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凡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经历丰富，特别是跟随在周恩来左右20余年，使他个人的经历，与许多重大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人生中，又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担任领导工作，而且全程参与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创立过程。
而在其人生中，又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担任领导工作，而且全程参与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创立过程。那一时期，距今也有整整66年了，其中的许多细节，恰恰可以通过对童小鹏的个人经历的追忆而得以重温。
成为毛泽东秘书的秘书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为适应未来发展的形势，提高红军干部各方面的素养，经毛泽东提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时为红一军团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随即接到组织上安排他到即将成立的红军大学学习的通知。童小鹏得知自己能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心中无比高兴，他在家乡时只受过两三年很不正规的小学教育，而现在却能到革命队伍的最高学府学习了。
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正式创立。当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来参加了开学庆典。
毛泽东在庆典上讲了话。他先用生动风趣的语言，对当时的形势作了一番解说：“前一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我们没有那个本事，可也走了二万五千里……我们红军曾有几十万人，如今只剩下二万多。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这么个好地方，我们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呢。反正不到外国去，到外国去干什么？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当前，我们已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陕北老乡运东西用驴狗子，驴狗子不愿意上山，老乡们就在前面拉，后面推，就用鞭子抽。蒋介石抗日就像驴狗子上山，我们就要逼着他走抗日的路。”
◆1938年，童小鹏、朱瑞、杨尚昆、叶剑英、彭雪枫、张纯清、李涛（前排从左至右）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合影。
接着，毛泽东又讲到了办红军大学的意义：“第一次大革命，广东有个黄埔学校，黄埔学生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使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革命精神，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新创建的红军大学校部设立在瓦窑堡南门外的米梁山上，校长是林彪，教务委员会的主席是毛泽东，教务长是罗瑞卿。
红军大学初建时，学校学员分班不叫班，而是叫科，童小鹏被分在了一科。一科的学员大都是红军师级以上的干部，他们是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张纯清、杜理卿、杨立三、苏振华、符竹庭、耿飚、张爱萍、郭述申、赵尔陆、王平、周士第、张经武、陈士榘、黄永胜、彭加伦、周建屏、李涛、贾拓夫、邓富莲、张达志、宋裕和、莫文骅、贺晋年、张树才、刘惠农、吴富善、谭冠三、萧文玖、罗宝连、武亭（朝鲜）、洪水（越南）、童小鹏。一科的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
童小鹏回忆说，有人给一科的师以上干部学员做了一下统计，平均每个人身上有三个在作战中留下的伤疤。而童小鹏一直是做秘书的，身上一个伤疤也没有，他也不知道自己凭什么就和这些战功赫赫的指挥员们分在了一个科。
然而，在红军大学上课不到两个星期，童小鹏又突然听说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曾希圣提出要调他到二局去工作。他当时内心是不太愿意的，好不容易才有个学习的机会，因此他想找教务长罗瑞卿为自己争辩一下。
谁知童小鹏还没找到罗瑞卿，罗瑞卿却主动找到了童小鹏，正式传达了组织上的安排。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童小鹏只好表示接受。但他向罗瑞卿说自己虽然到二局工作，但希望还能抽工作空余时间到红军大学来听课学习。罗瑞卿很帮忙，亲自就此和曾希圣联系，征得了曾希圣的同意。
于是，童小鹏到二局工作后，一有功夫就跑去红军大学上课。这种边工作边学习的生活刚过了一个多月，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二局同意他重回红大学习。
当时红军大学学习的条件非常艰苦，教室是石洞，教师的讲台，学员的坐凳，都是石头。来红大讲课的毛泽东见此情景，诙谐地对学员们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可学习的是人类最先进的社会科学。”
童小鹏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清楚地记得，1936年8月13日，校长林彪突然把他叫去。说话一向简洁的林彪就对他说了一句话：“毛主席找你谈话，要调你去工作。”
童小鹏随后就去找了军委机要科的科长叶子龙，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带他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让童小鹏想不到的是，他第一次和毛泽东的“亲密接触”，竟是挨了毛泽东的好一顿批评。毛泽东披头就问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二局工作？”毛泽东这一问，才使他意识到，可能正是二局感到他人在二局，而心在红大，才同意他重回红大学习的。
