之间的货物运送。每天清晨，他都要驾驶一辆解放牌卡车，将日用品送往各个供销社分店。
197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运送货物时遇到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正是当年柴胡栏子村帮助解放军搜捕他的民兵队长。老人认出了他，但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曾经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如今成了一名普通的运输工人。
1971年，任芳武因为工作表现良好，被允许参加供销社的业务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主动向年轻同事讲述自己的经历，将其作为反面教材。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犯罪史》的材料，详细记录了自己从地主到土匪的蜕变过程。
1972年，围场县公安局根据上级要求，对任芳武案进行了重新梳理。专案组找到了当年参与柴胡栏子惨案的几名幸存土匪，核实了案件细节。这些证词进一步印证了任芳武此前的供述。
1973年，任芳武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咳嗽不止。供销社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将他调离运输岗位，改为在仓库做清点工作。每天，他都要详细记录货物的进出情况，工作一丝不苟。
1974年初，任芳武的病情突然加重。县医院诊断他患有晚期肺结核。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医院特别安排了一间单人病房，并派专人看护。在住院期间，他将自己所知道的其他土匪团伙的情况都告诉了公安机关。
1974年底，任芳武的病情持续恶化。临终前，他要求见到当年柴胡栏子惨案的遇难者家属，但这个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他只能将一封长信交给了看守人员，信中详细交代了案件的始末，以及他这些年来的悔恨之情。
1975年3月15日，任芳武在围场县医院病逝，终年67岁。按照规定，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由县公安局保管。他生前的那些手稿被整理成档案，连同当年的案件材料一起，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生前最后一次接见他的狱警说，任芳武在弥留之际，一直在默默地说着什么，但因为声音太小，谁也没有听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