毛泽东的责问，让童小鹏面红耳赤，不知如何作答。但毛泽东的批评却一发不止：“分配了一件工作不能够随便不做，如果大家都这样，那就连仗也打不成了。如果煤炭工人都不去挖煤，那所有的轮船、火车、工厂也就不起作用了。二局的工作并不怎么苦，就是苦，为了革命也是要忍耐的。红军应有它的纪律，不能任自己去挑选工作……”
但是，毛泽东对童小鹏也没有只一味批评。在批评之后，毛泽东语言缓和了下来：“你是很好的同志，还是青年，前途远大，应该知道这些……现在调你来这里工作，当秘书，你还可以去红大听课。”
那一天，从红大调出来工作的除了童小鹏，还有张纯清、张经武，他俩是被调去西安做统战工作。那天晚上，罗瑞卿特别为三位即将离开红大的人饯行。童小鹏说到白天在毛泽东那里挨批评的事，罗瑞卿说：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评是好事，现在又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更是幸运的事。要努力工作，还要好好学习。
第二天，童小鹏就来到了中央军委机要科，当时的机要科有李质忠、叶子龙等七八个人，他和李质忠、叶子龙两人住在一起。虽说童小鹏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秘书，可过了许多天，毛泽东有事还是找叶子龙，一直也没有找过他。
童小鹏想毛泽东不叫，他自己也不好往毛泽东那里跑，问叶子龙怎么办？叶子龙说，没叫你，你就在机要科先帮助校对电报吧。结果有不少知道了这一情况的人都和童小鹏开玩笑说：你是毛主席的“名誉秘书”，实际上是毛主席秘书（叶子龙）的秘书。
跟了周恩来源起于“半分私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及同他一起到西安敦促他们剿共的几位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共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的刘鼎当天就将此情致电在保安的中共中央。
童小鹏还记得电报来时是夜晚，他还和叶子龙睡在炕上。译电员朱志良拿着电文匆匆跑进来叫醒了叶子龙。叶子龙不懂电文中的“兵谏”两字是什么意思，就问童小鹏，童小鹏也不懂，赶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电文说“有好事了”，叶子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此事我最早是在采访叶子龙时听叶子龙讲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给中共中央去电，请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扣押蒋介石之后如何解决等重大事宜。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童小鹏在得知中共代表团去西安，要带报务员和译电员同行的消息，便生出自己随团前往的念头。他从小就牙不好，参加红军后长期受龋齿的困扰，苦不堪言，到陕北后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他想，随团到西安，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一方面是大城市医疗条件好，可以把自己的龋齿彻底地根治一下。
童小鹏把自己的想法跟机要科长叶子龙说了，叶子龙建议他直接找周恩来提要求。童小鹏来军委机要科后，和周恩来见过面，但从来没有单独和周恩来说过话，心想第一次单独说话就提个人要求是不是影响不好。
但忍不住龋齿折磨的痛苦，他还是在一次给周恩来送电报的时候，鼓起勇气把自己想随中共代表团去西安的愿望对周恩来说了。
让童小鹏想不到的是周恩来听了他的想法后，并没有批评他把个人的事和工作联系到一起，而是很和气地说：这没有问题。西安那边虽然有报务员和译电员，但代表团去了，电报往来会很多，原来的人手可能不够，已经考虑带曾三去当报务员，你可以去当译电员。
周恩来还说：“我知道你在机要科中文化水平高一点，你去正合适。一边工作一边补牙，有别的病也一起治了。”周恩来的理解和体贴，让童小鹏顿时感到十分温暖。
12月14日，童小鹏就和周恩来及其他随行人员从保安出发赶往延安（当时还叫肤施），并于16日从那里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后来有人说周恩来等为处理西安事变是12月17日到达西安的，但童小鹏的记忆是16日。
从那以后，童小鹏跟着周恩来，到了西安，到了南京，到了武汉，到了重庆；在解放战争期间，又跟着周恩来到了南京，到了上海，基本上都在周恩来身边，担任机要工作的负责人。
从城市归来进了城工部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随后向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办事机构下发了“逐客令”。1947年3月7日，童小鹏随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一道，从南京撤回延安。
也许是由于从西安事变爆发后，童小鹏就跟随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所以他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工作。此时的城工部是1946年12月重新组建的，部长由周恩来亲自兼任，李维汉是副部长。童小鹏到城工部后，担任了城工部的秘书处处长，主管秘书和机要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城工部的所在地，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
在将近11年的时间里，童小鹏工作的所在地基本都在大都市，武汉、重庆、南京。从大城市归来，进入城工部工作，似乎顺理成章。当时中共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究和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并负责培训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
然而，童小鹏刚到延安不久，国民党就在预谋发动对延安的进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各单位都开始紧张地准备撤离。为应对新的局势，中共中央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领导的中央前委，坚持在陕北与敌周旋；由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后委，在陕北与河北之间的山西临县三交镇，成为中央前委与全国各战场的联络中转站。童小鹏所在的中央城工部也到了三交镇，受中央后委的领导。
在整个转战陕北期间，因城工部部长周恩来人在前委，故而城工部的工作由新组成的部务会议集体领导。部务会议成员12人，他们是李维汉、华岗、潘梓年、于江震、童小鹏、王翰、薛子正、齐燕铭、张友渔、周子健、陈华、何其芳。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为了隐蔽和保密，许多部门对外都有一个代号。像毛泽东所在的前委就曾经叫“昆仑纵队”，城工部由于有好几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代号便和教育产生了关系，被取名叫“师范研究班”。
据童小鹏回忆，那一阶段城工部的主要工作有三个方面：一、掌握情况，向中央提供建议；二、总结经验，积累经验；三、训练干部，输送干部。当时主要是训练随部队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工作的干部。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童小鹏除了自己原来主管的秘书工作外，还负责中共中央与国统区秘密电台的联系。这个工作系统担负着及时地把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到各地下党组织，并把国统区各地情况搜集起来上报党中央的任务。
童小鹏根据周恩来“第二战线”的思想，积极展开工作，为中共中央指导国统区的群众斗争和学生运动，为争取国民党人员弃暗投明，为争取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接受中共立场，展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要求城工部等部门对民主同盟的恢复，对李济深等反蒋派，对冯玉祥，对一切可能争取的中间派，要更为积极地争取和合作。
1948年1月15日，周恩来亲自向城工部和社会部的领导布置任务，要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指导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上层统战工作。
4月下旬，中央城工部全体人员都齐集到了河北建屏西柏坡东边的李家庄。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不再兼城工部部长一职，李维汉任部长。
这时的城工部机构也做了调整，分设了三个室：一室是城市政策研究室；二室是蒋管区工作室；三室是南洋问题（研究华侨问题）室。不久，城工部内又新增设了解放区城市政策委员会，李维汉兼主任，下设工业、商业、文教、市政四个组。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初创
1948年8月，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始陆续进入解放区。在8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大家提议将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以便参加政协筹备工作。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原城工部所管解放区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划归中央政策研究室。”李维汉任部长，高文华任副部长，齐燕铭任秘书长，童小鹏任副秘书长。
统战部组建后的中心工作，就是受命筹备新政协，接待从各地护送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当时统战部本部的业务干部只有30多人，加上机要勤杂人员才百把人，同时经费也十分紧张，担负这样的任务面可谓困难重重。
为了接待前来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统战部在石家庄建立了交际处，以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为基础，增加了一些干部，负责接待民主人士。金城、申伯纯分任交际处的正副处长。民主人士到达石家庄后，先在交际处住下，然后再用吉普车转送到李家庄。
由于从北平、上海到解放区参加政协工作的一批民主人士马上就要到来，当务之急就是先要让他们能住下。统战部所在的李家庄，当时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统战部自己人员在这里驻扎，房子就已经很挤了，民主人士来了，如何安顿呢？
根据部内的分工，周子健主管总务和财务，解决接待住房的问题由他主要负责。在他的组织下，统战部干部们将自己住的较好的房子腾了出来。此外迅速召集当地木工、泥瓦工组成建筑队，利用村里的空地和旧房，新建和装修出几栋土木结构的平房。给这些平房砌上土炕，配上木制家具，便成为当时李家庄里的“高级宾馆”。
11月，由北平、上海、西安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胡愈之、沈兹九、吴晗、符定一、周新民、刘清扬、严信民、韩兆鹗、何惧等。不久，周建人、雷洁琼、翦伯赞、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宦乡、张曼筠、周颖、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也来了。
民主人士多数来自上海或北平，习惯住城里的洋房，饮食也比较讲究。来到中共的根据地，住进了李家庄的“高级宾馆”，吃的是首长小灶，虽说与大城市无法比，但当他们看到自己住所的条件比统战部长李维汉住的还要好，伙食都和部长一样，从内心感到满意，有些人士还对共产党的如此优待感觉有些过意不去。
作为统战部初成立时的副秘书长，童小鹏分管的是行政和秘书工作，此外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中共中央与上海、香港等地党组织的秘密电台通信联络。与这些方面的联络收发报，多在深夜进行，而且每件都必须及时收发、送达。因此他白天上班，晚上也要上班，成为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当时的电台在十几里之外，紧急电报收发，全靠着童小鹏睡觉炕上的一部手摇电话机。电话铃声、急电传送的口述和复述声，经常吵得他睡不成觉。
后来，童小鹏能够成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有着“世界最忙碌的人”之誉的周恩来对他长期使用而感到得心应手，与他能够不知疲倦地长时间工作不无关系，而他这种能力的养成，又与他在统战部成立初期的这段不分昼夜的工作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统战部首先接管了中南海
平津战役中，在中共的军事包围和政治争取下，国民党北平“剿总”司令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北平解放为政协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得政协筹备工作必须加快步履。
2月l日晚，周恩来将统战部的齐燕铭、周子健召到西柏坡，亲自布置他们立即前往北平，准备接待民主人士进北平的住处和政协筹备会的会场，同时准备车辆护送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前往北平。
齐燕铭、周子健于第二天就率统战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奔赴北平。他们到北平后，在华北局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协助下，首先接管了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并迅速展开中南海内的房屋管理和卫生清理等工作，以便将这里作为参加政协筹备工作人员的住所和办公处。
刚刚接管的中南海，满眼是荒芜萧条的景象，许多古建筑已经很破旧，不少房屋衰败不堪，到处杂草丛生，垃圾污泥遍地。
在中南海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的带领下，几个干部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着手清理环境卫生，派部队进中南海清理污泥杂草。修缮房屋、扫雷、防火和安全保卫等工作也同时展开，联系中央警卫处安排中南海的警卫。准备给中央领导居住和活动的颐年堂，准备政协筹备会办公、开会的勤政殿和开大会用的怀仁堂，安全保卫和各种设施的安装修复，被放在了优先位置。
与此同时，申伯纯带领统战部交际处接管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远东饭店等大饭店后，协同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等部门，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对饭店的人员进行审查、政治教育，为大批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进入北平提供生活和工作方便。
3月10日，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统战部的大部分人员到达北平，住进了中南海。李维汉在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后院正厅居住和办公，其余人多住在静谷北面的居仁堂。住进中南海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操持政协筹备工作同时，抓紧起草了《对新政协单位与人选的拟议》，上报中央。
童小鹏和妻子紫非刚进中南海时，被安置在颐年堂大厅的西侧。几天后，因颐年堂大厅要接待客人，他们就搬到了颐年堂后院的东厢房。
由于当时与统战部机要科配套的军委三局电台设在西郊八大处，从八大处到中南海相距甚远，且道路交通很差，送报往来非常不方便。主管秘密电台联络的童小鹏经请示同意，在中南海内架设了一部电台，同香港、上海等地秘密电台保持联系。
在统战部的领导中，因为童小鹏主管着与香港、上海等地秘密电台的联络，所以他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打交道最多。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在香山，为了保障密码的安全，中共中央规定，机密电报一般不抄送驻城内的部门，中央各部的部长都是每隔几天自己去香山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看机密电报。
◆1945年童小鹏（中间挎相机者）随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
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紧锣密鼓，作为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忙得无法分身，没时间亲自去香山，就委派童小鹏代他去看电报。有关统战部的文电，也请机要处加抄后，由去看电报的童小鹏带回。其他的文件，也都由童小鹏在香山看后回中南海口头传达给李维汉。
有一次，童小鹏从香山回城，走到青龙桥附近时，车子突然起火。司机脱下棉衣将火扑灭，但车子却再也开不动了，童小鹏和司机只好在路边坐等。幸亏那天中央军委卫生部的部长苏井观也到了香山，他天黑后回城里，途中看到了狼狈不堪的童小鹏，才把他们一同捎回了城里。
周恩来不到机场迎接张治中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后，企图通过国共和谈达到“划江而治”，表示愿意就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代表与中共谈判。
3月26日，中共中央同意于4月1日在北平同国民党政府代表举行和谈。中共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后国民党决定加派刘斐为代表，卢郁文、屈武为顾问，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中共方面则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经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批准以统战部齐燕铭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负责南京代表团的接待和谈判期间的秘书工作。周恩来决定南京代表团住六国饭店，谈判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由统战部布置会场，警卫处安排警卫。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都住在香山，距离北平城里20多公里，加之道路狭窄不平，汽车又都是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破旧汽车，走一趟要一个多小时，晚上更不安全，这对每天都要同民主人士打交道的周恩来显得很不方便。本来一天24小时他已经感到不够用，还要花几个小时在路上，更成为他的沉重负担。与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又是在中南海进行，为了工作方便，李维汉、齐燕铭同周恩来商定，在中南海里给周恩来找个办公和休息的地方。统战部随后将周恩来的住所选在了颐年堂后院东侧的一个四合院。这个四合院就是著名的“菊香书屋”，故而第一个住进这个著名院落的中共领袖是周恩来，而不是后来的长期主人毛泽东。
“菊香书屋”的北屋有正房五间，周恩来只要了东边的两间；西边的两间给了中共五老之一林伯渠；中间一间作餐厅和会客室。周恩来的警卫住院子的东厢房，而童小鹏和妻子紫非也搬进了“菊香书屋”，住在了西厢房。童小鹏继续负责着中共中央与香港、上海等地秘密电台的联络，他经常要给周恩来送电报，住进同一个院子就方便多了。
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飞抵北平。周恩来事前得知张治中在来北平之前，曾两次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和谈事宜，为表示对此不满，他没有到机场迎接张治中。因此当张治中等走下飞机，见机场只有林伯渠、李维汉时，感到有些诧异。
当晚，周恩来偕同中共代表团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到六国饭店看望和宴请张治中一行。宴后，周恩来和张治中长谈，当面表达了对其两次到溪口的不满，并说明自己正是因此而不到机场接他。
在谈判持续的10多天里，周恩来多次和张治中交谈，还陪他到香山与毛泽东长谈了半天。这期间周恩来曾5次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报告了国共和谈的情况，向他们征求意见，亲自拟写了《国内和平协定》的草案。童小鹏则在谈判的过程中，进入现场拍下记录历史的珍贵照片。
4月13日，草案交南京代表团，当晚即进行了正式会谈。经反复磋商，坚持按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原则，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提出的几十条修改意见。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谈中南京代表团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议》。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翌日便赶回南京，劝南京当局接受这个协议。
然而，国民党政府的决定权依旧操纵在“下野”的蒋介石手里。李宗仁、何应钦拿到协议后，即送蒋介石审看定夺，蒋介石指示：协议万万不能签。李宗仁、何应钦遂于20日深夜致电张治中，拒绝接受协议。鉴于国民党政府的表态，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
与毛泽东同院而居
1949年6月11日，经反复协商和充分准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认真而又没有拘束地商定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单位和人选的初步名单，在这个名单基础上，初步拟定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人选。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正式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共23个单位的代表134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先后讲话，之后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政协筹备会的组织条例和常务委员会名单。
◆童小鹏（左三坐者）随周恩来到西安后，与叶剑英（左一）等在一起。
当晚，举行了新政协筹备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筹委会内成立了6个小组，周恩来被推举为第三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这是筹备工作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周恩来深知《共同纲领》是建立新中国的总章程、总政策，实际上也是新中国第一部临时性的根本大法，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影响重大，因此他下最大决心，在政事纷繁的百忙中暂时搁下别的事情，集中精力，不分昼夜地在勤政殿里查阅大量资料，亲自执笔，用7天时间拟出《共同纲领（草案）》全文，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讨论。
在新政协筹备工作中，有许多重要问题必须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和请示；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也经常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人士面谈，商议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因此，从香山到城里的长时间往返也让毛泽东感到十分不便。
6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在中南海里找个住所。周恩来考虑自己此刻住的院子比较安静，适合毛泽东居住，就提议把他和林伯渠居住的正房让给毛泽东，自己搬到院子的南房里办公和居住，又给林伯渠另找了房子。
从那以后，毛泽东来中南海，就住在了菊香书屋院子的正房。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住进了原来周恩来警卫员住的东厢房，和童小鹏对面。这样，童小鹏就和毛泽东同院而居了。
他的老相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也搬了进来。叶子龙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挤在院子旁边的一间小库房里。香山来的一位炊事员，在院子里临时搭个小灶，给毛泽东做饭煮菜。叶子龙有时会亲自下厨，给毛泽东炒个他喜欢吃的辣子鸡。
就在童小鹏与毛泽东同院而居的那段日子里，毛泽东写成了他那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名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于6月30日公开发表，为新政协的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共同纲领》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毛泽东到“菊香书屋”住了没多久，他的大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来中南海看望父亲。叶子龙就把李敏临时安排在童小鹏家暂住，并嘱童小鹏妻子紫非照顾。
作为童小鹏家的西厢房，面积不到20平米，本来住着夫妻俩就已显得局促了。李敏是客人，她来了，自然要好好照顾。于是童小鹏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临时支了个床铺，打起了“游击”。
有一天，毛泽东利用休息时间来看李敏，正好紫非也在房里。毛泽东对李敏说：“你在阿姨这里睡，好呀!”当时紫非只有20来岁，一听到毛主席要李敏叫她阿姨，还有点不好意思。两天后，李敏就离开了童小鹏家，中央办公厅为她另外安排了住处。
又过了一段时间，江青也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又把他办公和居住的南房让给了江青。考虑到政务院日后可能设在中南海的位置，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周恩来选择了中南海西岸最北边的西花厅办公和居住。他在西花厅一住就是25年，直到与世长辞。
为了第一届新政协会议的召开
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部分机关和中央几位领导逐渐从香山搬进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也逐渐从原先办公和居住的丰泽园、居仁堂等处，迁移到更北边的锡福堂、迎春堂等处。
为了加强党对新政协会议的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决定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共设干事21人。干事会设常务委员五人，书记是周恩来，委员是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童小鹏随之以党组干事会工作人员的身份，投人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工作中，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下，完成他所交办的各项任务。
◆这张照片许多人都知道，却没几个人知道拍照者是童小鹏。
周恩来在党组干事会上作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报告。他说：新政协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全国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政治协商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
身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是当时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重要角色。他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长，对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理论很有研究。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小组组长，他在起草《政协的性质、地位和政权的组织问题》时提出：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政权机关，政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
童小鹏记得，在制定《共同纲领》过程中，涉及到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当时有人主张采取苏联的做法，实行联邦制。毛泽东曾就此问题征求各方意见。李维汉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比较适合我国国情，而不宜套用苏联的“民族自决”搞联邦制。李维汉的意见得到了纲领起草小组、筹备会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赞同，最终被采纳。
然而就在新政协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李维汉这个重要的角色却遇到了“无妄之灾”，摔断了右胯骨，不得不脱离了工作一线。
李维汉这一摔住院治疗了好几个月，在他治病期间，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一职只好由林伯渠来代理，统战部的工作则由副部长徐冰负责。
从6月15日到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开了两次全体会、八次常务委员会，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个月的筹备会，最大的成果就是为新政协的正式会议准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三个文件，同时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下，广泛协商拟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代表名单，完成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业。
此外，有关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等草案，也都在筹备会议中拟出。会议协商同意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五种类型，来自45个单位，共有正式代表585名，候补代表77名。
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把新政协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了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共中央。为了编这本资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从部长到具体工作人员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童小鹏也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他后来听说，毛泽东看到这本资料时高兴而风趣地说：这真是一本“天书”啊!
统战部初创时期第一个历史性的重要任务圆满完成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和特邀代表等共有632人，应邀来宾300人。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和郭沫若5人担任执行主席。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礼炮和军乐齐鸣。
◆童小鹏得意的新中国摄影史上第一张彩照。
就是在这个开幕仪式上，毛泽东在致辞中说出了那句让人记忆深刻的话：“……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共中央对这次政协会议非常重视，指定书记处书记彭真负责，成立会议的党组秘书处，童小鹏和中央组织部的韩劲草被指派为秘书处的正副处长，专门负责到会代表和工作人员中党员和团员的报到、编组和相应的活动。
秘书处请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专门作了一次动员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讲述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大会的意义和任务，他要求每个党员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团结党外人士一起把大会开好。他特别说明，大会候选名单中的党外人士的安排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党员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会后，各党小组学习和讨论了刘少奇报告，保证完成任务，使政协大会顺利进行。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前后开了10天。会议听取新政协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所作的筹备工作报告后，由周思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特点的报告》，董必武、谭平山也作了重要报告。会议期间，有各方面代表88人在大会上发言。
特邀代表宋庆龄盛赞这次政协会议的召开，她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体会议还通过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这天下午，全会选出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出56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下午6时，利用大会统计选票的时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致词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宣读完碑文，毛泽东、周恩来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尊敬。
10月1日下午2时，新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于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至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初创时期的第一个历史性的重要任务，圆满完成。童小鹏为自己有幸参与这项不寻常的工作，感到无比地欣慰。
当天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童小鹏身背相机，以大会工作人员身份，随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而许多新闻记者却因没被批准上城楼，只好守在梯道口捕捉这个历史时刻的镜头。
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童小鹏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按下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在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他抢拍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照片。
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是童小鹏用彩色胶卷拍的，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彩色胶卷和晒印设备，这个彩色胶卷是在香港工作的袁超俊此前不久刚托人送给他的。童小鹏拍摄后，托外贸部的人千里迢迢带到香港冲洗晒印。虽然童小鹏觉得拍摄效果不够理想，但它是新中国诞生第一时刻的彩照，是新中国摄影史上的第一张彩照，这已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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